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三十二辑（2023年11月版）刊发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祁怀高研究员撰写的《“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北大复旦人大清华国关青年教师的发展现状与思考》学术论文。为便于读者阅读，本公众号推送时将题目改为《中国著名高校国关青年教师的成长之路》，并缩减了文字和删除了注释。获取全文（含注释），请点击文末“阅读原文”。

内容提要：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是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重镇。本文选取四校国际关系学科的青年教师，进行“双一流”建设前后的纵向对比分析和四校之间的横向对比分析。相比2010年，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学历更高、受教育的国际化程度更高、代表性科研成果数更多、更加注重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等。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高级职称占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期刊论文发表等方面各具优势。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未来成长，需要处理好国际培养和国内培养、学科建设和支撑平台、学科边界和学科融合、代际差异和代际传承、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校际竞争和校际合作这六对关系。

一、介绍

“双一流”是世界一流大学和世界一流学科的简称。“双一流”建设启动于2015年。“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提到，“到2030年，……，若干所大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一批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学科前列”。

从“双一流”名单、教育部学科评估结果和QS世界学科排名（参见图1）来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复旦大学（简称“复旦”）、中国人民大学（简称“人大”）、清华大学（简称“清华”）四校的政治学（和国际研究）学科排名稳居中国大陆高校前列。

图1 四校QS世界学科（政治学和国际研究）排名（2013—2023年）注：本公众号推送时，对图1做了更新。

国际关系（简称“国关”）是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本文为了行文方便，将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这三个二级学科，都统称为国际关系；并将四校中从事上述三个二级学科和区域国别教学科研的青年教师统称为国关青年教师。

鉴于四校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科处于全国的领先位置，因此本文选取这四所高校作为研究对象。本文青年教师群体的范围是，截至2020年12月，年龄在45周岁及以下，出生日期在1975年1月1日及以后。

二、文献综述（略）

三、“双一流”建设前后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纵向对比分析

为了分析“双一流”建设启动前后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变化，笔者分别选取2010年和2020年这两个年份的数据，进行纵向对比分析。

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相关数据包括以下方面：性别；职称；博士学位；博士后研究经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数；SSCI期刊论文发表数。

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群体将细分“75后”、“80后”、“85后”、“90后”四个不同年龄梯队。

表1 2010年和2020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人数变化

图2 2010年和2020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人数变化

从2010年和2020年的人数对比来看，10年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人数稍有增长。从2010年的92人小幅增长到2020年的94人（参见表1和图2）。

从2010年和2020年的性别数据来看，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女性占比随着年龄段的年轻化而呈总体增加趋势（参见表1）。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数据显示，“75后”女性青年教师人数占比28%，“80后”占比32%，“85后”占比35%，“90后”占比43%。

从三类职称的人数来看，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2010年和2020年呈现不同的变化（参见图3和表2）。其中，四校国关青年教师中级职称人数从2010年时的28人（占比30%）增加到2020年时的40名（占比43%，40/94），增加13个百分点。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副高级职称人数从2010年时的45人（占比49%）减少到2020年时的30名（占比32%），减少17个百分点。四校国关青年教师正高级职称人数从2010年时的18人（占比20%）增加到2020年时的24名（占比26%），增加6个百分点。

图3：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2010年和2020年时的职称变化

从2010年和2020年博士学位数据来看，10年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从国外学术机构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大幅上升（参见图4和表3）。2010年时在职的四校92名青年教师中，89名获得博士学位；其中20人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在92名青年教师中占比22%。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94名青年教师，全部获得博士学位，其中40名从国外获得博士学位，在94名青年教师中占比43%。2020年时从国外学术机构获得博士学位的比例比2010年时上升了21个百分点。

图4：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2010年和2020年时的博士学位变化

从2010年和2020年博士后研究经历数据来看，10年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国内/国外学术机构从事博士后研究的人数有较大增加。2020年相对于2010年而言，有博士后研究经历的青年教师增加了58个百分点。

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来看，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立项数是2010年时在职的近2倍。

从《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数来看，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发表数是2010年时在职的2倍多。

2020年和2010年相比，四校青年教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数相比国内其他学术机构青年教师发表数，比例增加了15个百分点。2010年，四校青年教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数占国内学术机构青年教师发表数的12%。2020年，四校青年教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数占国内学术机构青年教师发表数的27%。

