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协调人：蒋昌建

继12月2日与台湾当局领导人蔡英文通话，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已经打破美国当选总统或在任总统不与台湾领导人直接通话的惯例后，11日特朗普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访谈中再次发出令外界错愕的言论。他说：“我完全理解‘一个中国’政策。但我不知道，如果我们不跟中国在贸易等其他问题上达成交易，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受制于‘一个中国’政策呢？”长期以来，台湾问题一直被视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而作为政治素人又是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接连在此核心问题上触碰中国的底线，其背后又有怎样的政治意图？

从长时段，以及中美战略关系整体框架上看，特朗普采取的行动方式上有“突破”，但本质上没有超越“打台湾牌，牵制中国整体战略发展和崛起”的大思路。结合其背后的决策支撑团队，制定相关方案的战略精英，其实是试图“退回未来”，谋求复制20世纪80、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期中美关系中的某些做法，构建“新的游戏规则”。

在国际关系中，对国家战略利益的认识，是所有现代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寻求和维护国家战略利益是其外交政策的首要考量。台湾问题事关中国国家主权、领土完整是中国最根本的国家战略利益；在地缘政治中，是美国牵制中国发展、巩固其亚太地区安全战略利益的所在，因而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从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中可以明显地看出，美国政府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不同程度上都有与中国加减其在台湾问题上筹码行为，以满足其战略利益需求。美国非常清楚台湾问题的“不对称性”：对中国来说，这是个全局、战略和根本性的问题；对美国来说，在不涉及所谓美国对盟友承诺可靠性的情况下，这是个具有战略影响的局部、战术和非根本性的问题。所以美国基本上是“打台湾牌”，谋求和中国讨价还价的筹码，而非要在台湾问题上和中国“摊牌”。如果中国方面发出的信号足够清晰，美国认识到可能支付的代价超过了收益，美国可以选择“不打台湾牌”。新的变化是，美国因为中美实力对比的变化，以及中美经贸等利益关系的深度融合，逐渐发现没有太多其他牌可以用来直接牵制中国，因此会重新拿起台湾牌，从小布什第二任期，到奥巴马，再到特朗普，大致是这样一个变化过程。

上个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特别是“珍宝岛事件”使中苏关系恶化升级后，中美两国反对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存在推动了中美关系的复苏。1972年和1978年中美两国先后发表《上海公报》和《中美建交公报》双方就台湾问题上形成了初步共识，声明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然而在美国对台湾军售问题上陷入了僵局。直到1979年，美苏关系突然恶化，美苏关系的重新紧张使得美国重新意识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紧迫性，美国与中国正式建交，同时了终止对台湾的外交承认。经过复杂而艰难的谈判，中美签订《八一七公报》在重申《建交公报》“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双方就对台军售问题达成共识。至此，三大联合《公报》和“一个中国”原则成为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这个过程给出的重要经验是，中美战略合作带来的共同收益可以让中美双方放下重大的分歧，实现有效合作。这种思路，在特朗普时代，仍然是有效的，而且从长期看，合作谋求更大收益，客观上是中美战略关系的自我稳定机制，且因为中美在核武器能力，经济体量，和对世界重大问题的影响力等方面的特点，这种机制基本上难以被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

1972年2月，中美双方在杭州八角楼就《中美联合公报》达成一致。

从实践看，中美战略关系的这种自稳定机制，在冷战结束后一直在有效的发挥着作用：冷战结束后，中国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美国右翼势力伺机鼓吹“中国威胁论”，表示担心中国的迅猛发展对美国主导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构成重大威胁；与此同时，台湾分离主义也借势试图扩大所谓“国际生存空间”和“台湾本土化”；在此背景下，美国开始选择牵制、制衡等更为灵活的政策作为其对华战略的手段。比如，小布什上台初期就直指中国是“潜在敌人”，试图利用台湾牵制大陆，还要“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一度公开支持台独，批准对台大规模军售；但“9·11事件”后，美国打击恐怖主义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合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调门便明显下降。

类似的，前总统里根和克林顿在台湾问题的态度上也都有先强硬后让步的先例。所以说，美国现实的国家战略利益需求变化不可避免地决定着其对华政策在围绕台湾问题上的摇摆性；虽然中美关系几十年来经历的大风大浪也不在少数，但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安全诸多领域的紧密关联程度，早已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柔韧性和长期性。因此，面对各种难以预测的短期变化，中国一方面要做好应对工具体系的建设，另一方面也需要保持基本的战略定力和自信。

特朗普上台之后，他并没有改变中美战略关系自稳定机制的能力和战略意图。撇开浮夸的言辞和让人头疼的行为模式，特朗普追求的核心利益目标其实是非常古典的：对特朗普而言，他所在意的美国战略利益既不是精英统治阶层长期宣扬的美国普世价值观念，也不是历届政府所强调的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他成功商人的背景更多地决定了其更为务实重利的本性，他认为经济特别是实体经济才是美国的国之根本。所以他的政策核心就是要维系美国的全球经济霸权，美国利益至上，重振美国的实体经济。他认为复苏美国经济首要任务就是解决就业问题，解决非法移民问题，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而这也是其赢得美国大选的主牌。在竞选中，他提到次数最多的国家就是中国。他把中国视为美国经济麻烦的根源，认为中国的经济掘起夺走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中国人民币汇率政策是导致中美之间长期“不公平贸易”的主要病因。因而若要重造美国经济巅峰，就要摆平中国“制造”的阻碍。这种话语，是典型的选举语言，经济实践和内生规律决定了他的政策，还是要服从经济规律的，中美战略关系的自我稳定机制还是会发生作用的，中国要做的是促使这种机制更快的发生作用，避免短期颠簸带来的过度损耗。

当然，特朗普也并非不了解北京在“一个中国”原则上的红线，他之所以在正式就职前就先抛出与中国在“一个中国”原则上做交易的言论，无疑是为其后续与中国展开经济博弈投石问路，借此试探中国的底线，意图把中国最核心的战略利益当做筹码，进而更容易与中国谈判时施压，为美国在当前的贸易框架下争取到“更好”的贸易条款，重整美国经济活力。但需要清楚的是，对于中国而言，任何情况下“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处理台湾事务的底线。如果特朗普继续在台湾问题上强做文章，北京必然会考虑对这种挑衅进行反击；不过反过来想，既然结果是两败俱伤，特朗普应该也不愿去做这种亏本的生意。

信息整理、撰稿：杨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