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已将跨界水治理作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与开创周边工作新局面的重要抓手。2015年创设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以下简称“澜湄合作机制”），历经十年深耕细作，已从“培育期”“成长期”迈入“澜湄合作2.0版”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十年合作发展中，中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六国始终将澜沧江—湄公河（以下简称“湄公河”）水治理作为澜湄合作的优先发展领域，并在推进水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实现流域全覆盖、领域全拓展，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集群区”建设注入强大的动力。与此同时，国内外学界也开始积极探索澜湄水治理与地区秩序构建、国际关系发展的互动关系，并重点围绕“湄公河水利开发与生态治理”“湄公河水治理制度建设与大国竞争”“湄公河国家的水外交策略”“中国的澜湄水外交路径”“澜湄合作下的水治理模式”等重大议题进行深入研究。然而，现有研究对澜湄水治理现代化的系统性与周期性探索仍显不足。在新金色十年，澜湄水治理将面临更为严峻的全球水危机态势和愈加激烈的域内外水博弈烈度。因此，深入探究澜湄水治理现代化路径，已成为关乎“澜湄合作2.0版”建设成效，以及构建更为紧密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核心议题。

一、水治理现代化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互动关联

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全球落地实践的首个“集群区”，体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建立伙伴关系、营造安全格局、谋求经济发展、促进文明交流、注重生态建设的重要意涵。同时，由于湄公河“一江连六国”的特殊性，使得水治理现代化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五大关键性支柱息息相关，形成紧密的互动关系。

（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集群区”建设与五大关键性支柱

第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集群区”建设。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是全球范围内首个建成落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群区”。2016年澜湄合作首次领导人会议上，中国、缅甸、老挝、柬埔寨、泰国、越南六国一致同意共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2018年澜湄合作第2次领导人会议发表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明确了建设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目标。2020年，在第3次领导人会议上，澜湄国家宣布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同时，六国持续深化在海洋、网络等功能性领域共同体建设。而后，中柬、中老、中缅、中泰、中越相继宣布共建双边命运共同体，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真正实现双多边命运共同体全覆盖。

第二，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五大关键性支柱。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从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等方面作出努力”。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导，在澜湄地区构建起涵盖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的五大关键性支柱。一是在伙伴关系方面，中国注重与湄公河国家建立平等、互信、持续的友好关系。二是在安全格局方面，双方强调形成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以安全统一战线共同维护澜湄地区秩序。三是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注重通过项目合作、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途径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突破地区内发展失衡瓶颈。四是在文明交流方面，双方关注基于相似的宗教信仰、跨民族的历史联系以及不断增加的人文交流，促进澜湄文化、澜湄精神、澜湄身份的形成与发展。五是在生态建设方面，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强调地区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倡导低碳、绿色、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遵循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永续发展的理念。

（二）水治理现代化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互动关联

澜湄水治理现代化包含水互信、水安全、水开发、水文化与水生态五大核心维度。这既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强调“伙伴关系、安全格局、经济发展、文明交流、生态建设”的直接体现（见图1），又突显全球南方现代化中“人民至上的现代化、和平安全的现代化、开放共赢的现代化、多元包容的现代化、生态友好的现代化”的本质特征（见表1）。

图1 水治理现代化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的互动关联图示

表1 澜湄水治理现代化的五大核心维度来源

一是水资源互信与伙伴关系的互动关联。水资源互信是中国与湄公河国家持续发展水伙伴关系的基础，更是维护区域综合伙伴关系、促进澜湄合作机制提质升级与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所在。“一江连六国”的地理区位需要流域国家在澜湄合作机制下就水资源信息、水资源项目等方面互通有无，尊重成员国的水利益关切，实现求同存异。在此过程中，中国能否发挥引领作用，推动澜湄合作机制与湄公河委员会（以下简称“湄委会”）在水资源联合研究、水灾害防治救援等领域的合作进展，深刻关乎水资源机制间的互信程度及湄公河国家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建设。而水资源合作的持续发展与水资源危机的有效解除将逐渐增进互信，推动流域内伙伴关系与共同身份的形成，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合作动力。

