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经济这些年在不断减速，但定期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难道数字会说谎吗？全球央行按兵不动意欲何为？中国应如何应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在哪里？楼市未来将如何发展？利率下行对投资策略影响大吗？经济好转了为何股市不好转？中国经济奇迹必将终结吗？张军、沈建光、林采宜、李迅雷、吴敬琏等专家为您解读。请看本期观点荟萃——

张军|复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失业率是基于那些在城市拥有户籍并向政府部门登记并领取救济金的失业人口为依据的，但与发达国家不同，因为失业保障和就业指导体系不健全，中国有太多的人并没有向政府部门登记失业和寻求再就业的激励，所以这个登记失业率虽然是客观的，但却是失真的。正是这个缺陷敦促了政府在2005年决定开展城镇失业调查以获得更准确的数据。

缺乏足够完整的数据的确是大问题。由于很多数据并不是公开和免费的，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渠道可能获得不同年份和不同省份的数据。这对于研究者来说的确是一个既疼痛又无奈的事。笔者的研究团队去年有幸获得了UHS数据库中几个省份在过去几年的相关数据。尽管样本相当少，但仅有的这些省份颇具代表性，因为它们正好涵盖了沿海、内地以及东北地区。通过对这些数据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处理，可以对以上城市的失业状况做出测算并由此推算全国的真实失业率。

如果不考虑那些已经退休但又找到工作的人群，测算结果显示，2005-2012年中国的城市失业率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从2005年的10.7%逐渐下降至2012年的7%左右，年平均的失业率为8.5%左右。有意思的是，虽然看到在2007年这一年的失业率突然变得更低，但2008年以后失业率总体上依然延续了之前的下降趋势，而这期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GDP增长率的下降趋势已变得明显。这期间，官方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还是相当稳定。不过，在横截面上，笔者的数据与官方的登记失业率数据之间存在着正向关系，而且统计上显著。这意味着，在截面分析中，登记失业率数据或许可以作为真实失业率的代理变量，仅此而已。

为什么失业率伴随经济增长下行而下降呢？经济学家往往会想到这是否因为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导致了失业率的下降，但是根据UHS的数据计算发现，劳动参与率在这段时间反而是稍有上升的，并且从家庭的调查数据中还发现，因从事家务劳动或者未知原因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比例是微弱下降的。

看来在经济增长下降的同时，就业的增长在加快，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么，就业机会的净增长来自何处？UHS为我们提供了失业人群再就业的去向信息以及失业持续时间长短信息。笔者发现，在2005-2012年，尽管服务业的就业增长保持了持续的趋势，但是第二产业和国有部门释放了更少的失业人群，尤其是2009年以后。实际上，制造业和国有企业部门失业人群的平均失业持续期，要比服务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失业人员更长。因此，如果不是第二产业和国有部门释放了更少的失业人群，失业率势必要上升。

2008年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政府采取了大规模刺激计划，大量投资流向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建设领域，这使得2008年以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和建筑业）仍能维高速的增长，而建筑业显然吸纳了大量低技能的劳动力。事实上，一旦按照个人特征分解那些被定义成失业状态的人群，的确发现总体失业率水平的下降主要是由低教育组人群失业率的下降导致的。

不仅如此，基础设施和房地产被刺激的繁荣还带动了包括钢铁、水泥、玻璃等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相关重化行业的扩张，使得从2005年以后国有部门的就业增长率得以不断加快。计算显示，2009年以后，国有部门的就业增长率由负值转为正值，这大概印证了经济学家关于“国进民退”的猜测。

在笔者观察到的时间里，真实失业率尽管远高于官方的登记失业率，但GDP增长下降的趋势至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大幅度推高失业率水平。这一方面是因为服务业的就业保持了持续增长势头，但更重要的是，国有企业和与基建为主的制造业（包括建筑业）释放了很少的失业人口。

因此，当GDP的增长不能带来更多的就业时，政府就需要极力在政策上维持就业的优先，即使这样做会延误那些核心的结构改革。反过来说，一旦要维持这样的就业稳定，要扭转经济增长的下行趋势也就变得困难。

沈建光|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客座教授

在瑞穗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看来，当前海外央行货币政策或许是今年最大的不确定性。尽管美联储6月前不会加息，但下半年某一时点一旦启动必将影响全球金融市场，对比美联储过去两年加息落地之前的全球资本快进快出情况便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而欧日宽松政策也面临挑战，凸显政策困境：负利率之下，欧元、日元升值显示全球投资者避险情绪增加，货币政策有不可承受之重，加速结构性调整是唯一应对之策。但这并非一朝一夕之功，短期内波动很难避免。

从中国的角度而言，应该珍惜美联储政策空窗期的机会，并巩固一季度经济开门红的经济基础，不可掉以轻心。不难发现，当前中国国内经济也存在一个奇特现象：一方面货币政策宽松，经济企稳，大宗商品价格走高；而另一方面，中国债券市场上债券违约与取消发行不时出现，甚至违约主体从民企传导到国企、央企，投资者避险情绪增加。

为何在整体宏观面向好、资金面充裕的情况下债券市场遭遇动荡？他表示，这与营改增引发预期中的银行融资成本上涨、市场对于流动性偏紧的担心以及国有企业去产能等考虑有关。

所以，打破债市刚性兑付有利于建立正确的信用机制与推动金融产品价格真正的市场化，但为了防止风险的扩大特别是海内外金融风险同时发生作用，他认为，短期内维持货币政策的适度宽松，进而巩固经济企稳向好的局面非常有必要。而从中长期看，应加强改革的协调性，建议尽快制定具体实施方案，让诸如营改增、债转股、去产能等政策路径更为清晰，为稳增长与防金融风险提供稳定预期。