从SSCI期刊论文发表数来看，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发表数是2010年时在职的3倍多。

四、2020年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整体分析及横向比较分析

本文选取了1975年以后出生且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94人。其中，北大19人，复旦34人，人大22人，清华19人。

接下来笔者将对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数据进行整体分析和横向比较分析。

从性别来看，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女性占比随着年龄段的年轻化总体呈递增趋势（参见表1）。如果对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女性占比做横向对比，从高到低分别是北大、人大、复旦、清华。女性占比随着年龄段的年轻化总体呈递增趋势。

从三类职称的人数来看，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各有优势（参见表2和图5）。从高级职称（含正高级和副高级）占比来看，从高到低分别是复旦（74%）、北大（58%）、人大（50%）、清华（37%）。如果职称晋升机制设计合理，从长远来看，目前中级职称占比较高的清华（63%）和人大（50%）未来将有很大的人才发展潜力。前面的分析提到女性国关青年教师人数占比28%（参见表1），但女性高级职称（含正高级和副高级）占比却只有11%（参见表2），这显示女性如果要晋升到四校的高级职称头衔，取得高质量的两性平等，仍然任重道远。

表2 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职称信息

图5 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职称信息

从博士学位来源来看，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各有特色（参见表3和图6）。四校国关青年教师（“75后”）获国外博士学位的比例，从高到低，分别是：北大（74%）、人大（50%）、复旦（35%）、清华（32%）。四校国关青年教师（“75后”）获国内博士学位的比例，从高到低，分别是：清华（68%）、复旦（65%）、人大（64%）、北大（53%）。本校博士学位获得率，从高到低，分别是：清华（53%）、北大（42%）、复旦（35%）、人大（18%）。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北大、复旦、人大的国关青年教师都有获国内国外双博士学位者。

表3 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获得博士学位信息

图6  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获得博士学位信息

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中有博士后研究经历的人数为19人。19位有博士后经历的教师中，17人为加入现职前从事博士后研究，占比89%，这显示博士后研究经历对于相关青年教师获得现职具有重要的帮助。

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数比2010年有了显著增长，但四校的具体表现不一样。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共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45项。其中，复旦国关青年教师立项表现最佳，人大国关青年教师的立项表现不俗。

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世界经济与政治》学术论文发表数是2010年时的2倍多，但四校的具体表现不一样。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学术论文165篇。其中，复旦、人大、清华的国关青年教师的表现较佳。

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在SSCI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6篇。其中，复旦、清华的国关青年教师表现较佳。

五、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未来发展思考

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四校国关青年教师的未来发展需要妥善处理好以下六对关系。

（一）处理好国际培养和国内培养的关系，培养兼具中国情怀国际视野的世界一流国关青年师资队伍

把国内培养和国际培养结合起来，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的“发展中国家研究博士项目”值得借鉴。该项目的培养方式为：学生第一年在清华大学进行课程学习；然后到发达国家和对象国进行学习和研究，其中发展中国家学习时间不少于两年，发达国家学习时间不多于一年；最后至少半年回到清华完成博士论文并答辩。

在中国政府倡导坚持“四个自信”的背景下，四校将更加重视培养兼具中国情怀和国际视野的世界一流国关青年师资队伍。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四校在继续重视国际化的同时，加大了对“扎根中国办大学”的重视力度。“扎根中国办大学”对一流教师的要求不再唯海归背景，而是强调教师需兼具中国情怀国际视野。“扎根中国办大学”对学科建设的要求不再单方面模仿发达国家著名大学的学科建设，而是强调学科建设既要学习世界先进经验又要形成中国特色。

（二）处理好学科建设和支撑平台的关系，构建高水平研究型国关青年教师队伍

四校的国关院系是开展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主阵地。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依托政治学一级学科，开展国际政治、国际关系、外交学等的教学和育人工作。

同时，四校依托政治学、区域国别学等学科，搭建了各具特色的支撑平台（研究基地）。比如，北大成立了国际战略研究院、复旦成立了国际问题研究院、清华成立了国际关系研究院等。