二是水资源安全与安全格局的互动关联。水资源安全是澜湄流域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之一，深刻影响着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安全格局。一方面，在自然因素的影响下，全球变暖使得该地区旱涝灾害加剧，部分时段用水紧张，邻国关系与地区内整体安全环境易受波动。越南等部分国家通过水议题的“泛安全化”，强调本国遭受的水安全威胁程度，以此确保其在与流域内其他国家争夺水资源分配和水利益时具备合法性与正当性。另一方面，在人为因素的作用下，湄公河惨案、老挝溃坝、美国等域外行为体介入等，使得水资源安全成为关乎地区安全与国家间博弈的重要影响因子，深刻影响着地区安全格局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稳定环境。

三是水资源开发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联。水资源开发是流域国家的核心关切，也是突破澜湄地区经济发展瓶颈的重要突破口。首先，湄公河的水利设施建设优化了水资源的时间与空间布局。水能的开发利用为泰国、越南等国提供充足能源，也为老挝的电力出口提供广阔市场。其次，水资源开发直接关乎流域内农业与渔业发展。越南是全球粮食出口大国，主要在湄公河三角洲种植大面积农作物种，并且极其依赖水资源的供给。渔业则是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的重要产业，鱼类更是两国主要的蛋白质摄入来源。最后，湄公河的航道开发与利用为流域六国的贸易运输与沿岸居民的经济交往提供便利条件。因此，水资源开发成为澜湄地区民生、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构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石。

四是水资源文化与文化交流的互动关联。水文化是湄公河水资源合作的隐性基因，也是促进六国文化交流与身份共建的纽带。在宗教水伦理方面，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在宗教方面的相似性使得六国对水文化及河流有着类似的尊重与信仰。在水知识生产与水人才培养方面，双方在技术交流、灾害管理等方面的水知识交流频繁，为青年人才培养、增强文化共识提供沟通渠道。在水认知与水话语方面，六国水认知偏差的大小将直接决定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有效性，各国对水话语权的重视与把控程度也将决定交流的意愿与成效，影响人文交流的发展程度及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身份的构建成效。

五是水生态管理与生态建设的互动关联。水生态管理是牵动澜湄地区生态建设的主神经。从地区生态系统来看，中国与湄公河国家良好的水资源生态管理合作模式将有助于地区内整体生态系统的稳定、完整与永续发展。从人与自然共生共存来看，流域六国在构建水生态环境保护平台、颁布纲领性文件、推动涉水环境法律法规出台等一系列行动，体现出天人合一的精神。这也为其在澜湄地区非涉水生态建设的合作提供经验，有助于区域内全局式的生态环境建设。从生态建设健康习惯养成来看，水资源生态管理有助于帮助澜湄地区政府、企业、社区构建起低碳、绿色、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水生态目标，促进澜湄国家生态环境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

二、澜湄水治理现代化的十年发展成就

十年来，澜湄六国在水资源全流域管理平台建立、水航道提质升级、水文信息与水能力建设、水利民生项目发展、水灾害防治与水生态治理、澜湄合作机制与湄委会的水治理合作等诸多水治理现代化方面取得新突破。

（一）水资源全流域管理平台建立与完善

在过去十年间，流域六国的水资源合作平台由非全流域管理平台升级为澜湄合作机制下的水资源全流域管理平台。同时，六国利用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澜湄合作外长会议与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不断完善水资源合作平台。首先，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是水资源全流域管理平台建设的关键战略引领。历届澜湄合作领导人会议都将水资源合作作为关键词汇与重点领域。2016年3月，首次领导人会议主题为“同饮一江水，命运紧相连”，会后发布的《三亚宣言》将水资源合作列为五大优先领域之一。2018年1月，第2次领导人会议发布《金边宣言》《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确立制定“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20年8月举行的第3次领导人会议仍以“水资源”为高频词。《万象宣言》强调定期举办澜湄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共享数据和跨境水资源管理经验，开展联合研究。2023年5月，第4次领导人会议通过的《内比都宣言》更是着重强调全流域水治理。其次，澜湄合作外长会议为水资源全流域管理平台发挥政策协调与共识凝聚作用。历次澜湄外长会议后所通过的《外长会联合新闻公报》都涉及水资源合作内容。2025年8月，澜湄合作第10次外长会议再次强调水资源的突出性，以及开展联合研究、信息共享、协调行动的必要性，并把持续深化水资源作为打造“澜湄合作2.0版”和构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要点。最后，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是水资源管理平台务实合作的核心综合性平台。2017年，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成立，成为六国加强技术交流、能力建设、洪旱灾害管理、信息交流、联合研究的综合合作平台。中心目前已协助举办1届澜湄水资源合作部长级会议、4届澜湄水资源合作论坛、6次澜湄水资源合作联合工作组会议及数次特别会议。其中，澜湄水资源合作论坛为水资源合作边界拓展提供重要的智力支持与创新场域。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还负责起草《澜湄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与《澜湄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此外，中心于2020年正式开通“澜湄水资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中国已完成近10万条信息及时共享。

