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城乡结构调整与城乡统筹发展”学术沙龙举行

作者: 发布时间:2012-01-05 00:00:00 来源:复旦发展研究院+收藏本文

2012年1月5日下午,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组织举办了第11期学术沙龙,主题是“中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的城乡结构调整与城乡统筹发展”。本次沙龙也得到上海市社联“上海思想界”的支持。

复旦大学国家建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任远教授在主持会议时提出,当前城市化比重已经达到50%,城乡发展和城乡结构调整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城市化和城乡发展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一是城乡差距和实现城乡平衡,二是城乡间相互影响和城乡结构的重新构造,三是城乡间的制度壁垒和制度突破。来自上海多所高校的专家和学者,围绕着如何更好地推动城市化发展,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充分讨论。

会议第一单元由任远教授主持。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樊潇彦、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章元副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张力教授、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许庆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程远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张文明副教授分别作了题为“户籍制度和城乡劳动力市场”、“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存在对于中国城乡融合的重大意义”、“城市化过程中的阶梯式户籍改革”、“城乡统筹发展背景下的有关土地制度的几个问题”、“城市化、老龄化、经济转型背景下的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城乡非均衡发展的影响因素:基于内源性发展视角的实证分析”的发言。

樊潇彦讲师分析了户籍制度对我国城市化和人口迁移的影响。利用4次人口普查数据,通过建立人口迁移矩阵,她对各省户籍制度变迁对常住人口构成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她的结论是放松户籍制度,不但能推进人口迁移,还能整合区域劳动力市场。

章元副教授提出非正规就业对中国城乡融合意义重大,非正规就业对流动人口在城市生存和降低城市犯罪发挥积极作用,也成为我国特定国情下流动人口进城后就业的必经阶段。

张力教授提出中国户籍改革具有区域差异和复杂化,认为我国的户籍改革不能将关注焦点置于最终结果,而要立足于区域、城乡间的客观差距,基于地方改革经验和细节来具体探讨户籍改革的进程。

许庆教授分别从城市和农村在土地产权、土地交易市场的差异,以及土地改革对耕地的影响三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是解决城乡间的转移支付,而土地在其中发挥重要影响。

程远副教授提出,城乡差距的拉大主要是宏观的人口迁移的结果。通过微观行为分析,他认为,收入差距扩大与个人人力资本、工作能力等因素有关。

张文明副教授基于对上海农村地区的调研,发现上海农村缺乏内源性发展的力量。他从上海农村的本土资源、社会关系、市民认同和管理成本四个层面,分析了上海农村为何没有生成内在的发展动力,甚至无法使用本土资源来维持自身发展。

会议第二单元由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所长王桂新教授主持。华东师大人口研究所朱宝树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潘天舒副教授、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社建研究员、复旦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郝前进博士、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丁金宏教授、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郭有德副教授分别作了题为“农村城镇化中的城镇‘农村化’”、“中国农村的两个侧面”、“农村信用社的作用与发展——以甘肃省农村信用社为例”、“余粮率、迁移决策与中国城市化进程”、“谁能担当城乡统筹的行为主体”、“别把农民赶进居民楼”的发言。

朱宝树教授对城市化、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推进做了发言。他提出中国城市化发展应该以城市化是主轴,新农村建设和新城镇化发展为两翼不断推进。

潘天舒副教授以海宁和阜阳的田野调查为蓝本,给我们展示了两个完全不同特征的农村。海宁农村已然是一个高度城镇化、高度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地区,阜阳农村却相当落后。据此他认为,中国的城乡统筹政策绝对不宜一刀切,否则取得的效果将非常糟糕。

刘社建对中国农村信用社的起源、发展和改革进行了回顾。他指出,农村的发展离不开农村信用社的支撑,但目前中国农村信用社的运行机制和内在体系缺陷很大。

郝前进提出余粮率对中国城市化率的提高具有潜在的决定性。他指出,目前我国的余粮率和城市化率之间仍有很大的缺口,因此,我国的城市化率仍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丁金宏教授讨论了谁是城乡统筹的主体的问题。并对当前城乡统筹的利益偏向城市,逐步消灭农村的做法提出置疑。

郭有德副教授批判了目前把农民赶进居民楼的强行推进的城市化。他分析了依靠土地推进的城市化带来的风险,提出城市化发展应该是一个自然进程。通过行政力量推进的城市化方式,表面上达到了规划的城市化率目标,但也会导致社会稳定等一系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