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总统启程赴京前三天，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已先行展开一轮高密度亚洲访问。按照行程安排，他于5月11日出发，先赴东京会见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财务大臣片山皋月，随后转往首尔，并将在当地同中方举行经贸磋商。完成这一关键接触后，贝森特将直飞北京，为5月14日至15日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做最后阶段的协调铺垫。从日内瓦、伦敦、斯德哥尔摩、马德里、吉隆坡到巴黎，贝森特的身影已反复出现在中美经贸沟通的关键节点上。如今，首尔成为这场漫长磋商抵达北京之前的最后一站，也使其此行具有明显的“会前压舱”意味。

近期，贝森特密集接受福克斯新闻、《华尔街日报》等美国主流媒体采访，围绕伊朗局势、中美关系及全球经济风险释放信号。这些表态，为观察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政策氛围提供了重要窗口。理解这场会晤的基调，或许可以从贝森特的一句公开评价切入。在《华尔街日报》观点直播活动中，他以少见的直白方式评估过去一年的中美互动：“我并不认为存在所谓‘重大要求’。目前两国关系相当稳定……如果回到我当教授的时候，我会打B+到A-。表现不错，但仍有提升空间。”既显示出美方对阶段性稳定的认可，也暗含着峰会前继续施压、争取筹码的谈判姿态

理解贝森特的首尔会谈，须回溯至2025年春天那场震动全球的关税战，以及此后逐步演进的中美经贸谈判历程：

1. 日内瓦（2025年5月）：日内瓦磋商是这一轮谈判历程的起点。特朗普以“解放日”（Liberation Day）为名宣布大规模对华加征关税，税率一度攀升至145%。北京随即以125%反制，全球金融市场急剧动荡中美经贸关系接近“等效禁运”的临界状态。2025年5月10日至11日，贝森特与贸易代表杰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飞赴日内瓦，在瑞士郊外与中方代表团进行了逾十小时的闭门谈判。谈判达成共识，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同意将对华关税从145%暂降至30%，对美关税从125%降至10%，暂停期90天，并建立定期磋商机制。贝森特在白宫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将这份协议定性为“从‘等效禁运’状态中脱身”的关键一步，并当场宣布：“双方代表团这个周末达成的共识是，没有一方希望脱钩。”联合声明基本奠定了此后一年的谈判框架：以有时限的关税暂停换取定期磋商，以具体议题（芬太尼、稀土、农产品采购）换取战略层面的信任积累。

2.伦敦（2025年6月）：伦敦磋商暴露出双方对经济结构问题的深层分歧。贝森特在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的证词揭示了他对中国经济结构的核心批判。他将中国称为“世界历史上最失衡的经济体”，认为中国必须从出口过剩生产转向扩大国内消费。中方团队负责人据理力争，强调中国较高储蓄率和制造业占比并非所谓结构性扭曲，而是由发展阶段、产业体系和人口结构等因素共同决定。此外，贝森特同时要求中国在贸易谈判中成为“可靠伙伴”，显示出美方在关税降温之后，仍试图将谈判议题引向更深层的制度与结构调整。

3.吉隆坡、釜山（2025年10月）：贝森特与格里尔赴马来西亚吉隆坡，与中方代表团进行了釜山峰会前最后一轮密集谈判，双方就协议文本的核心条款进行了最终确认。随后，10月30日，中美元首在韩国釜山金海机场贵宾楼会面约100分钟。这是两国领导人六年来首次面对面会晤。尽管会谈时间有限、准备仓促，但议题也相对聚焦，成果足以稳定市场预期：美方承诺将对华加征关税降低10个百分点，暂停“对等关税”至2026年11月10日，同时暂停对中国造船业相关调查并延缓部分出口管制；中方则承诺暂停实施稀土出口管制扩张措施，发放针对美国终端用户的稀土、镓、锗、锑及石墨出口普通许可证，并承诺于2025年底前采购1200万吨美国大豆，此后三年每年采购2500万吨，同时恢复对美国半导体企业的正常经营环境，终止相关反垄断调查。协议达成后，双方仍在履约问题上出现分歧。

