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珀杜是谁,为何商业精英被提名美外交前哨即驻华大使?

作者:李亚琦 发布时间:2024-12-16 00:36:49 来源: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收藏本文

2024年12月5日,前美国参议员戴维·珀杜(David Perdue)被特朗普总统提名为新一任美国驻华大使。出身国际商界,并在竞选连任参议员时落败,珀杜的背景与拜登时期任命职业外交官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无论从个人经历、政策立场,还是从美国内部政治考量以及国际社会舆论反响来看,珀杜的任命均为美中关系未来走向增添新变数。在两国关系前景日趋复杂、对华关税与技术制裁延续升级、区域安全与价值观分歧加深的背景下,美国驻华大使这一角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将从珀杜的个人经历与专业背景、政策立场、特朗普任命此人的战略考量、以及美国国内外舆论对其任命的反应四个角度,探讨这一人事安排对未来两国关系可能产生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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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5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提名前参议员珀杜为新政府的驻华大使 来源:For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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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历与专业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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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业的外包人:珀杜的商业身份


戴维·珀杜的个人经历与专业背景构成了他在商界和政坛的双重身份,这种特殊身份成为特朗普提名其为驻华大使的重要依据。出生于1949年的乔治亚州,珀杜的父母都是乔治亚州的教育工作者,其父亲还曾担任休斯敦县教育总监,负责该地区学校系统的整合工作。他来自一个以养殖业闻名的家族,发展到珀杜一代则涌现对政治的热情:前乔治亚州州长、前美国农业部长桑尼·珀杜 (Sonny Perdue) 是他的堂兄。


在越南战争的阴影下,珀杜原先设想成为一名空军,却因机缘巧合而转向国际商业。1968 年 6 月,在获得乔治亚州众议员杰克·布林克利的任命后,他进入美国空军学院学习了一年,但因成绩不佳而退学。1969 年,珀杜写信给众议员布林克利,表示他想退出空军学院,信中写道:“我犯了一个错误,我不想从事这种职业。珀杜后来转学到乔治亚理工学院,获得工业工程和运筹学学位。


珀杜在国际咨询公司 Kurt Salmon Associates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担任了 12 年的管理顾问,于 1984 年离职。90年代初,随着中国和亚洲新兴制造业的迅速发展,珀杜担任一间新加坡国际服装公司的董事总经理。


1992 年,珀杜出任服装企业莎莉集团亚洲业务高级副总裁。任职期间,珀杜与中国结缘,负责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寻找可以代替美国本土的生产基地和供货商,随后该企业在乔治亚州的工厂纷纷关闭。两年后,珀杜成为 Haggar Clothing 的高级运营副总裁,在此期间,他将低成本国家的生产份额增加到公司业务的 75%之多。


1998年,珀杜加入全球知名运动品牌锐步担任高级副总裁,并最终升任品牌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任期间,他被认为成功重振了公司的运动鞋产品线,并与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NFL)谈判签署了一份被业内评价为“革命性”的合同,重新定位了锐步的品牌形象。


随后,他加入北卡罗来纳纺织公司PillowTex,试图在一家刚刚摆脱破产但仍深陷债务危机的企业中扭转局势。尽管公司未能成功渡过难关,他的离职伴随着高额补偿,而最终的破产使数千名员工失业。这一经历不仅暴露了企业本身的深层问题,也引发了对珀杜管理能力的批评。


《亚特兰大宪法报》因此称珀杜的商业记录“好坏参半”,但表示他“在华尔街被称为扭亏为盈的专家,帮助重振品牌并为投资者带来回报”。他的大部分工作都涉及美国制造业的外包,而他也在一份证词中表示,“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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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从政的雄心:珀杜的政治历程


戴维·珀杜的从政历程可以被视为其商业背景与政治抱负交织的产物。他于2014年首次竞选联邦参议员席位时,主要强调自己在商业领域的成功经历。他在竞选过程中宣称,通过倾听员工和客户的意见,他带领公司新增了2200家门店,创造了约2万个就业岗位,并在短时间内使公司价值翻倍。


然而,这一商业履历也成为对手攻击的焦点,特别是他在商业管理中涉及的外包业务和企业重组导致大量员工失业的记录。然而,珀杜在党内初选和大选中击败对手,最终以52.89%的得票率战胜民主党候选人米歇尔·纳恩,成功当选为联邦参议员。


在参议院任期内,珀杜迅速进入核心政策圈。他在多个关键委员会任职,包括军事委员会、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农业委员会和银行委员会,这使得他在国家安全和金融政策领域具有一定的发言权。然而,他的立法记录和政策立场常被批评过于倾向商业利益,尤其是在金融监管放松和税收政策上的立场。例如,他在2017年支持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引发了公众对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担忧。


此外,他频繁参与股票交易的记录也成为争议焦点,被指责为有内幕交易的可能。2020年,珀杜因涉嫌违反《股票法》而卷入国会内幕交易案。作为最富有的参议员之一,他被指控在当年股市崩盘前利用参议院闭门会议获得的信息出售股票,牟取暴利。美国司法部于 2020 年中期结束了调查,没有提出任何指控。


