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乐天|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
九龙的深水埗曾经也是上海人聚集的地方，如今留下老旧的房屋，附近是热闹而拥挤的马路市场。1841年，香港开埠；1843年，上海开埠。
1876年，晚清文人葛元煦在《沪游杂记》中写道：“自香港兴而四镇逊焉，自上海兴而香港又逊焉。”上海和香港被拿来相提并论，不知是不是从那时开始的。当时有英文报道称，上海英商自认为高香港英商一等。许多在香港的英资都跑到上海来开公司，并以上海的业务为重。
比较或许早就开始了，而这两座城市真正发生联系，要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有一个数据称，1931年在香港的上海人只有3768人。当时，广东地区以外的华人尚未考虑大规模移居香港。所谓“省港一家”，在1949年以前，香港与广东在文化上是一体的。1937年的时候，香港是一个拥有100万人口的广东人移民城市。
直到抗战爆发，香港的吸引力才在全国范围内大增。1937年至1941年的四年间，香港人口增至160多万。香港第一次有了这么多广东以外的“外省人”,其中不乏南来的上海人。作家萨空了写道：上海人到港十几万。在张爱玲的小说《倾城之恋》里，徐太太对住在上海租界孤岛的白家说：“这两年，上海人在香港，真可以说是人才济济。”
香港似乎有些要赶超“远东第一大城市”上海的势头了。在香港的作家穆时英宣称，香港是“全国唯一的、最安全的现代城市”。萨空了甚至预言：“今后中国文化的中心，至少将有一个时期要属于香港……这个文化中心，应较上海更为辉煌，因为它将是上海旧有文化和华南文化的合流，两种文化的合流，照例一定会溅出奇异的浪花。”
可惜这次“合流”的时间很短，1941年12月日军侵占香港后便戛然而止。经过三年零八个月的日治，到1945年，香港人口又只剩下了60万人。香港学者陈冠中认为：“香港到1949年前经济地位并未超过上海。”
然而随着国共内战、新旧政权的交替，下一个人口的涨潮更为猛烈。除了回流以外，更多新移民涌入香港。到1953年，香港人口已达250万，光1949年就增加了近80万人。
这一次，更多上海人来到了香港。陈冠中在《90分钟香港社会文化史》中写道：“1949年后，各省来香港的人多了，从山东威海的警察到跑单帮的台湾客，在本地广东人眼中都是外省人。其中，上海人最为瞩目。”
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电影界的大亨在香港兴办公司，永安、先施等百货商店建立了香港分部。随着上海资本的兴盛，香港的纺织业应运而生。上海裁缝、上海理发店乃至上海菜饭店跟随上海人南下，在香港风生水起。用李欧梵的话来说：“香港的商界与文化精英经历了一个可被称为‘上海化’的过程……香港成了上海的后方与避难地。”
前文所摘录的第一组书信，写信人也是在那一时期移居香港的上海商人。复旦发展研究院当代中国社会生活资料中心主任张乐天教授评价说：“1949年前后移居香港的上海人有很多是商界人士。让我感到惊讶和感慨的是，这些信蛮进步的。在人们的印象里，当时到香港去的人应该都是因为害怕共产党才去的。但从信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跟大陆还是有生意上的往来。换句话而言，解放初期，香港与内地不是一个敌对的状态。这是我们在其他资料里很少看到的，给人一个更为全面的香港印象。”
值得注意的是，解放初期，有很多人前往香港，但也有很多人离开，甚至于离开香港的人比去的人多。这组书信中提到：“据大公报登载，（1950年）每月由深圳回国的较来港多出三万人左右（由其他关口及海路回国的还不在内）。”
“许多人当年到了香港以后，发现情况并不如人意，那边的贫富差异也很严重。与此同时，解放初期共产党采取种种措施，使得上海等城市的贫富分化迅速缩小。所以有很多人去了香港又回来。”张乐天说，“上世纪50年代初，社会主义运动在国际上非常有影响力，当时的文化环境和社会气氛是后来很难想象的。”
然而此后，内地陷入了一系列的政治运动，香港则赶上了“二战”后制造业的第一波全球分工，得以分担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部分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移民潮导致的人口暴升一跃成为优势，香港有的是廉价劳动力，在“二战”后的经济长繁荣周期中占了先机，迎来了“花样年华”。李欧梵称：“当1972年第一条海底隧道建成，把九龙与港岛连起来时，香港终于开始走上超越上海并成为一个大都会的道路。”
经济向荣，人也连带着意气风发，“香港人”这一身份认同被逐渐树立起来。陈冠中说：“香港的居民终于对香港有归属感了，但一半是被逼出来的。原来他们哪里都去不了，英国不是随便去的，内地还不是可以去的，他们不能自认英国人，也不愿意被人家认为是内地人，故此也不自称中国人。没选择，他们只能叫自己香港人，后来越叫越顺，引以为荣。”
“文革”结束后，当又一拨内地人涌入香港时，香港人给这些新移民取了个别称：“阿灿”。这是港剧《网中人》里的一个内地来港青年，在剧中一口气吞下了30个汉堡。由此可见当时香港人对内地移民的印象。正是在这一时期，前文第二组书信的作者、一个20岁出头的上海女孩来到了香港。
“（上世纪）80年代初，刚刚改革开放。从1949年开始，上海是非常彻底地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一个城市。而香港当时是英国殖民地，完全是资本主义体制。两个城市走了完全不同的两条道路。对于这个女孩来说，这当中充满了张力和紧张。”张乐天说。
“上海原先是一个陌生人的城市，解放前是很开放的东方巴黎。解放以后，上海被打造成了由一个个单位所组成，每一个单位就像是一个熟悉的群落。这里面有不好的地方，但它也给人一种安全感，任何事情都有一种依托。在这种背景下，很多人到香港后非常不习惯。因为熟悉的东西全没了，完全进入到一个陌生人社会。”他说。80年代的香港在城市建设、经济发展水平上无疑远远地走在了上海前面。小到穿着、审美，大到社会形态，上海女孩在新的环境里面对着种种差异。
从信中可以读出，这个女孩高中毕业后跟随父母来到香港。她很有主见，曾经做过电影梦，立志要在香港闯出一番名堂。因为漂亮开朗，喜欢追逐时尚，她在上海和香港都不乏众多追求者，甚至曾有年龄足以当她祖父的富人向她提出包养要求。
“非常复杂的感情纠葛，她都写在信里了。这些信件能够侧面反映出在改革开放初期，普通的上海人到香港以后的社会经历，也能够呈现香港社会当时的一些情况。”张乐天说。
值得一提的是，女孩在一封信中提到（注：因篇幅关系未在上文摘录），父母在家中接待来港的沪上某高校校长。“可见，她的父母是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张乐天说，“解放前后，南下香港的上海人大多是有一定财力的。改革开放以后，也是和这批人有亲属关系的上海人最早移民到香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海与香港之间的联系基本上是有产阶级的故事。”
从这组信件的最后一封来看，女孩似乎并没有答应年长富人的要求，情感生活中又产生了新的涟漪。她后来怎样了呢？要知道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她的故乡开始经历一系列的变化和发展：国务院批准在浦东设立外高桥保税区，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第一座跨越黄浦江大桥-南浦大桥建成通车，东方明珠塔建成……随着香港和国外的投资商纷至沓来，上海经历了都市重建，人们发现，浦东地区的天际线与香港惊人相似。
上海和香港，人们仍在乐此不疲地对这两个城市进行比较，双城故事还在继续。
（文中部分资料援引自陈冠中《我这一代香港人》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