4.达沃斯（2026年1月）：2026年1月，贝森特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与中方代表碰面，正式确认中方“基本履约”：大豆采购按计划推进，稀土磁体交付率“在90%以上”，他在接受福克斯财经采访时称这一结果“相当令人满意”。与此同时，他主持召开了一场由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欧盟等G7成员及印度参与的关键矿产供应链部长级会议，主题是推动稀土供应链多元化、降低对单一来源的依赖——这一举动，被部分分析人士解读为在中美稀土谈判之外构建备用方案的信号。

5.巴黎（2026年3月）：中美经贸团队在巴黎OECD总部举行了长达六小时的会谈，就农产品、关键矿产和管理性贸易等潜在协议领域进行了深入讨论。贝森特将其定性为“非常好”，并在会后探讨了建立对等采购机制的构想：“是否可以达成一个‘30对30’或‘40对40’的互免关税采购协议？”他补充说，经历了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后，“我认为中国会更愿意购买美国石油和液化天然气”。然而，中东战局的骤然升温打乱了节奏。美国与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导致霍尔木兹海峡陷入封锁危机，全球能源价格急剧飙升，特朗普的北京访问被迫推迟至5月中旬。伊朗问题，一个原本游离于中美贸易框架之外的地缘裂痕，硬生生地嵌入了两国最高领导人的谈判桌。

历经这一年多的谈判历程，本次中美首尔磋商更像是为两国元首会晤做最后校准。5月10日，中美两国几乎同步宣布了首尔磋商的消息。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措辞审慎：会谈将“以两国元首釜山会晤及历次通话重要共识为引领”，就“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展开磋商。这一表述，既强调了连续性，也明确了此次会谈的定性——不是新的谈判，而是对既有共识的落实与确认。贝森特则在X平台以直率的风格宣布行程：“周三，我将在首尔与中国副总理进行讨论，随后前往北京出席两国元首领导人峰会。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Economic security is national security），我期待这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接触，推进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经济议程。”

值得注意的是，首尔作为会谈地点本身也带有微妙意味。韩国《朝鲜日报》和《韩国先驱报》报道，这一安排在首尔引发了“外交上的不寻常感”——双方选择在韩国领土举行中美双边谈判，但贝森特的日程中截至消息发布时尚未安排与韩方财长的正式会面，令首尔方面颇为微妙。分析人士指出，华盛顿可能希望避免在北京进行最后的实务磋商，而北京则不愿以日本为谈判地点——此时中日关系正因日本首相的涉华言论而处于紧张状态。政治风险咨询公司Teneo执行董事加布里埃尔·怀尔道（Gabriel Wildau）在接受CNBC采访时指出，首尔谈判的首要任务是“确保美国制裁中国炼油商及北京反制措施等近期升级动作，不会破坏双方去年在韩国达成的停火协议”，为了在北京峰会前锁定可交付成果，压低突发变量，确保中美两国元首釜山框架能够被延续、修补并带入下一阶段。

自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在3月巴黎会谈后公开提及“贸易委员会”（Board of Trade）构想以来，这一机制性安排已成为各方分析的焦点。其基本逻辑是：在非敏感领域设立常设机构，以采购承诺与关税减让为工具，对中美双边贸易实施“管理型”调配，并为争议升级提供提前降温的对话渠道。与此同时，一个平行的“投资委员会”（Board of Investment）也在磋商之中。

从目前释放的信号看，可能纳入成果清单的内容包括中国采购波音飞机、扩大美国农产品进口，以及围绕大豆、禽肉、牛肉等品类形成更明确的购买安排。有报道称，波音飞机采购规模可能接近500架，双向货物贸易购买承诺或达到约300亿美元，此外还可能涉及中国企业对美国制造业的直接投资承诺。