（二）澜湄水航道建设的完善与提质升级

流域国家通过航道疏浚工程、航运安全保护和航道信息化建设的“三管齐下”，不仅提升了湄公河的航运能力及其经济、安全价值，更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一是实现“黄金水道”的系统性贯通与提质升级。湄公河国际航道通过系统性航道疏浚与升级工程，其通航与物流效率得到显著提升，为澜湄流域经济发展带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2015年启动规划的澜湄航道二期整治工程整治了148道滩险，清除阻碍航行的礁石，建设了25座绞缆桩、938座航标和9处锚地。二是建成“平安湄公河”常态化联合巡航与安全保障体系。2017年12月，流域六国成立澜湄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2025年，该中心先后组织召开澜湄执法安全合作高官会与澜湄执法安全合作部长级会议。截至2025年11月1日，中老缅泰四国已圆满完成158次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四国联合巡逻执法累计为商船护航数千艘次，救助遇险船只200余艘次，挽回经济损失逾2亿元人民币，并联合推进扫毒、反偷渡、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等专项执法行动。三是初步构建“智慧澜湄”航道管理与数据监测体系。澜沧江航道信息化建设近年来在监测技术升级、智能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显著突破。云南交通科学研究院针对澜沧江高等级航道信息化建设项目中的“远程水位观测系统能力提升”技术服务进行升级。云南还搭建流域段内的湄公河水上交通安全视频监控平台，接入重要航段、重点码头监控信号288路。华能澜沧江水电公司的中国首个流域大坝智能在线监控平台，每日对境内外15座大中型水电站大坝近4万条安全监测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和研判，实现大坝安全信息的“一网管控、一屏尽览”。

（三）水文信息共享与水资源能力建设

流域六国围绕水文信息交流、水利技术合作与培训、青年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第一，实现水文信息交流的常态化与机制化。水文信息是关乎各国水资源利用规划、灾害应对等的底层数据与关键信息，在水文信息上筑牢的信任基石将以数据互信淡化猜忌，深化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构建。中国连续23年向湄委会无偿提供澜沧江汛期的水文信息，及时通报水电站重大调度情况，并直接向湄公河国家进行报汛。2019年12月，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与湄委会秘书处签订合作谅解备忘录，同意在水文数据与信息交流、监测、联合研究、知识管理等方面展开深入合作。2020年11月，六国启动澜湄水资源合作信息共享平台网站。第二，形成多元化的水利能力培训体系。中国在技术培训方面已完成“澜湄国家水电站与大坝安全管理技术共享和能力建设项目”“大坝安全信息管理示范工程”等项目，还举办水电站及大坝建设与安全管理培训班等。2024年12月，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还邀请湄公河国家驻华使领馆、媒体等代表实地了解中国防汛抗旱、生态保护以及澜沧江干流糯扎渡、景洪水电站的运营和调度情况。此外，中国还为老挝、柬埔寨等国开展疏浚设备操作、船闸维护等方面的实操培训。第三，构建澜湄青年水利技术人才储备库。中国通过“‘澜湄合作’水资源高层次人才计划”等为澜湄青年提供水利技术专业的学位教育和留学生奖学金。同时，中国还提供澜湄水资源合作青年论坛等一线交流实践机会，并推动六国创建澜沧江—湄公河青年交流合作中心，为澜湄流域内发展问题寻找创新方案、培育青年人才。此外，澜湄六国还通过“澜湄流域治理与发展青年创新设计大赛”“澜湄未来外交官培育计划”等深度模拟项目增强青年的水合作意识与水议题处理能力。