2020年11月举行的大选成为珀杜从政生涯的转折点。在这次选举中,他以微弱优势未能在第一轮投票中赢得超过50%的选票,导致选举进入决选。最终,他在2021年1月的决选中输给了民主党候选人乔恩·奥索夫。此次失败不仅结束了珀杜的参议院任期,也标志着乔治亚州两席参议员席位双双转向民主党。


失去参议员职位后,珀杜并未退出政坛。他积极向特朗普阵营靠近,在2022年接受特朗普的支持,挑战现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肯普。然而,他的竞选策略未能有效吸引选民。尽管强调自己对特朗普“选举结果否定论”的支持,珀杜在党内初选中以超过3:1的票数差距败给肯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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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杜在特朗普于乔治亚州举行的集会中为其发言 来源:亚特兰大宪法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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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华政策立场


尽管作为一名熟知亚洲和中国商务的跨国管理精英,珀杜的涉华政策立场却体现了典型的鹰派观点,强调对中国的战略竞争与全面遏制。在担任参议员期间,珀杜曾在多个场合表达对中国经济和军事发展的担忧,尤其是在科学技术、国家补贴和贸易行为等领域。他宣称,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扩大全球影响力,以及“中国制造2025”计划主导关键技术行业的目标,意在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作为在中国和亚洲市场拥有多年业务往来的商界领袖,珀杜熟悉中国的供应链结构和市场模式。这种经历一方面使他在商界的视角中理解中美经济交互的复杂性,但另一方面也让他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和技术发展保持警惕。在参议院任职期间,他的立场逐步转向鹰派,尤其是在与中国的技术竞争、经济补贴以及军事发展等领域上,他强调美国需采取更强硬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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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杜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发言 

来源:Getty Images

最初,作为一名曾在亚洲和中国拥有丰富商业经验的企业家,他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持保留态度。2018年,针对特朗普提出的广泛钢铝关税政策,珀杜公开表示关切,认为这种“一刀切”的措施可能会对美国制造业和消费者产生不利影响,并建议采取更有针对性的贸易手段。然而,他的这一谨慎立场很快发生了变化。


到2019年,珀杜对特朗普的关税政策转向了积极支持。他在公开采访中表示,关税政策不仅是在捍卫美国经济利益,也是“迫使中国和其他贸易伙伴重新评估其行为的有效工具”。他强调,这种强硬措施让中国不得不面对美国的核心诉求,以及“遵守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他还称,通过关税,美国终于在国际贸易谈判中“争取到了公平竞争的机会”。


珀杜在涉华法案上的投票记录体现了他对中国的关注点,涵盖人权、经济竞争和国家安全。他曾投票支持《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在经济和技术领域,他支持《制裁美国对手法案》和其他出口限制措施。在军事领域,他多次投票支持《国防授权法案》,强调增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与盟友合作。此外,他反对撤回未经国会授权的海外军事行动,显示其对美国军事全球投射的支持。


他亦十分重视台湾事务。2018年6月,珀杜以多个参议院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访问”台湾,就区域安全、两岸局势等议题与时任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交换看法。他强调,美国一直“感谢”台湾对美国的支持,以及在区域扮演的领导角色,非常希望能在各方面提供台湾更多“协助”。珀杜也曾在15年连署支持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与”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的法案,17年5月连署参议院致时任美国卫生部长普莱斯的信函,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大会(WHA)。然而,珀杜曾对香港问题持谨慎态度,曾称2019年的香港事件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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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日,珀杜与蔡英文在台北会面

珀杜曾在2024年9月发表题为《中国的新型战争:美国的自由取决于如何应对威胁》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其对华的系统观点。他认为,美国正处于与中国进行“新型战争”的关键阶段,这种战争跨越经济、科技、军事和文化领域。他将中国描述为零和竞争者,认为中国旨在取代西方的市场经济与政治体系,推动全球价值观转型。


在军事方面,他特别提到中国海军规模的迅速发展及其高超音速武器的发展,认为这对国际安全构成直接威胁。此外,他将芬太尼问题与中美关系联系起来,宣称“中国输出相关原料对美国公众健康带来严重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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珀杜在《华盛顿检查者报》上撰写社论 来源:Washington Examiner


文章还回顾了美国与中国互动的历史,从1970年代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珀杜认为,美国的对华接触政策未能阻止中国的“扩张“,而助长了中国的力量增长。他批评了过去几十年美国在教育、资本、技术转让等方面对中国的“开放政策”,认为这削弱了美国的竞争优势。


他回顾了自己的参议院经历,包括作为海上力量小组委员会主席和外事委员会成员,参与了“南海自由航行行动”(FONOP)以及与中国领导人的多次会谈。这些经历使他“确信”,中国的目标是在2049年,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百年时取代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珀杜呼吁美国采取更强硬的立场,包括联合盟友建立统一战线,限制对中国的技术和资本流动,加强国内制造业和科技研发能力。对于如何应对中国,珀杜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包括:推动供应链去中国化,加强稀土加工能力和国内制造业;限制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影响力,同时加强“印太四方”(Quad)及东盟的合作;在技术和人才培养方面加大投资,减少中国对美国教育和技术资源的利用;利用美国经济和金融的制裁工具,限制中国获取外资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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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动机与战略意图


