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中美元首会晤于4月7日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落幕，除了美国导弹袭击叙利亚的插曲，特朗普并没有表现出以往的脱线行为，习特会的总体进程以及最终结果，可谓一切顺利。对于“一切顺利”的中美元首会晤，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沈逸副教授有着何种解读？本期“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特此刊载沈逸老师的文章“‘一切顺利’的习特会：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以飨读者。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复旦大学网络空间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4月6日至7日，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在海湖庄园进行了首次会面。根据目前已有的各方信息，习特会的总体进程以及最终结果，可谓一切顺利，甚至有些顺利的让人意外。但整体而言，一如特朗普从参选到胜选执政之后的所有策略，这样的“一切顺利”同样在意料之外，情理之中。

其一，特朗普是个“喜欢不按照常理出牌”的理性领导人，他同样认识到以一切顺利结尾的习特会是利大于弊的。从特朗普参选开始，他的“不按照常理出牌”就被媒体津津乐道，不但提供了新闻点，也为研究机构准确预测其行为模式增加了难度。但追求特立独行的特朗普不是个疯子，他只是愿意在有利可图时装疯卖傻，但显然他知道在中美首脑峰会上如果复制和日本首相以及德国总理会面时的小技巧，是无利可图的；基于这样的理性判断，喜欢搞怪但本质上是个有心机的实用主义的特朗普，选择了意料之外的行为模式，也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其二，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最高领导者个人行为因素的变化，并没有超越中美两国力量对比以及特定时空环境下国际体系总体特点的约束。受媒体报道以及认知中的“刻板印象”等因素的影响，人们倾向于认为领导人的个人风格能够超越国家间客观的力量对比，比如经常被津津乐道的是，从1949年发表《别了，司徒雷登》到1950年决定抗美援朝，再到20世纪70年代决定中美战略缓和，中国第一代领导人通常有远超当时中国国力的对美强硬外交的战略能力；但人们经常忘记的是，1949年解放军过长江解放南京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做的第一个重大决策是派遣特使邀请司徒雷登访问北平讨论中美建交，只有当充满弹性和务实的外交沟通被华盛顿方面彻底回绝之后，才有了公开发表的反美文章；抗美援朝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不认真参考北京、莫斯科、平壤之间的往来电报，很容易把领导人想象成为一个无谋的莽汉；而在中美战略缓和期间的战略沟通中，中国最高决策者具有灵活性和战略让步，是从中美联合公报的形式和内容里都可以看见的。

从这次中美峰会来看，习惯脱线表演的特朗普，没有在与习近平总书记的会面里卖弄那些小聪明，不是说他突然之间转性了，而是中美关系的大局和重要性使然。对特朗普来说，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只有中美峰会搞好了，他第一任期内的中美关系才有个盼头；中美关系有个盼头了，特朗普总统上任100天来临之际，对外战略的小考成绩单上才有拿的出手的成绩。同样由力量对比决定的是，因为中美两国之间的整体军事力量对比和全球战略格局仍然存在有利于美国的对比，所以美国可以毫不介意的在峰会期间实施对叙利亚的巡航导弹攻击，丝毫不担心此举会导致中国乃至俄罗斯方面的强硬反弹。

其三，中美此次首脑峰会，可以看作是两个层面上的新开始：

第一层面是中美领导人层面上的新开始，中国领导人要开始面对一个具有习惯性战术投机偏好的美国领导人。至目前为止，无论是美国国会的反应，还是特朗普的动作，对叙利亚的巡航导弹攻击都是典型的战术投机行为，此前可以类比的是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轰炸伊拉克的沙漠之狐行动，当时从1998年12月17日断断续续轰炸到了12月20日，在第一波袭击中，美国从位于波斯湾北部的8艘导弹巡洋舰和导弹驱逐舰上发射约2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没有后续的进一步行动，特朗普在轰炸叙利亚决策中展示出来的，是他的战术投机风格，这种投机的目的还主要是以提升国内政治支持率为主要目标的。

第二层面是中美两国新力量对比下战略博弈的新开始，中美两国将进入一个在新的力量对比下复杂博弈的新阶段。中美两国的力量对比正处于一个微妙的阶段，从总体实力上看，美国处于具有明显优势但又不再享有压倒性优势的特殊阶段，中国继续需要努力赶超，但昔日在心理乃至情感上都被认为无法逾越的“超级大国”已经变成了一个可能被赶上的大国。心理与认知变迁遭遇力量对比的高速变化，带来的结果是传统分析框架的失效，以及新分析框架的供给不足。无论是此前选举过程中对特朗普胜选的预判不足，还是对当选后特朗普与华盛顿建制派牵制关系的估计不足，都已经凸现了更新分析框架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同时需要指出的是，美方也处于是否要更新对华战略分析框架的特殊转折时期，谋求继续误导中国对美战略预判并进而谋取非对称的战略利益，是美国追求自身利益的选项之一。对叙利亚的导弹袭击，也已经被美国部分媒体识别为美国对华虚张声势战略的一种体现。如何保持战略定力，把握战略主动，坚定自己的节奏，避免跟着对方起舞，是中国在新的战略博弈阶段必须回应的重大问题。

其四，中美之间的战略最终还是会回到相对稳定的轨道上，谋求新的共同利益基础，解决共同问题，探索新的共处模式。一次习特会显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波动的中美战略关系最终会回到相对稳定的轨道。其中寻求新的利益基础，解决共同的问题，探索共处模式，是三项最核心的任务。中美力量对比决定两国最终要走的只能是对等相处模式。美国目前国内对习特会的解读，仍然难以跳出霸权心态和超级大国刻板印象，中方的合作态度按照这种框架都会被解读成为美国压力下取得的积极进展。中方要认识到这方面的问题，认识到中美之间达成共识的过程、方式以及认知，与最终达成的结果同样重要，甚至在有些时候比具体的成果更加重要。

从具体问题看，贸易平衡问题、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等等，都需要得到有效的解决。坦率的说，解决这些问题，更多考验的是美国战略决策者的智慧，那种真正超越传统冷战思维的智慧。目前看，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团队，以及华盛顿建制派的主体，都没有表现出这种真正的智慧，更多的还是希望特朗普“莽汉+素人”包装下的战术冒险策略能够收获奇效。有效的阻断这种不负责任且助长误判的投机行动，从而确立新的行为模式，对中国来说，可能是特朗普政府第一任期内最重要的任务了。

当然，总的来说，特朗普没有在海湖来个意料之中的脱线演出，中美首脑第一次王对王的峰会顺利结束，总是件让人愉悦的好事。有理由对此次峰会保持谨慎的乐观，中美之间力量变化带来的积极影响，已经初步呈现。未来，中美需要克服更多战略文化差异以及认知不同导致的挑战，以更具创新意义的方式，真正实现新型大国关系的宏观构想，为中美两国乃至全球体系的稳定，奠定一个扎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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