（四）“小而美”水利民生项目的推动

中国在澜湄合作框架下推动“小而美”的水利民生项目，回应流域民众最急迫的饮水安全等需求，增强民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筑牢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与社会认同。第一，“澜湄甘泉行动”成为构筑民心相通新纽带。2020年由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发起的“澜湄甘泉行动”聚焦农村卫生、安全饮水供水、提升生活质量等关键议题，旨在解决水源获取困难、雨水收集和净化、未经消毒的水源等问题。截至2025年，项目累计在柬埔寨、老挝、缅甸等国家建成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技术示范点100余处，建设取水点、蓄水池和供水管线，安装净水设备，为万名农村居民的饮水安全提供了保障。“澜湄甘泉行动”项目因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减贫效果成功入选第5届全球减贫最佳案例。第二，“小而美”渔业合作项目直接惠及湄公河国家群众的生产生活。自2020年起，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淡水渔业研究中心连续4年派出6批次专家组，开展缅甸稻渔综合种养技术示范与推广，将国内集成建立渔农综合种养的物种配比、水环境控制等关键共性技术，与缅甸农业部渔业灌溉司合作，设立两个“中国—缅甸稻田养鱼示范基地”，培训渔业技术官员及渔民累计达到300多人次，赠送鱼苗超过10万尾，惠及上百户农民。

（五）水灾害防治援助与水生态治理行动

流域六国围绕水灾害援助与水生态保护开展深入合作，努力实现对“绿色澜湄”的承诺。一是协同应对重大自然灾害与突发性人为水灾害。2016年六国受旱情影响严重，地处最下游的越南面临90年不遇的旱情，向上游国家请求放水。中国率先作出积极响应，通过“三阶段补水计划”实施应急补水。此后老挝等国也开始放水缓解越南旱情与海水倒灌。此外，六国还合力援助应对“老挝溃坝事”水灾害。2018年韩国在老挝承建的大坝溃坝后，流域国家迅速派出救援队赶赴灾害现场实施救援行动。中国医疗队、民间公益组织以及在老挝的中国公司与商会等参与了救援行动。泰国等其他澜湄国家的援助物资也迅速运送至老挝灾区。二是系统推进澜湄合作机制下的水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进程。澜湄六国通过设立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与澜湄环境合作中心以协同治理澜湄流域水生态环境。同时，六国发布《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澜湄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澜湄水资源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战略（2018—2022）》《澜沧江—湄公河环境合作战略与行动框架（2023—2027）》6份涉及澜湄水生态治理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此外，澜湄六国还实施45个水生态环境的“早期收获项目”，并发布《澜湄国家水质提升能力建设研究》《澜湄水环境管理政策研究》等多份联合研究报告，为澜湄水生态环境保护与改善提供重要渠道与智力支持。

（六）澜湄合作机制与湄委会的水治理合作

澜湄合作机制与湄委会发挥各自优势，协同合作促进区域水资源治理。第一，澜湄合作机制与湄委会相互认可与支持彼此的水治理工作。澜湄合作机制启动8天后，湄委会表达了对澜湄合作机制的欢迎，此后也对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表示了认可。原湄委会首席执行官范遵潘（Pham Tuan Phan）、安·比奇·哈达（An Pich Hatda）先后出席前澜湄水资源合作论坛并作主旨报告，中国也始终注重与湄委会的水合作。1996年至今，双方已连续举行29次对话会。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中国仍积极出席湄委会第3届和第4届峰会并提供建设性意见。此外，湄委会对2016年和2019年中国的应急补水举措也表示肯定，并对以往“诟病”中国的不实观点进行回击。第二，围绕上下游水协调等重要议题与极端水文事件进行联合研究。2016年，中国水利部与湄委会共同发布《中国向湄公河应急补水效果联合评估》报告，肯定中国在2016年对下游应急补水的重大成效。湄委会还强调中国在同样遭受旱情并影响生活用水与农业生产情况下的应急补水表明了合作诚意。2019年，湄委会、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国际水管理研究院等发布《澜沧江梯级水库对下游极端水文事件的影响》，再次澄清不应将洪水归因于中国澜沧江水库调度。此外，2022年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和湄委会秘书处还开展流域水文条件变化及其适应策略联合研究项目进展交流会。

三、澜湄水治理现代化的未来挑战

澜湄国家在十年间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为澜湄水治理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但随着极端天气加剧、域内发展诉求差异、域外国家介入力度加强等多元因素叠加，新金色十年下澜湄地区将面临水伙伴关系建设、水安全治理、水开发利用、水文化互鉴和水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的新挑战。