特朗普形容珀杜是其“忠诚的支持者和朋友”,并在任命声明中表示,珀杜在商业和政治领域的经历使他成为处理中美复杂关系的理想人选。他称珀杜“将在实施我的战略以维护该地区的和平”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期望珀杜能够通过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高效对话,为两国关系带来突破性进展,特别是在贸易领域。


特朗普提名珀杜的战略意图是多重的。他们的从政背景呈现出显著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直接影响了对华战略评估的方式,并最终塑造了特朗普任命珀杜为驻华大使的决定。两人都以商界精英的身份进入政坛,将商业成功经验作为竞选和从政的重要筹码,并将经济优先级贯穿于政治决策中。特朗普从房地产巨头转型为政治人物,通过强调谈判技巧和“交易艺术”重新定义了共和党的经济和外交议程。同样,珀杜以跨国公司高管的身份进入参议院,通过聚焦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国际经济规则中的不对称性,塑造了自己在对外事务中的强硬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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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前的特朗普以“交易大师”的身份闻名,并著有畅销书《交易的艺术》

(来源:Amazon)


这种背景相似性使得特朗普和珀杜在对华战略上形成了某种程度的价值共鸣。两人都倾向于将中美关系视为零和博弈,认为中国在经济、技术和军事等领域对美国的地位构成了系统性挑战。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战略强调通过经济压力和关税杠杆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而珀杜则在其参议院任期内支持对中国的技术出口管制、人权制裁及军事部署扩张。这种思维模式不仅反映出他们的商人视角,更体现了他们对全球竞争格局的现实主义理解。


这一相似性对珀杜的任命影响深远。首先,它确保了珀杜在驻华大使角色中能够直接执行特朗普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如强化经济脱钩和技术制衡。特朗普相信,珀杜的经理人背景和亚洲经验能够在复杂的中美谈判中带来“精算师”式的务实策略,可以忠实地贯彻“老板”的政策。其次,这种相似性也为珀杜在对华关系中的强硬立场提供了合理性,从特朗普团队的视角来看,这种立场有助于凸显美国在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竞争中的领导地位。


值得指出的是,商人外交模式具有鲜明的两重性,这种特质在特朗普和珀杜的对华策略中得到了典型体现。一方面,他们善于通过威胁性语言和经济杠杆展示强硬姿态,利用高关税的威胁(bluff)作为施压工具,试图迫使中国在贸易和技术政策上妥协。另一方面,特朗普又频频炫耀自己与中国领导人的私交,并赞美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和“远见”,试图为紧张的双边关系注入一定的灵活性和务实性。这种“双面策略”既是商人外交思维的体现,也是中美关系博弈复杂性的缩影。


尽管特朗普和珀杜的从政背景为这种任命奠定了共同的逻辑基础,但它也暴露出某些潜在风险。两人都因商界背景而被批评为对复杂的外交文化缺乏深度理解,容易将交易思维简单化地应用于国家安全和全球治理等领域。此外,这种相似性可能强化对华政策中的单一视角,使得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多层次互动在政策制定中被弱化,从而导致战略误判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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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论反响与潜在影响


珀杜被提名为美国驻华大使后,各界反应褒贬不一,反映了美国内外对其任命的复杂态度。美国企业界,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对这一任命持乐观态度,认为珀杜将促进中美贸易合作,同时为美国企业争取公平竞争环境。共和党部分人士认为珀杜的国际商业经验和安全政策背景有助于强化美国在美中关系中的话语权。


然而,民主党则对珀杜的背景和立场提出了强烈批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的快速回应主任亚历克斯·弗洛伊德表示,珀杜的职业生涯建立在“将美国工作机会外包至中国”的基础上,质疑其是否能够有效维护美国中产阶级利益,并指责其“推动特朗普极端的2025计划”。珀杜的外包历史使他在2020年竞选连任参议员时受到民主党的严厉批评,而他删除竞选广告中涉及中国的内容更是引发外界质疑。此外,珀杜曾在参议院期间因股票交易争议受到关注,这使得部分批评者担心其担任大使可能带来利益冲突。


媒体反应同样分化。《政客》和《华盛顿邮报》等媒体指出,珀杜的鹰派立场和对中国强硬的经济观点可能会加剧中美关系紧张,同时他在商界的外包经历也可能削弱其履职的公信力。但彭博社等媒体认为,珀杜的商业背景可能为美中关系提供务实沟通的空间,有助于缓解局势。


总体而言,珀杜的任命既带有推动中美经济脱钩与技术遏制的强硬意图,也可能因其务实背景为双边关系的缓和留下空间。然而,随着可以预见的参议院确认过程中的两党分歧,他履职后的具体政策实施和外交表现,这一决定是否能够实现预期目标仍充满不确定性,并需要在美国国内政治博弈和国际社会的反应中持续观察和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