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期两天的七国集团（G7）外长会议4月10日在日本广岛市揭幕（图片来源：AP）

沈丁立教授（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军备控制与地区安全研究项目主任）：G7外长会议公报插手南海问题只是在道义上让中国感到孤立，没有实质影响。G7会议主要关注世界经济、金融事务，包括卫生、健康、可持续发展等，政治安全通常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这次是作为东道主的日本想要利用G7会议来做文章。会议公报中虽不点名中国却说南海，事实上还是在说中国。这件事，日本确实达到其绑架G7的目的。注意到G7只是个清谈会，并无强制执行力，它发表声明只是表达集体的政治倾向。这种倾向虽对中国不利，但并无后续活动。日本试图让中国感受孤立，这是日本此次的用意。中国一贯认为，南海争议应有相关当事方来谈，他方包括G7不应干预。

牛海彬副研究员（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海洋安全问题上，我认为G7越来越明显地展现出冷战思维，表现为对潜在对手施加影响，塑造国际安全秩序，试图提高自己的发言权。G7近年关于海洋安全特别是南中国海的表述与日本的积极推动也是有关的，日本近年来在国际安全事务中试图提升自己的影响力，内部有安保法的重新修订，外部加强美日同盟，提升G7在安全事务的作用，以便为日本进一步在安全事务中发挥作用提供国际多边机制的支撑。所以，G7有关南海问题声明的大背景是国际权力转移，西方国家试图在安全事务上发挥更大作用，特别是对中俄在这方面相对强势的表现做出回应。

中国政府的立场也是非常明确的，在七国集团的决议发布后，召见了七国的驻华大使，表明了中方的立场。但我觉得中国同时须在南海问题上的政策给予更加清晰的界定，要更多向国际社会做出说明，避免在这个问题上的话语权被七国集团主导。

那么对于缺少中俄的G7会议能否真正达到效果，取决于如何解读“实际效果”的内涵：如果说是否会遏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如建造岛礁、进行一定的军事防卫，那么我认为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主权、安全权益交给G7主导；但如果说，是否可能对地区的和平局面造成消极影响，如加强地区军备竞赛程度，客观上G7会议之后，菲律宾、日本、越南等国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行动明显升温，那么这会恶化地区安全形势。在国际上，这种联合发声也可能误导舆论，造成“中国是地区局势破坏者”的不利舆论，需要我们加以应对。

韦宗友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特别是2010年以来，对于南海问题的介入程度即不断加深，包括利用“东盟+X”机制、东亚峰会、APEC、香格里拉对话等东亚多边机制，从多边场合的外交途径向中国施压。同时，美国还利用G7等全球性多边机制热炒南海问题，试图形成针对南海问题的“国际统一战线”。在南海问题上，近年来中美“较劲”升级。

中国不是G7成员，俄罗斯也因乌克兰问题被排挤出G8。然而，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美国等西方国家认识到缺少中国这个重要新兴大国的参与，原有的G7模式难以为继。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包括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内的G20取代G7成为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的首要平台。然而G7仍希望在全球政治及安全等问题上能够设置议程，影响舆论，继续主导全球治理。因此G7在南海问题上的发声，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希望借此向中国施压、影响南海舆论的重要手段。

而中国近年来因南海问题与周边国家的政治互信也处在下降态势，特别是与东盟国家。当然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来看：经济上，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一体化程度在加深；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东盟国家在政治和安全上对中国的不信任程度越来越大，“依靠美国”的心态逐渐强烈，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前段时间的表态就非常明显，希望美国继续在亚太发挥主导作用，制衡中国的地区影响。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图片来源：AP）

宋国友教授（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我们观察到在南海问题上美国内部确实存在较为明显的分歧，主要表现在白宫和国防部之间的紧张关系上。白宫主要是从更为重要的全局性的战略性角度来处理中美关系，而国防部主要从体现美国军事力量、维护同盟利益的角度出发，所以二者存在着很大分歧。这种分歧的影响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毫无疑问是负面的。

负面影响的第一点，它确实是引发了相互冲突甚至是错误性的对华政策的制定，传递了一个非常混淆的信号。从大国关系上来说，相互冲突、混淆的信号不利于两国关系的稳定，换言之，会损害两国之间的战略信任。   

第二点，它可能使得军方和白宫在南海问题上步调不一致。军方可能会采取更为激进和挑衅性的措施，使中美关系本身面临着比较大的冲击，也使得中美两国政府最高首脑层面达成的一致难以落到实处。 

沈丁立教授：卡特取消访华计划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确实是因为日程原因取消，另外一种是这是借口。我并不知道他推迟访华的真实原因。但从总体来说，他来不来中国和是否压中国没有关系，他来不来中国都会压中国。当然，他也说了在下半年合适时候访问我国。另外，不排除他考虑等5月份国际仲裁法庭的判决结果，如果届时中国被判输，对美国利用国际法施压更为有利。