（一）水伙伴关系建设现代化的协同性挑战

澜湄水伙伴关系建设正在从“机制搭建”向“效能提升”转型。未来水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挑战之一是如何进一步提升水伙伴协同能力、实现流域行为体之间的共商共建共享，以应对日益复杂的水治理需求。第一，水资源合作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身份塑造间的阻碍。湄公河所具备的“物理连接”尚未完全转换为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心理连接”，水资源合作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身份的关联意识还不足。目前，流域国家在湄公河跨界水资源开发过程及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身份的塑造中一直还存在中国代表“上”、湄公河国家代表“下”的对立视角，使得水治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难以有效展开。同时，2025年柬泰边境冲突的爆发，将进一步削弱泰柬在水文资料共享、流域风险预警、联合考察等事务上的水治理合作。此外，柬泰冲突还会挤占澜湄合作会议中的水议程，把本该讨论水治理与水合作的重点，转向边境安全与停火协议，削弱澜湄水合作机制运转速度，并进而影响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身份塑造。第二，水治理制度推进速度与成员国关切程度的偏差。2016年至今，澜湄合作机制已出台一系列水资源文件，但澜湄水资源全流域合作计划时间要晚于湄公河国家预期时间，水资源管理制度推进速度也与湄公河国家的期望存在偏差。湄公河国家期盼就水资源开发权利与义务、水权议题等方面进行更细致的权责分配，以此规避水风险扩大与水冲突。第三，湄委会与澜湄合作机制的水管辖权竞争。湄委会与中国在水资源治理议题上存有争议，认为中国应加入湄委会，进行统一的湄公河水资源管理，中国则认为这会有损本国流域的管辖权。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湄委会开始加强“本地化”过程，任命湄公河国家的人员连续担任湄委会秘书处的首席执行官。同时，推出相关“水资源战略计划”，且鼓动缅甸成为其成员国。未来澜湄合作机制与湄委会如何细化职能互补与协同行动，避免治理碎片化，将成为提升澜湄水资源合作效率和协同效能的关键。

（二）水安全治理现代化的均衡性挑战

水安全是澜湄区域稳定与繁荣的基石。目前澜湄流域的水安全治理现代化主要面临实现发展与安全动态平衡的均衡性困境。首先，成员国水安全诉求差异在短时间难以弥合。流域六国根据自身的地理条件、综合国力和外交目标，在寻求涉水权益、水治理权、水话语权、周边安全等水安全诉求上存在差异。缅甸、老挝、柬埔寨更注重水安全生存需求，关注国内用水和涉水权益。中国、泰国、越南则赋予水资源更多的安全、政治和价值意涵。其中，中国与泰国更关注国际水声望和水话语权，尝试掌握水治理主动权；越南则积极推动水资源问题安全化，试图同其他安全问题挂钩，提升外交议价能力。其次，“水—能源—粮食”纽带关系加剧成员国安全诉求的协调难度。面对“澜湄合作2.0版”的新阶段，水安全的重大挑战在于应对传统的水风险与非传统安全风险的深度交织。水资源与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甚至公共卫生安全构成高度依存的“安全综合体”。在全球气候变化与地缘政治动荡的背景下，六国对水、粮食和能源的安全诉求差异愈发难以协调，均衡性治理的难度剧增。最后，部分域外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对水资源议题的插足力度增强。近年来，域外大国大肆炒作“水安全威胁”，影响中国与湄公河国家精英阶层之间的战略互信。其中，美国对湄公河水议题关注度最高，并不断增强水外交投入、深度打造“水联盟”、革新“水舆论战”传播模式。域外行为体将水安全问题政治化、工具化的倾向加剧区域水治理的复杂性，对六国捍卫水安全主权、推进“团结合作、开放共赢”的“澜湄合作2.0版”构成新的考验。