林采宜|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兼职导师

近日，国泰君安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在“2016宏观经济走势与资产配置”的专题演讲中表示：“投资拉动的增长时代其实已经终结了，中国经济总量增长仍将持续放缓。”她认为，国内第一季度GDP增速6.7%，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一直处于下行通道，二季度预计低于6.7%，这是转型期必然面临的一个过程，但不是很坏的事情。中国经济颜色开始改变，从以前的“黑色”变成“绿色”。三驾马车中，投资下行趋势难以扭转，由于劳动力成本提高导致出口面临挑战，消费取代投资成为新引擎。从消费阶层年龄结构来看，中国最富有的人群是40岁-50岁，这些人群在整个人口结构中的比重占强，就说明中国人口结构跟日本相比，消费动力要比日本强，因为人60岁以后是没什么消费欲望，25岁以前人的消费欲望是无效需求，因为荷包支撑不了消费欲望。

她认为，资源和环境因素正在推动产业转型。制造强国战略实施周期长达30年，现在，中国制造正在转向中国“智”造。中国“智”造带来信息服务与智能设备领域的投资机遇，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工业机器人等。

“资本市场服务和互联网金融正面临机遇。”关于金融，她认为，产业转型意味着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比降低，最大的服务业即金融服务业会有非常大的前景。”她表示，互联网金融产业的机遇在于网络银行、互联网券商、网络保险、股权众筹、第三方支付、大数据与金融征信等。

2016个人投资者如何配置？林采宜认为，继续增持现金类资产，捂紧钱袋子。资本流向美国，全球成熟投资者正在逃离风险资产，偏向现金类资产。

谈及楼市，她认为房地产下行周期难以逆转，一线城市并不是避风港。如果一定要配置房产，海外房产的风险要小得多，投资前景比较好的是日本和西班牙。关于大宗商品，她指出大宗商品的春天还远远没有到来，应该远离它。

李迅雷|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兼职导师

中国的一季度数据表面看还不错，但股市表现却不好，因此有不少人疑惑：经济好转了为何股市不好转？在李迅雷看来，首先，经济好转不必然带来股市好转，中外股市的很多次牛市都是出现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其次，经济数据的好转不等于经济的好转，因为经济数据太多，哪些数据是真正有说服力的，哪些数据不具有说服力，需要甄别。

对经济走势的判断，更应该看长远，趋势的判断太重要了。经济走势就像上山的路上有下坡，下山的路上有上坡一样，看清楚中国经济究竟是在上山还是在下山是关键。不少学者说第二季度经济就见底了，之后就会回升，全年的经济走势是V型。或许这一预测是对的，但从长远看，则可能就是下山路上的上坡而已。

他认为，全球所有转型成功的经济体，在经济高增长结束之后，经济走势（GDP增速）都无一例外地往下走，道理很简单，经济体量增大到一定程度，经济增速不降就是反常了。因此，新常态的表述中也提到中国经济增速会从高速增长变为中速增长。但中速增长结束之后呢？那就应该是低速增长了。

即便是低速增长，也还是在增长，也都不错了。美国经济、欧盟经济都是低速增长，但股市走势比大陆强多了。所以，经济增长的质量很重要，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在次贷危机的时候跌至7000多点，如今已经是接近18000点了，中国上证综指现在的位置比次贷危机的时候却高不了多少。

中国经济的问题就是在于，为了GDP增长维持在中高速水平付出太大的代价，也成为经济结构的扭曲部分原因。如今，就算经济在短期内走稳甚至反弹了，但高杠杆、泡沫化问题、产能过剩等问题能解决吗？如果解决不了，还是会继续拖累经济，下山途中的上坡结束之后，仍会继续下行。

中国经济的长期症结在于，GDP拉上去了，但企业的ROE却没有拉上去，同样是全球500强企业，中国剔除五大银行之后的企业平均利润率，大约只有美国企业的一半水平，但中国的GDP增速差不多是美国的2.5倍。故一个国家经济的好坏还是要看企业的好坏，如果只是刺激一下房地产或扩大一下基建投资就解决增长问题，那就太简单了。

吴敬琏|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校友

著名投资人索罗斯近来一直发布看空中国的言论。其中包括1月份他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表示，中国经济硬着陆已不可避免。不久前，索罗斯又在名为“中国经济奇迹终结？”的讨论会上继续唱空中国经济。

对于索罗斯不断放出的悲观言论，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意思不大”，他表示，“作为一个大国的国民也好、领导也好，人家爱怎么说怎么说，我们办好自己的事情是第一位的”。

“在目前风险积累到相当高的时候，应对挑战的方略是保证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前提下，集中主要力量，励志推进改革，依靠具有活力的体制机制提高供给侧的效率，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目前面临的问题。”吴敬琏说。

在吴敬琏看来，稳住大局主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方面是采取措施，控制和化解风险。比如现在不要病急乱投医，进行那些没有回报或者回报很低的建设项目；妥善处理地方政府债务，动用国有资本偿还资本的隐性负债和现有负债，其中最大笔的隐性负债就是社保的缺口；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停止“刚性兑付”，对资不抵债企业实施破产或重整；另外要处理大量死资产，如部分城市大量住宅卖不掉，部分地方建设大量开发区，但没有企业入驻等。要想办法和措施来化解风险，把小震震了，把风险释放了，不要积累成大震。

另一方面，有时应该用凯恩斯主义式的短期政策，在发生资产负债表衰退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主要用财政政策，提高财政赤字力度，一个办法是增加支出，一个办法是减少收入。他认为“主要方法不是说不增加支出，如社会保障、基础教育支出等；但主要是减少收入，结构性减税办法不好，建议普惠性减负。”

（本期观点由学生记者戴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