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张乐天在农村调查时，和几个邻居小孩的合影。

1988年，张乐天在老家房子门前，那是他收集普通人一手文字资料的起始点。

星期日周刊记者　李欣欣

　　究竟是什么吸引着复旦发展研究院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张乐天近30年孜孜不倦地收集“民间生活史料”？

　　最初开始的地方是他的家乡，浙江海宁联民村。当时的他已经在大学留校任教，为了调查当地村落的真实生活，他一次又一次返回到家乡去，持续不断地走访、调查，搜集了大量资料。其中有一套村干部的工作笔记，从1954年到1982超过120万字。

　　在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他完成了《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这本著作，为他在国内外学界赢得了声誉。不过当时的他并没有获得多少支持，“即使在今天看来，研究人民公社似乎仍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但发不了文章、评不上教授也要做这件事情”。

　　1949年，张乐天出生在海宁联民村，和年迈的养母相依为命，10岁左右回到自己在上海的亲生父母身边上学。1969年初，张乐天插队落户到家乡，在农村做了整整十年农民，日复一日地干农活、挑一百斤的担子、摇船去换米……加上父亲的“成分”不好，几次考大学的机会擦身而过，志存高远的张乐天渐渐尝到了绝望的滋味。

　　星期日：在村里做农民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张乐天：我当时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就完了，因为家庭出身不好，这是我个人永远改变不了的，这一条就能把我整个人给否定掉了。那时候我每天非常辛苦地做事，一天大概也就几毛钱，可能要攒好几年的钱，才有可能买一块手表或一辆自行车。我非常不满意这样的生活，养猪的时候，我看着那些猪，就觉得自己的生活和猪一样，所有的努力只是为了吃饭，我太不甘心了。

　　星期日：没有希望的日子是很灰色的。

　　张乐天：即便想着以后没有机会走出这片田地，内心深处是不甘心的，所以还是会在“活着”这样的背景下做很多事情。比如写诗歌、写小说、创作歌曲、学外语，在电台里收听法语广播。当时自己是很清楚的，做这些事情不可能有什么收获，但还是会去做。我对《舞台姐妹》的一句台词印象很深，就是“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唱戏”，我当时想着，就这么活着吧，这样的想法成为当时支持我自己的一份力量。

　　星期日：后来你终于有机会参加高考了，那个机会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张乐天：太重要了，对我来说。当时这是我改变命运的唯一机会，我的压力非常大，所以动力也特别大，一考就考了全县第一名，上了复旦大学的哲学系。

　　星期日：好不容易离开农村，考上了名牌大学，后来又留校任教，可以说彻底摆脱了原来要一辈子当农民的命运，为什么后来做调查研究，还是要回到家乡去？

　　张乐天：我在家乡前前后后生活了20年，对家乡的感情非常深，在村落里，大家依赖着同一片土地生存，这让大家自然而然地会相互支持，有情感交流。这和城市很不一样。在村里，谁家打了灶头，其他人都会送东西来，哪家人遇到红白喜事，其他人也会去帮忙。隔壁人家烧了一碗南瓜，会端过来分给我们吃。我记得很清楚，有次在村里干活，突然有人生病昏倒了，我和其他三个小伙子把他抬去医院，跑了十里路。当然村里也有很多特征是与现代性不符的，比如人与人的界限、财权观念等，但好的传统更多。另外，我对自己有一个期待，在我曾经生活过的年代里，那些老百姓的故事，我想把它们留下来，告诉现在这个时代。因为任何一个时代，总是能成为我们理解当下时代的一面镜子，特别是刚刚过去的时代，与今天的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了解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如果只调查现在，可能会“不识庐山真面目”，但把时空的镜头拉开一点，去解读刚刚过去的时代，反而会给我们理解当下的中国带来很多东西。反正种种因素，让我下决心去做这件事。