（三）水开发利用现代化的可持续性挑战

水开发利用是支撑澜湄流域经济发展的关键，但面临平衡经济发展需求与生态承载能力的可持续性挑战。水资源开发利用不当极易引起流域国之间、投资国与流域国之间的水矛盾，进而影响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一是域内水资源开发与利用权争夺日趋激烈。当前，部分流域国对水资源开发利用依赖较大（如表2所示），水资源开发争夺日趋激烈。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四国对湄公河水资源的开发需求更大，中国对水资源的开发程度相对较低，缅甸则因流经面积较少，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率较低。然而，在遭遇季节性和突发性水灾害时，部分流域国间的水资源利用矛盾会迅速激化。二是涉水企业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差异较大。湄公河水电开发大型组织的调查表明，中国参与水利项目的5家银行中有4家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泰国8家参与水利项目的银行和开发商中仅有3家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而在流域进行水利投资的越南与马来西亚银行及开发商未发布相关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三是水规划项目的信息透明与移民安置联动问题。部分国家在开发过程中并未做到以流域民众为中心。例如，韩国大宇公司作为主要投资方建设的老挝豪伊水电站，因该项目缺乏透明，致使老挝两个少数民族没有得到足够的补偿或土地，划拨的补偿土地只有20%可用，而其他80%土地已被别的村庄所使用。

表2 澜湄六国对湄公河水资源占有和依赖情况

（四）水文化互鉴现代化的包容性挑战

水文化是水冲突发展的潜在因素，深刻塑造着各国对水价值的认知与决策逻辑。未来澜湄水文化包容性挑战在于能否通过更深层次的水文化互鉴，增进彼此理解与信任，将“澜湄家园”意识真正内化为区域共识。第一，潜在的“宗教类水冲突”风险。水在区域内多元宗教体系承载着特殊的精神意义与伦理价值，不同文明传统在实践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水伦理与行为规范。然而，区域内尚未建立涵盖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民间信仰等有效的跨宗教水伦理对话机制。这将难以统筹兼顾不同信仰群体的精神需求与水习俗并可能引发“宗教类水冲突”。第二，流域国家间在水合作方面存在的认知偏差。澜湄合作机制启动至今，湄公河国家的官员、智库、媒体、非政府组织、民众等大部分群体对澜湄水资源的合作成效与未来前景总体表现出积极乐观态度，但越南等部分域内群体不断鼓吹“下一个南海问题”“德崇扶南运河威胁论”等负面论调。越南认为中国将通过湄公河遏制其在南海行动，同时中国与柬埔寨共同建设联通湄公河下游和泰国湾的德崇扶南运河将增强中国在越南西部边境的军事存在。如果此类水合作认知偏差持续扩大，或将成为未来水冲突隐患。第三，国际水舆情对澜湄水资源合作的话语把控挑战。国际水舆情是澜湄水资源合作域内外行为体角力的关键场域。美国等域外行为体通过智库、媒体、非政府组织的“三频共振”争夺区域水合作话语权，侵蚀澜湄国家间的互信基础。

（五）水生态治理现代化的和谐性挑战

澜湄六国现已从全球、区域与国家层面促进水生态系统与环境改善，但未来澜湄水生态治理仍将面临如何在应对多重压力叠加下，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内在要求。一是水生态系统的解读、评估与责任争议。湄公河中的流量、泥沙、鱼类等是水生态环境系统中的重要组成，其变化直接牵动着沿岸各国生产生活及生态安全。但各国目前在生态环境数据解读、损害评估与责任归因等方面仍存在分歧，若得不到有效弥合，会对流域国家间的政治互信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构成现实挑战。二是流域污染加剧与水环境的承压体系。流域各国水污染治理能力不均衡与污染物跨境扩散之间的矛盾，可能引发流域国水冲突乃至外交冲突。澜湄流域的农村水环境污染较为严重，农田耕作过程中大量使用的化肥和农药成为澜湄流域水质恶化的重要原因。此外，湄公河部分流域段的生活污水与工业废水排放处理能力低下。老挝等部分湄公河国家的生活和工业污水处理工艺和设备落后，常将未经处理或处理不达标的废水直接排入湄公河。澜湄环境合作中心报告显示，老挝的城市污水处理能力严重不足，全国城市污水处理率仅为40%左右。三是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水生态目标压力。联合国的《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包含6项与水生态相关的目标，从全球层面给澜湄流域的水生态发展提出要求与目标。虽然流域六国都积极推出适合本国流域的发展方案，但澜湄地区相关涉水生态发展指标落后于全球平均水平，且六国在涉水生态目标的发展程度与实际表现也存在较大差异（如表3所示），为未来实现相关目标带来巨大挑战。

