城市中心和城市偏好的政策和发展路径、对农村发展投入不足和对农村资源和农民利益的汲取，共同造成农村发展相对缓慢。一些地方出现了严重的“空心村”现象。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就业，一些农村地区出现了村落中基本没有青年劳动力、农业生产和经济活动萎缩、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衰落的破败局面。

“空心村”是中国农村衰落的表现。在人口结构上，空心村表现为农村人口结构的恶化。在城镇化过程中，随着大量年轻劳动力外出就业，农村中少年儿童、家庭妇女和老年人口等非生产性人口比重更高。六普数据表明，全国平均的少年儿童比重（15岁以下人口比重）为16.6%，而农村中少年儿童比重则达到19.5%。这里有农村的总和生育率更高，以及年轻人口外出就业并没有同时带来家庭子女共同移民，使大量留守儿童居留在农村的原因。一个初步的估计是，当前我国农村的留守儿童达到6000万人口。

同样，年轻人口外出就业使得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相对更高。2010年我国平均的老龄化程度是13.26%，而农村地区的老龄化比重则达到15.6%，农村地区的养老压力实际上比城市更加严重。正因如此，实际上虽然我国平均的社会抚养系数为40%左右，农村地区的总抚养系数已经达到54%，人口结构对于农村发展的压力严重高于城市地区和国家的平均水平。

农村地区的人口结构恶化不仅是非生产性人口比重较高，更突出的是在城镇化过程中带来农村留守人口和家庭生活分裂问题。除了6000万留守儿童，我国农村中还有4000万的留守老人、近5000万的留守妇女。有的家庭是夫妇一方在外打工，妻子和子女与老人在农村生活；也有的夫妇在外打工，而子女并没有随着父母流动，子女和祖父母在农村居住。这样的家庭生活分裂问题比人口结构的压力更加严峻，不仅是在城市中生活着的就业性移民难以稳定居住和创业发展，还有农村中的留守儿童带来家庭教育弱化、成长和社会化问题、生理和心理发展等问题，以及农村家庭中的劳动力不足、家庭不稳定性增加。

可见，城镇化过程中的人口变动性使得农村家庭功能弱化，如果家庭不能有效承担子女社会化职能和劳动力再生产、不能提供足够的养老责任，那么结果将弱化农村社会的家庭基础，强化了农村发展的脆弱性和生活风险。

当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群体逐步进入老年，他们难以在城市找到就业机会，逐步从城镇劳动力市场退出，但是由于不具有城镇户籍和相关社会保障，他们难以在城市永久居住而不得不返回农村。返回农村的第一代农民工正逐步进入老年，因此农村养老的压力日益加剧。这也意味着，如果城镇户籍改革不能加快推进，从城镇返回农村的老年迁移人口将滚动积累，进一步推动农村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加剧农村发展的负担和养老压力。

城乡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农村人口结构恶化，不仅是青年人口迁移所带来的年龄结构失衡问题，更在于迁移所内在带来了农村人力资本流失。迁移的人口相对比不发生迁移流动的人口的教育程度更高，同时具有更高教育程度的人口也有更强的能力和意愿在城镇中长期居留和沉淀下来。因此农村人口“进城”和“返乡”，甚至构成了一种“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分化机制。

根据笔者最近的研究，我国城镇中有着2.3亿非户籍迁移流动人口，其中从农村部门进入城镇的迁移流动人口是1.3亿。这一人口迁移背后，其实意味着12.05亿教育人年的净流失，其中城市部门得到10.47亿教育人年的净收益，而城镇中得到2.47亿教育人年的净增加。因此，实际上农村不仅通过农产品流通环节和土地流转环节支持着中国城镇化和城镇发展，也通过人力资本的净流失支撑着城镇化推进和城市发展。在此过程中，由于优秀人力资本的流失，限制了农村部门更快发展的能力和潜力。

发生在农村的综合性的人口动态，不利于农村的持续发展，将进一步加剧农村发展的压力。当前城镇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结构恶化，加剧了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并从人口基础上对未来城乡发展继续失衡带来不利影响。因此，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充分认识农村部门人口结构恶化的不利影响和潜在不利影响，重视和应对农村人口结构问题。

农村人口结构恶化和家庭分裂性的留守人口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城市化过程中对于人口迁移流动的限制有关。这不仅存在户籍制度的限制，同时城乡分化、地区分化的教育体系和福利体系都限制了人口迁移流动。例如，农民工子女由于城市生活成本较高，不能陪伴父母迁移流动。而随着父母进入城镇的农民工子女，当他们进入初中以后仍陆续回到农村和流出地地区，因为他们无法进入当地公立高中，也无法在当地参加高考。而如果他们不能回到户籍所在地学习初中课程和高中课程，不利于他们的中考和高考。这样广泛存在的教育排斥、医疗卫生排斥和保障制度排斥，带来农村人口在城镇化过程中被迫的留守，限制了农村人口进入城市，也限制了进入城镇的乡镇移民成为城市的稳定劳动力。

因此，为了人口迁移流动更加自由和破除流动性的壁垒，户籍改革和城乡体制改革非常迫切。通过增加城镇的就业机会吸纳更多的劳动力，使得子女和家庭成员稳定居住和发展，提高迁移流动人口的福利和生活质量，减缓农村发展的压力。

另一个方面，考虑到农村地区更高的非生产性人口比重，以及在农村地区出现的日益严峻的留守儿童、留守妇女和留守父母的问题，农村的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任务更加迫切。农村的教育发展、幼托服务、养老服务、卫生医疗服务等等需要得到更大的投入。鉴于农村家庭功能弱化得更加严峻，通过更有效的社区建设和社会体制建设以增强农村人口和家庭服务，成为当前农村人口变动基本背景下的重要工作议程。

与此同时，通过增强对农村发展社会基础设施和发展能力的投资，使农村人力资本和人口结构逐步优化，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实现城乡发展的平衡提供支撑。

来源：东方早报 链接：http://epaper.dfdaily.com/dfzb/html/2014-01/14/content_85667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