四校以学科建设为依托、以研究平台为支撑，构建了“学院/系—研究院/所”矩阵结构。这一矩阵结构让四校国关青年教师承担科研与教学双重任务，既助力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建设，也助力构建高水平研究型国关青年教师队伍。

（三）处理好学科边界和学科融合的关系，推动国关青年教师的学科融合创新研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第二年（1919年），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反思国家间和平与战争等紧迫问题，国际关系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国际关系作为政治学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其与其他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的交叉融合更加明显。从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从事的代表性科研项目和发表的代表性著作文章来看，涉及国际关系与经济学、国际法、民族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统计学、地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

区域国别学成为一级学科（交叉学科），凸显学科交叉融合的重要性。四校中的北大、人大、清华成立了专门的区域国别学研究机构。比如，北大成立了区域与国别研究院，人大成立了区域国别研究院，清华成立了国际与地区研究院。

（四）处理好代际差异和代际传承的关系，强调既体现时代特色又继承优良传统

1965年以后出生且201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重视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的研究，开展了国际关系与其他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开始把国际关系的科学规范方法用于国际关系分析中。1975年以后出生且2020年时在职的四校国关青年教师是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平视的一代”，本文的数据显示，他们日益主动地在国际主流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更加注重科学规范方法在国际关系分析中的运用，开展了国际关系与自然科学的文理融合研究。

新一代的国关青年教师要注重代际传承，既体现这一代青年教师的时代特色又继承前几代学者的优良传统。新一代的国关青年教师在继续学习国际先进知识的同时，更要重视对中国自身国关学科发展的了解和对中国国关前辈学者学术成果的传承。

（五）处理好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的关系，开展学术性的政策研究

四校国关院系和研究院既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重镇，又是为中国外交外事部门提供政策咨询的重要机构。对有志于用才智贡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青年教师来说，需要努力思考学术研究与政策研究的兼顾。国关青年教师兼顾二者的一个可行路径是开展学术性的政策研究。这需要青年教师具备扎实而全面的国际关系理论素养，对相关领域进行长期、细致和及时的政策跟踪，对政策对象国保持持续的“田野研究”，与政府部门开展密切的互动。

四校“学院/系—研究院/所”矩阵结构为青年教师开展学术性的政策研究提供了平台。四校与外交部开展青年教师借调到驻外使馆工作也为青年教师开展学术性的政策研究提供了另外一个平台。其中，复旦积极与外交部合作把国关青年教师推荐到驻外使馆等外交一线工作。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1975年以后出生且2020年时在职的16名青年教师中，有4名有驻外使馆借调经历。这些被借调到驻外使馆工作的青年教师积累了外交一线工作经验，对他们个人开展学术性的政策研究颇有帮助，对所在机构开展国际问题研究和教学也颇有助益。

（六）处理好校际竞争和校际合作的关系，形成更高水平的差异化跨校合作

“双一流”为中国的大学和学科搭建了一个竞争场，这尤其体现在评估时。考虑到政治学一流学科数量有限，“强进弱出”和“强上弱下”导致校际之间的激烈学科竞争。

在“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背景下，中国高校的国关学科需要携手共进，在更高水平上实现“百家争鸣”。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尤其需要这样的情怀和担当，可以考虑在以下方面开展国关学科的校际合作。一是，四校国关青年教师可就共同的研究领域开展跨校协同创新研究，合作发表高水平科研成果。二是国关青年教师可形成各自的原创性研究特色，形成差异化，这是未来跨校合作的一个重要路径。三是开展校际之间的青年论坛活动。

综上所述，“双一流”建设为四校为代表的中国高校国关青年教师提供了历史性契机。新一代的国关青年教师成长于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期待他们做出高水平的学术成果和政策贡献。在未来的事业发展中，他们既需要努力学习前辈国关学者的优良作风，又要努力超越前辈学者，从而为中国和平发展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应有的智力贡献。他们的未来成长可期。

致谢：感谢以下学者对本文写作提供的帮助：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吴心伯教授、冯玉军研究员、谢超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刘季平研究员、郑宇教授、张骥教授、陈拯青年研究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孙学峰教授、刘丰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项佐涛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左希迎教授。感谢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陆吉、笪轩，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研究中心科研助理张泽宇帮助整理相关数据。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