表3 澜湄国家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完成情况

四、新金色十年下澜湄水治理现代化的发展路径

澜湄六国历经十年的水治理现代化发展，已实现流域全覆盖、领域全拓展的重大历史成就，也为新金色十年期间深化澜湄水治理现代化打下稳固基础。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大国博弈加剧、地区发展加速等叠加影响，澜湄水伙伴、水安全、水开发、水文化、水生态将面临旧问题的新发展与新问题的初显现。因此，新金色十年下，中国在“澜湄合作2.0版”框架中需充分发挥自身的水治理引领性作用，从多元视角加强水治理现代化水平。

（一）以高质量发展完善水治理平台与水生态系统

第一，建立“顶层设计、区域落地”水资源合作中心与分支机构。在顶层设计层面，根据湄公河流域水资源开发的不同功能，派六国代表轮流担任相关研究与商讨机构的组长，定期评估合作进展。此外，由不同功能机构开设对应的专题论坛，推动六国在众多领域达成多边共识。在区域落地层面，湄公河国家宜分别设立澜湄水资源合作中心的分支机构，协调当地的水资源管理、数据共享和项目落地，共同提升澜湄流域整体与在地协调能力，确保顶层战略能精准转化为惠及区域的务实成果。第二，强化流域六国不同水利益的捆绑并进行水权让渡。澜湄水资源管理平台要在权衡各类水利益后将其捆绑至具体的项目之中，提高各国间的依存度。此外，成员国需明晰自身在澜湄水资源合作框架下的水权让渡比例，从而形成更为有效的全流域水治理体系。未来，六国还可设立独立的水仲裁机构，通过建立跨境生态补偿、利益共享等创新机制，在共同利益中寻求最大公约数，促进区域水合作有序发展与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第三，推动水环境管理系统建设并拓展水环境与水生态系统的工具箱。中国可与湄公河国家建立“澜湄流域水环境指标体系”，结合澜湄水质情况和各国地表水质标准，达成统一的地表水水质与污染物排放标准。同时六国还可建立澜湄流域水质监测点，精准把握推算当前水质与水环境。此外，澜湄六国还可丰富生态治理综合工具箱，具体包括“战略环境评价”（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与分级环境许可制度的政策类工具；排污权交易机制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机制等经济类工具；全域数据自动化智能预警系统等科技类工具。

（二）以成果普惠导向深化水合作深度

一是推进水利设施与航道建设的“硬联通”。六国应共同商定流域水利设施建设总体规划，协调空间布局与时序安排，同时确保盈利性项目的经济效益合理覆盖全流域，帮助湄公河国家进行多样化的水利设施建设。此外，六国应在继续巩固湄公河航运通道经济与安全功能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河道安全布点的战略功能，以及预防运输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功能。二是强化水利标准统一与人员培训的“软联通”。流域国家应率先系统梳理六国现行水利标准的差异点与兼容点，优先在核心指标与重点领域实现标准统一。同时定期组织标准适用性评估，并在流域国内建设示范工程。此外，六国宜将标准统一与能力建设相结合，培养掌握统一标准的技术人才，加快标准统一进程。每年对湄公河国家从事水资源开发与研究的人员开展不同业务方面的培训与讲座，并打造针对高级技术官员、中层工程师、基层技术人员等的分层培养体系。三是实现惠及河岸社区与公民参与的“心联通”。六国应加大在河岸社区建设上的投入，针对不同流域段的社区特点设计差异化支持方案。对于受水利设施建设影响的社区，可通过住房、学校、公路、卫生设施等配套建设，以及新生存技能培训，提高其生活质量。此外，中国可逐渐推动民众全过程参与的水治理机制。在决策过程中，设立项目公示、听证与质询等程序，提升公众参与度与认可度。同时切实结合民意反馈完善水治理方案，并在项目结束后将公众满意度作为考评与验收标准之一。

