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更新在发展中国家比发达国家快得多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正在迅速扩张，人口增长率达到3-4%，并伴随着收入的提高。这一增长推动了城市密集化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迫切需求。例如，在2015年之前的11年间，内罗毕市中心约35%的建筑物被拆除重建，而在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仅为5-6%。

发达国家的城市研究有借鉴意义吗？

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受相似的经济原则驱动，但二者的背景存在两个重要差异：

1. 制度：许多中低收入国家（LMICs）由于制度薄弱，面临资源错配和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有限的问题。

2. 城市密度：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密度远高于富裕国家。在发达国家，城市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2万人口的情况并不常见，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南亚，约20%的人口生活在这种密度的城市中。

巴黎和纽约的研究依然具有参考价值，因为它们揭示了如何诱发正向溢出效应或减少拥堵等城市运作的关键机制。然而，背景的不同也要求政策需要“因地制宜”。

城市规划者与经济学研究者应加强合作

城市规划者和经济学研究者通常在各自领域独立工作，交集有限。规划者关注大规模外部性，主要考虑如何设计交通系统和提升城市空间的美观性，而这些问题通常不在经济学家的研究优先事项内。经济学家的介入通常发生在“事后分析”，也就是在城市规划的结果已显现出来时进行评价或批评。若能在事前促进两者的合作，则能更有效地应对城市挑战，满足研究生的研究预期，并推动更加一体化的解决方案。

“如何进行研究、如何创造知识，关键在于我们能否更好地整合彼此的优势。我们彼此间有许多可以相互学习的地方。”

城市经济学中的数据问题

在许多发展中城市，数据的可得性有限，研究者被迫依赖替代数据源，如卫星图像、航拍数据、在线价格列表或手机数据。机器学习的最新进展大大提升了这些大数据资源的利用率，使得研究者能够更详细、更准确地了解城市动态。

尽管如此，实地调研仍是必要的，尤其在开展问卷调查时。然而，城市环境下的数据采集也面临独特挑战。地方政府通常对数据拥有产权，这需要研究者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关系以获取数据。此外，城市居民经常不在家中，进一步增加了数据收集的难度。

在使用行政数据追踪个体行为或捕捉非正式工人群体时，还会面临进一步的挑战，尤其是在这些人群的流动性较高的情况下。

殖民主义与城市设计

在殖民主义到来之前，许多中低收入国家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城市规划实践。然而，当外来殖民势力控制这些国家时，他们通常专注于城市内的某些小范围区域，而忽视了其余地区。结果，许多城市的空间变得碎片化和不均衡。

20世纪下半叶，世界银行推出了“地块与服务”（Sites and Services）项目，规划了新社区，并以折扣价格在市中心外的区域提供土地使用权或出售地块。这一项目旨在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住房。尽管这些项目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未能很好地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

这些地块的最初获得者往往会以溢价转售，原因是中产阶级的住房需求不断上升，而由于制度薄弱，市场难以满足这类群体的需求。尽管这类项目在30年前基本结束，但许多国家政府依然采用类似的政策，试图满足持续增长的住房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些地块最初被认为“距离市中心太远”，但随着城市的扩张，它们的吸引力也随之上升。

“贫民窟”何以长期存在？

贫民窟的长期存在通常与土地所有权和产权不清有关。弗农-亨德森（Vernon Henderson）指出，内罗毕的基贝拉（Kibera）贫民窟的历史背景使得这片土地“被冻结”，尽管城市其他地区的制度有所改善，但这里的发展仍然受阻。

贫民窟的持续存在及其改造问题与发达国家的“士绅化”现象有相似之处。若贫民窟的重建过程缺乏系统性，或完全依靠市场力量，许多贫民窟居民可能会在未获补偿的情况下被驱逐或流离失所，这对当前和下一代都会产生不良影响。

印度尼西亚的“甘榜改善计划”（Kampung Improvement Programme, KIP）

印度尼西亚的贫民窟升级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荷兰殖民者试图改善靠近荷兰定居点的贫民区。1969年，印尼政府推出了“甘榜改善计划”（KIP），该计划持续了大约15年，覆盖了500万居民和25%的城市土地。

这一贫民窟改造项目的重点是改善贫民窟的各个方面，并提供“不被驱逐”的保障，赋予居民更大的安全感，从而激励居民自己对住房进行投资。

麦茜-黄（Maisy Wong）的研究比较了经过KIP改造的社区和未经过改造的社区，探讨了政策制定者究竟是应优先进行贫民窟升级，还是像世界银行的“地块与服务”项目那样进行新开发项目。她的研究发现，KIP改造的社区在40年后，地价较低，建筑高度较低，非正规性更高。相反，未改造的贫民窟经历了正式化，长期来看，其市场价值反而超过了KIP改造社区，特别是在中央商务区（CBD）内。

衡量贫民窟升级政策的福利得失

在与玛丽亚弗拉维亚-哈拉里（Mariaflavia Harari）的合作研究中，麦茜-黄进行了福利分析，量化如果KIP和非KIP社区的条件相同，整体福利和不平等将如何变化。她发现，整体福利将提高3.3%，但高技能工人将从中获益更多，而低技能工人将遭受损失。

随着中央商务区内的住房正式化，高技能工人会搬到更靠近市中心的地方，进一步产生聚集效应，带动整个城市的经济增长。然而，这一变化也可能减少非正规住房的选择，迫使低技能、非正规工人迁往城外区域。通过调整分区政策并允许建造更高的建筑，可以减轻低技能工人的福利损失。

“这其实是一个政治问题：你是否有意愿去帮助那些被你赶走的人。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1960年代美国的城市更新中也有同样的问题。”

这一问题的政治性不容忽视。政策的受害者通常是那些政治权利和代表性较弱的群体，若不采取措施保护他们的权益，他们的利益将难以保障。

经济学如何助力城市规划？

弗农-亨德森讨论了与坦桑尼亚当地合作伙伴的合作，展示了经济学研究如何为城市规划政策提供依据。例如，研究结果可能影响了新项目中地块大小的决策。

“土地是关键资源之一，经济学的核心任务是如何通过市场机制促进土地的公平分配。土地决定了人们的居住和工作地点，影响着住房和基础设施的布局。我们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讨这一重要议题。”

弗农-亨德森和麦茜-黄建议年轻研究者多花时间在当地实地调研，通过理解地方背景，将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型应用于发展中国家，探索制度和政府资金变化对模型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