但问题在于，管理型贸易能够改善某些双边指标，却难以真正重塑贸易结构。美国对华双边贸易逆差已从2024年的约3000亿美元收窄至2025年的约2021亿美元，降幅约930亿美元。然而，贝森特本人也间接承认，这种变化更多体现为“贸易转移”，而非真正意义上的“贸易再平衡”：美国2025年整体贸易赤字接近9000亿美元，与2024年几乎持平。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数据显示，中国2025年货物贸易顺差已达1.2万亿美元的历史峰值。

历史经验同样提供参考。20世纪90年代初，克林顿政府与日本谈判时也曾推行目标管理框架，最终因“不可执行且难以衡量”而被放弃。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的分析指出，“贸易委员会”可以“一豆一机地管理双边贸易关系”，但对中国出口补贴、产能过剩这一更深层的经济模式无能为力。前美国贸易谈判官员温迪·卡特勒（Wendy Cutler）直言，这种“管理性贸易”取向“实际上意味着美国放弃了通过改变中国经济模式来推动市场开放的历史性目标”。她还对外界提出警示：“我认为所有第三方国家都需要非常、非常仔细地观察峰会及其成果。”

在一年多的中美经贸谈判中，关税虽可制造压力，却并非改变形势的主要因素。在若干关键节点上，稀土和关键矿产对美国经贸决策所释放出的约束力，远比关税更强。中国稀土管控进程步步推进：镓、锗管控（2023年起），石墨（2023年底），稀土、钨（2025年4月），乃至更大范围的综合管控（2025年10月）——新一轮管控甚至将出口审查延伸至14纳米及以下先进半导体的研发生产所需材料，以及具有潜在军事应用的人工智能研发领域。每一轮管控措施的升级，都加速推动了华盛顿重返谈判桌的进程。釜山中美元首会晤后，中国同意暂停稀土管控扩张一年。这一安排将在今年11月到期，如何处理该条款的延续、调整或重新谈判，也是本次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议题。

围绕这一议题，贝森特的策略是“两手并进”：一方面在谈判中争取延续许可证安排，避免美国制造业和国防供应链在短期内承受剧烈冲击；另一方面加快推进替代供应体系建设，降低对中国的结构性依赖。2026年1月，他召集G7及印度财长举行关键矿产部长级会议，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同年，他亲赴南卡罗来纳州萨姆特市的EVAC稀土磁铁加工中心，出席美国25年来首块本土稀土磁铁的下线仪式，称其为“终结中国对供应链‘卡脖子’”的起点，并预言美国制造业将在2026至2027年间迎来“起飞”。

但这种政治叙事背后，是美国稀土产业的现实困难。美国国防部自2020年以来已投入逾4.39亿美元培育国内稀土供应链，即便如此，MP Materials预计到2025年底的年产磁铁量也仅约1000吨，不足中国2018年产量的1%。大西洋理事会的分析指出，华盛顿不应假设北京会被动旁观美国替代供应链建设；相反，中国完全可能利用现有市场地位，使美国及其盟友的重建过程变得更加昂贵、漫长和困难。部分分析人士认为稀土与芯片之间潜在的“对冲交换”：北京希望谈判桌上包含对美国高端芯片（H100/H200）出口管制的松绑，而华盛顿则将芯片管制视为少数几个仍能维持明确优势的战略杠杆。外交关系委员会（CFR）认为：“北京参与所谓AI安全对话的主要目的，不是讨论风险，而是抱怨出口管制。”稀土与芯片虽然可能同时出现在谈判桌上，却很难在短期内形成对等交换，乃至让步。