（三）以开放包容协作优化域内外行为水互动格局

首先，构建澜湄水资源合作平台与湄委会的良性互动模式。澜湄水资源合作平台与湄委会应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寻求共同点，不断增强协同效应。双方宜在跨界河流开发、航道发展等水治理领域寻求共同利益点，形成制度化对接渠道，在每年澜湄合作外长会期间同步举行“澜湄水资源合作平台—湄委会”对话会，并在各自秘书处互设联络办公室，负责具体事务的协调对接与紧急事宜处理。此外，逐步统一技术规范与评估标准，探索建立“双重评估”机制，推动流域内水治理关键指标互认进程。其次，完善中国与域外国家的多元水竞合方略。中国在应对澜湄流域的水竞合关系时应采取针对善意竞争与恶意竞争的不同策略，面对善意水竞争，中国可同域外行为体加强水资源项目合作，降低重复生产成本，但同时也需与流域国家共同明确域外行为体的参与准则与安全红线。而面对恶意水竞争，中国宜积极引导湄公河国家做好“4个区分”，即区分正当关切与恶意诋毁、区分技术分歧与政治操弄、区分民间交流与政府行为、区分短期波动与长期趋势。最后，深化水资源非政府组织的“自我孕育”与“网络拓展”。中国宜增强水资源非政府组织在澜湄流域的“走出去”力度及资金支持。同时，可培养既精通国际关系、水利工程等学科，又具备东南亚小语种优势的人才，积极拓展与地区内水资源非政府组织的合作网络，增进澜湄水治理议题上的互动了解。

（四）以创新协调驱动强化企业与智库能力建设

第一，积极落实“走出去”涉水企业的社会责任。相关部门宜加大引导涉水企业结合自身特点，在项目全周期中创新引入“共同规划、共同建设、共同受益”的协调模式，制定兼具针对性、可操作性与持续性的企业责任政策。同时，推动企业深入分析项目所在国的具体水情、社区诉求、当地法规与文化习俗等，确保精准施策。此外，六国部门还应督促企业明确责任部门、资源配置、时间节点与绩效指标，深度落实环境保护、社区发展等要求，最终实现社会责任政策与企业长期发展战略深度融合。第二，加强澜湄流域水智库建设与“二轨外交”发展。中国应引领推动六国智库从“分散研究”转向“协同创新”，组建澜湄水治理研究网络，以创新的合作科研模式产出超越国别立场、服务于流域整体利益的公共知识产品。此外，中国应着力推动水智库“二轨外交”，积极同流域国家研究机构、非政府组织、企业与民众等展开定期交流，确保二轨外交机制化、常态化，并畅通水智库向政府机关的建言渠道。

（五）以文明互信互鉴增强水话语权与水互信

一是打造兼具暖人心与穿透力的水议题国际传播体系。中国要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携手打造兼具情感温度与事实穿透力的水议题国际传播体系，不断增强多平台、多语种、多国家的水话语设计、传播与应对体系。同时，中国可在澜湄流域增设本土化传播节点，通过湄公河国家的意见领袖、智库高校、华侨华人、青年经营等下沉传播，增强澜湄六国间的水互信。此外，中国还宜与湄公河国家在澜湄合作机制下打造澜湄联合传播机制，通过共同平台对域外发声，增强水舆论主导权与水信息透明度。二是构建水治理互信维护体系。流域国家应树立跨界水治理的信任维护意识，在澜湄合作框架下组建“水治理信任建设与评估小组”，负责定期评估治理合作中的信任状况。同时，针对自然灾害类、社会运动类、域外干预类等典型场景下的水治理合作问题制定预案，建立快速响应的水危机公关机制。此外，中国与湄公河国家可适时邀请国际知名的水利与环境第三方机构对湄公河不同流域段的水利设施工程、水治理合作现状与生态环境保护情况等进行评估和公布。

结 语

湄公河地区是全球四大水冲突热点地区之一，也是中国在全球范围内首个建成落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集群区”。湄公河作为连接中国、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的重要纽带，在区域合作、大国博弈、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中都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澜湄合作因水而生、因水相连、因水而兴，经过十年的深耕细作，其推动区域水治理现代化实现了流域全覆盖、领域全拓展的重大历史成就。新金色十年下，澜湄水治理现代化将面临水伙伴、水安全、水开发、水文化、水生态各维度的新机遇与新挑战。中国应继续发挥澜湄水治理“护航者”与“引领者”的重要作用，与湄公河五国共同秉持“发展为先、平等协商、务实高效、开放包容”的澜湄精神，推动澜湄水治理现代化的提质升级，助力打造“澜湄合作2.0版”与构建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澜湄国家命运共同体。

（全文刊发于《南洋问题研究》2025年第4期

来源丨https://mp.weixin.qq.com/s/rtGyWn_QRz43LMbw2onOo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