　　星期日：你还是想把做学问和自己的生命体验结合起来。

　　张乐天：对啊，我一生都在这么做。太多的热情和苦难，那些平凡的、残酷的故事和感受，在那些刚刚过去的时代，都曾如此真实地发生。

　　在张乐天的心里，有两个永远的遗憾。小时候家乡的养母一个人养育他，后来插队落户回乡，也是她照顾着自己的生活。1985年，张乐天留校任教，正式参加工作了。“我工作两年后，养母就过世了。那时候工资不高，也没能在物质条件上好好地报答她，后来收入慢慢改善了，子欲养而亲不在。母亲是1987年过世的，那年我向学校请了半年假，回乡去照顾母亲。为报答母亲，她过世时，我在村里设了好多桌流水席，把大家都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一边经验着自己的生命历程，一边也记录下了农村丧葬活动的第一手资料。我想，真实地记录、呈现，也是对母亲最好的纪念。”

　　生命中另一个疼痛发生于1970年的夏天，张乐天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当时的他插队落户在浙北的家乡，最小的弟弟还在上小学，暑假里从上海到乡下来看他。在一个酷暑里掺杂着些许微风的清晨，天不亮，张乐天就去田里干农活了。埋头在田里的时间过得很快，当有人喊他的时候，他身上正挑着200斤的谷子准备往回走。

　　“当村里人跟我说河边发现了一双鞋，像是我弟弟的时候，我脑子里一下子懵了，放下谷子就往河边跑，路上还叫了一个人和我一起去。”说这段经历时，张乐天的语气变得缓慢、停顿，“当时是我把弟弟从河里摸上来的，按照那时村里的风俗，要先把他倒过来脚吊在肩上，背着绕河跑七圈。我抓着他的脚绕着河拼命地跑，一圈又一圈，很多人都在旁边帮忙，帮我把河边的树扳开，把路清出来，后来一看不行，又背着他上医院，结果还是没救回来。”

　　“在那里死去的亲人，我永远想念他们，还有村里那些给过我支持、帮助的人们，我永远感激他们。”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那些生命中永远的痛，成了张乐天努力记录的动力。“最真实地记录、呈现这片土地，是我纪念他们的唯一方式。”

　　[记者手记]

　　椅子围成一个圈，说说自己的困惑

　　星期日周刊记者　李欣欣

　　坐在复旦大学“五教”旁听《书信里的中国人》这堂课，我心里对上课的同学们有几分“羡慕嫉妒恨”。十年前的我，坐在大学的课堂里，没有过这样的机会，能够和老师“平起平坐”地交流、讨论，甚至今天的我，在面对职业是“老师”的采访对象时，依然会感到自己内心的压力与惶恐。

　　十几年如一日地在学校里课堂中接受“填鸭式”的学习，我太习惯了“灌输—吸收”这样的模式，只要认真听老师讲课，会背会做题，就能当好学生。当我从课堂中走到社会，成为一名记者时，工作却需要我具有独立思考的意识，曾经让我受益的学习模式忽然行不通了，我开始尝试着改变学习习惯，可习惯的改变多不容易啊。张乐天说，他很感慨于现在的媒体，太多泛泛而谈的内容，缺乏深入的反思和批判，我认同他的观点，但谁曾教给我们这一代人关于独立思考的哪怕一点点微小火花？

　　那天我坐在课堂里，看着同学们可以这样有机会，用体验性的方式去学习，突然就非常希望时间能够倒流，让我再重新回到课堂里，有机会，去选修这样的课，有机会，在真正踏入社会之前，就开始真正地了解自己，体验自己。哪怕就只是在课堂上，像那些“90后”的学生们那样，围成一个圈，和老师面对面地坐着，把自己的困惑、好奇拿出来分享，就很值得了。

　　遗憾的背后呢，好像也有几分兴奋，张乐天说，这种参与互动式的课程是一种尝试，目前类似的课程很少，但学校很支持。我在想，如果未来有越来越多的老师愿意做这样的尝试，让学生在体验、探索、交流互动中学习成长。那么，不管那个时候的我是什么样的岁数，我一定要把自己扔回学校里去，认认真真地，重新来过一次。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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