美国的决策过程很复杂。总统不能强迫国防部长来或不来，国防部长来或不来有其自己的判断。一般而言，交流互访有助两军关系的促进，不来则是表明一种不满态度。但他来或不来，从美国的角度都在促进美国的国家利益。来了不一定解决问题，来了也可能误解更深。我们不必过分解读他这次或那次来不来到底是什么含义。特别是，当我们并不了解美国此次决策的具体内情的就去解读，未必不产生误判。

韦宗友教授：美国一些主流媒体认为在南海及如何与中国打交道的问题上，白宫与五角大楼之间是有内部分歧的。特别是在南海问题上，美国防部和太平洋司令部就主张展示强硬一面，认为奥巴马对中国过于软弱；而奥巴马作为总统则更多立足于两国关系大局和全球战略层面，从政治、经济、安全多维度来考虑中美关系和美国的地区和全球利益。具体来看，从军事角度，美国军方认为中国近年来在南海问题上咄咄逼人，包括在南海岛礁吹填行动、部署防空武器、建设飞机跑道，这些今后都可能用于军事用途，甚至可能在南沙也设立防空识别区，美国不能在这个问题上示弱，一定要表明态度。因此自去年5月以来，军方就要求奥巴马政府派军舰进入中国在建南沙岛礁的12海里之内，奥巴马政府直到10月才放行。

总体来看，美国对华的不信任在呈现上升趋势，今年也是美国大选年，无论是希拉里还是共和党人上台，都可能对中国表现更加强硬的态度。当前，尽管中美两国经济上高度依存、人员交往频繁，在一些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有共同利益，有合作余地，但两国战略猜忌和不信任气氛较浓厚。 

牛海彬副研究员：对于卡特推迟访华，我比较同意的说法是，双方可能在南中国海的问题上没有达成共识，如果进行访问就会公开暴露两国的分歧，因此，推迟访问在情理之中。

关于美国外交决策团队内部分歧的说法，我认为白宫与国防部在对华问题上确实有一定的分歧，后来的结果也表明白宫努力重新主导美国在南中国海上的话语权。卡特来访需要代表美国政府的立场，那么内部存在分歧对于访华来说也不是一个好时机。但访问印度和菲律宾在美国国内是有共识的，即加强与中国周边国家的安全协调，维护美国所谓的地区安全秩序。

南航公司客机在永暑礁着陆（图片来源：每日邮报） 

沈丁立教授：卡特原先计划访华，是事先安排的。从他考虑的角度，他来南海的国际水域，是要表明这一区域不是中国一家的，而是为国际社会共有，既是美国的，也是中国的，还是菲律宾等各国的。我国军方领导人前往南海岛礁视察，则是为了表明这是我们的岛礁。这种安排，可能与卡特不来中国有关，也可能无关，而是在他宣布不来之前就安排好的。

宋国友教授：美两国在军事主官上的针锋相对的行为可能会引发两国在南海问题上更为紧张的局势，可能会加深双方防务部门在南海问题上的对立。在短期内，这种措施对于两国更好地解决南海问题恐怕是不太有利的。但我们也要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这种军事主官针锋相对的措施其实会使得中美双方更好地亮明自己的底线，这样一种对抗会更好地帮助我们把握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的底线，越接近不可退让的底线和最后的政策，越能够看出中美两国互动的结局。也就是说，中美两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就不太可能会出现更为激化的措施，从某一种角度就会达成一种新的均衡，但这种平衡是以两国高级军官的冲突性方式得以实现的。 

牛海彬副研究员：至于两军领导人在南海的行动，我认为这突显了双方对南中国海的安全关切和利益认知是不同的：中国主要关注南海相关岛礁的主权问题，也强调了中国在此建设军事设施是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但美方高调穿越南海争议水域，是展示其一贯宣称的“利益”，即不在主权分歧中站队，而是维护国际航道的安全畅通。虽然目前双方的角力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但因为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所以发生摩擦的可能性比较小，这一点也是相对有利于管控南海的安全局势的。

我认为美国的这一系列行动展示了其重返亚太双重战略的延续，先是强调军事层面，再后来是经济层面。在TPP协定取得阶段性成果后，重点又转向安全领域，以朝核问题、南中国海问题为抓手，加强了与亚洲盟友以及新的安全伙伴的互动和协调。若要塑造长远的地区秩序，除了双方军事上的准备，还要对地区安全秩序的设想和规则进行战略沟通。目前双方的安全分歧对美国对华政策有比较大的负面影响，因为一直有“经济关系是中美关系压舱石”的说法，经济关系搞好了，中美关系就坏不到哪里去，但若涉及到安全问题，零和博弈的可能性会更大，对两国关系的杀伤力也更大。

