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4月6日下午，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第16期访问学者讲座在智库楼106会议室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中心2017年度访问学者、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宗教学系Mario Poceski教授。讲座主题为“东亚佛教研究的发展、调适和再定向”。讲座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天纲主持。

（图为讲座主持李天纲教授致辞）

因本次讲座面向国内外访问学者及全校师生，Poceski教授希望就这一主题进行一个概览式讲解，具体包括历史背景及相关发展、视野与边界、概念定义、议题与问题、美国学界及国际视角这几大板块。首先他探讨了佛学研究的传统方式；接着回顾了人类与宗教的历史起源以及西方社会中基督教世界观、时空观的形成，以及宗教学在西方学院式研究中的基督教传统。Poceski教授指出，19世纪的殖民主义带来了菲律宾、日本、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基督教化，而宗教学研究真正进入学院也是在这一时期。中文中的“宗教”一词为日语借词,是日本应对欧洲的侵略而被迫开放时,为表达欧洲“政教分离”等概念而创造的。因此“宗教”这个术语的概念是外来的，有些学者今天对此词语的使用仍有所保留。“宗教”包罗万千，涉及文化、历史、心理学等多个学科领域，难以定义。目前在中国和西方，宗教研究基本沿用西方的研究模式，而中国的宗教情况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在身份认同问题上，西方人会认为自己是教区教徒或基督教徒，而中国和日本则是宗祠认同。

（图为Poceski教授在介绍宗教学研究概况）

谈到佛学与欧洲的早期联系，Poceski教授指出在殖民活动、传教士传教的过程中，西方不仅对中国的佛教增进了理解，对道教和儒家思想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了。欧洲学者开始对对亚洲传统的产生兴趣，以Max Muller为代表的学者创立了比较宗教学研究。佛教对西方哲学也产生过影响，叔本华、尼采的“虚无”即为一例，当时佛教思想很大程度上被看做是一种“无的哲学”。在西方文学中，佛教的影响也有所体现，例如黑塞在作品中对佛教的描绘。从佛教研究的早期趋势来看，特点是重视对文本和典籍的研究，如在斯里兰卡的学者及传教士对巴利大藏经的研究。佛教有著书立说的传统，因此典籍众多。而这种对教义的兴趣其实有所遮蔽，因为许多佛教活动本身不存在于典籍。在日本，佛学研究在20世纪属于上升状态，而目前有所下滑。因为佛学传播于亚洲各国，印度、中国、日本等各国互相影响，属于同一传统。日本传统其实是个混合体，例如铃木大拙早年在美国中部求学，之后多次往返与美日两国。在日本学界，日本佛学、中国佛学和印度佛学存在地位和研究路数的差异。而美国学界重视宗教研究与区域研究，按文化和地理区域划分佛学研究的领域。如东亚（中国、日本、韩国）佛学、印度佛学、西藏佛学（印-藏佛学）等。

（图为讲座现场）

讲座的最后，Poceski教授从自己的观察出发，指出了该领域一些新的研究动向及兴趣。例如对仪式与日常修习的研究的地位日渐提高，而对手稿和文本研究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今天的研究更需要多样化的研究方法与视角，以及跨学科的研究理论模型及方法论。同时不能忽视的事，当代的东亚佛学研究存在着一些问题：诸如追求大“格局”、西方理论的不当使用等。谈到对未来的希望，Poceski教授提出了“百花齐放”的愿景：希望未来的研究更大程度上消除预设与限制。中国佛学包罗万千，有很多研究空间。好的学者应该关注人类与世界、宇宙的关系。

讲座结束后，在场的中外访问学者及师生与Poceski教授进行了深入的问答互动。在对提问者的回答中，Poceski教授再次鼓励在场的年轻学者突破学科界限，充分利用各学科的资源和空间从事区域或宗教研究。

(图为问答互动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