沈丁立教授：美国的不持立场，是针对中菲争议的岛礁归属，对此它声称不站队。但对于专属经济区的开发，以及对于在国际水域（包括专属经济区和公海）的航行/飞行自由，还是在领海的无害通过这三个问题，美国是有立场的，即遵守国际法制，依照1982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办事，并可按照该公约由国际仲裁法庭审理有关海洋权益的诉讼。就上述事项，中美立场并无不同。但中国认为，有些南海国家侵占中国海上国土在先，事后否认中国的相关海洋权益，因此这有关各国关于南海权益的分歧，不只是纯粹意义上的经济纠纷，因此《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不适用的。美国打着国际法制的旗号，其实是对国际法体系的刻意曲解。在此前提下，美国所谓航行自由包藏着私货，是为其霸权服务的。 

宋国友教授：我想美国所说的利益有如下几点：

第一个是自由航行的利益，美国的军舰要在这个地区不受限制的通过，对美国来说是维护自身在这个地区的绝对安全，但是却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安全利益。

第二个利益是维护美国在这个地区的盟友承诺。美国在这个地区有很多盟友，比如直接相关的菲律宾，还包括日本等。美国在南海地区是不是能够坚强地维护盟友利益被认为是考验美国盟国体系是否牢固的试金石。所以从维护美国盟友体系的这一非常重要的利益来说，无论结果如何，美国都必须要有所表示。当然这种表示一定会和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所冲突，但这是美国认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利益。

第三个利益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战略利益。中国在这个地区在不断崛起，相对来说美国的影响力在下降。但美国不愿意看到本国的影响力下降，特别是军事影响力的下降。所以从维护冷战后以来在这个地区的主导性利益角度来说，美国也必须要对中国在南海地区维护国家主权的动作有所回应。这种回应从更高的层面或者从地区秩序的层面来说，其实是为了维护美国冷战以来一直所主导的地区秩序，地区秩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益。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与菲律宾总统贝尼格诺·阿基诺三世举行了会谈（图片来源：AFP）

韦宗友教授：越南本身就是南海的争端方，在南沙非法侵占将近40个岛礁。越南在南海问题上，一直小动作不断，尽管没有诉诸国际仲裁，但并非它不想这样做，而是担心一旦诉诸仲裁，最终的裁决结果可能对它不利。在南海问题上，越南不仅加强与美国、日本等非争端方及域外国家的军事安全合作，也在进一步加强与菲律宾的外交与安全合作。越南、菲律宾等国之间，以及它们对域外国家的倚重和借助，无疑将使得南海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我认为中国作为上升中的大国，一定要有战略定力和长远眼光，要善于守拙，善于韬光养晦。对于海洋主权和权益，一定要进行维护，但是，必须将海洋权益维护放在大战略框架下来思考，同时注意方法和手段。我认为邓小平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并未过时。在海洋维权问题上，如何在维权和维稳中保持平衡，一定要仔细斟酌。同时，如何处理好海洋维权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者间的关系，要有战略思维和战略眼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崛起才是21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国家大战略，南海问题乃至更大的海洋问题都要放在这一大战略框架内思考，不能因一时一地利益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牛海彬副研究员：目前在东南亚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中，菲律宾站在最前面，越南也一直非常活跃。越南最初主要将问题的解决放在双边框架下，但随着美国向亚太重新加强军事部署和参与地区安全的塑造，越南也越来越重视美国因素，试图在美国新的亚太安全战略框架下获得更多利益。但我认为，这与越、菲如何认识地区安全格局的走向、中美安全互动的未来，都有很大的关系。抛开这两国不谈，印度就因其纠结于中美的互动而对参与南海争端的解决表现出模糊的立场。其实在国际政治中，中小国家试图在大国互动中谋利的行为是很危险的，通常情况下，小国会保持一定的中立，或与另一个大国绑定在一起。但越南是中国的陆上和海上邻国，无论经济、政治都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越南也很难完全站到美国一方，而是扮演一个相对独立的角色；而菲律宾就完全和美国站在一起，中国在这种局面下，还是要加强和东南亚国家的沟通，从双边和多边的途径，做好邻国的工作，把主动权更多掌握在自己手中。

对于美菲军演，我认为美国与菲律宾甚至越南的军事合作的常态化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一个基本事实，我们对于这种军演没必要反应过度，因为中美军力差距不可能短期消弭，而菲、越也不可能在军事上单独挑战中国。另外最主要的是，中方在南中国海的立场并不是进攻性的，对已有的主权岛屿做好防卫工作即可。只要美菲军演没有危及到这一地区国际水域的通行，就没必要做出过度反应，而应多在外交等其他方式上寻找非军事化的解决途径。

本文记者：潘宇航、张文昵、张莹雪

微信编辑：ZoeD

本期组稿：张文昵

审稿：李婪

本文版权归“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所有，如需转载请与本公众号联系并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