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并不是在一个单纯的经贸背景下召开的。中东局势的急剧恶化，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危机和伊朗问题的升温，使原本以关税、稀土、农产品和投资承诺为主轴的谈判框架，被迫嵌入能源安全与制裁政治的复杂变量。在4月16日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当记者追问特朗普此前威胁对中国征收50%关税是否仍在考虑之列时，贝森特的回答耐人寻味：“正如大家知道的，总统提到了他与中方领导人之间的通信往来。中方领导人向总统保证，在这场冲突期间，中国并没有向伊朗提供武器。这一保证已经向总统作出。”在经济层面，贝森特所主导的“经济怒火行动”（Operation Economic Fury）将矛头直接指向了购买伊朗石油的中国企业。美国财政部于4月24日制裁了中国第二大独立炼油商恒力石化，并同期制裁约40家航运公司和船只，明确指出中国“茶壶炼油厂”网络“在维持伊朗石油经济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贝森特还透露，财政部已向两家中国银行发出警告信函，威胁若发现伊朗资金流经相关账户，将实施次级制裁。5月4日，贝森特在福克斯新闻直播中向北京发出直接呼吁，要求中国“展示外交手腕，让伊朗人开放海峡”，并指出中国购买了伊朗90%的石油出口，实际上是在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恐怖主义赞助者”提供资金。

中方的回应态度明确。就在同一天，中国商务部援引2021年颁布的相关法规，发布指令，要求国内企业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无需遵从美国单边制裁；伊朗外长则于5月6日飞抵北京，与外长王毅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分析认为，北京此举意在向外界传递“可以充当调停人”的信号——这与中方长期以来倡导“对话解决争端”的立场相一致，也为峰会上回应美方压力保留了外交空间。这既符合中方长期主张通过对话解决争端的外交叙事，也为其在峰会上回应美方压力保留了回旋空间。

在多轮磋商中，贝森特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对华经济政策叙事，其核心并非全面“脱钩”，而是以“去风险”为名，对关键产业、关键供应链和关键技术节点进行有选择的重组。在《华尔街日报》采访中，他明确表示，“脱钩”并不是准确概念，“去风险”才更符合美国当前政策目标。按照他的说法，美国并不寻求切断全部中美经济联系，而是要在若干战略性领域降低对中国的依赖。疫情期间供应链中断的经历，被他反复用作这一政策转向的论据，在其看来，美国必须为更严重的地缘冲突提前准备。“疫情是一次预演——它让我们看到，一旦供应链因战争而中断会发生什么。我们识别出五六个必须回迁的关键行业。”

正因如此，贝森特的政策路径呈现出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他以“建设性接触”的语调维系中美经贸谈判框架；另一方面，又通过“经济怒火行动”等措施，对与伊朗石油贸易相关的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施加压力。他在峰会前于X平台写下的“经济安全即国家安全”，可以视为这套逻辑的概括。对特朗普政府而言，贸易谈判、供应链重构、出口管制和金融制裁并非彼此分离的政策工具，而是同一战略组合的不同侧面：通过施压制造谈判筹码，再通过谈判控制施压的外溢成本。

外交政策学者坎贝尔（Kurt Campbell）在《外交事务》杂志最新发表的分析中提醒：“特朗普尤其是个变数，一些人担心其不可预测的对华政策可能无意间导致美国单边退让。”在特朗普的政治逻辑中，此次峰会首先是一次“形象胜利”：宣布中国大规模采购波音飞机、承诺大豆购买目标、启动“贸易委员会”谈判框架——这些成果足够制造新闻头条，足够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周期中向支持者宣示“美国在赢”。

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影响早已超越中美双边范畴，令盟友与合作伙伴高度关注。从美国邻国加拿大的立场看，卡尼政府在中美领导人会谈问题上体现出一种典型的“中等强国对冲逻辑”：在安全上仍依赖美国主导的西方联盟体系，但在经贸层面已愈加不愿完全追随华盛顿路线。特朗普重返白宫后，持续以“第51个州”等言论施压加拿大，并推行更强烈的交易主义外交，直接削弱了渥太华对美国的战略信任。在此背景下，卡尼于2026年1月访问北京，并与中方领导人，公开表示“加中伙伴关系”为适应“新的世界秩序”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加拿大还放宽了原本与美国协调实施的部分中国电动车进口限制，以换取中方降低对加拿大油菜籽及食品出口的关税。这些举措反映出，加拿大在美国盟友体系出现裂痕后，试图通过改善对华关系增加外交与经济缓冲空间。因此，加拿大对中美领导人会谈抱有明显焦虑：渥太华担心特朗普可能为了短期政治成果牺牲长久以来积累的盟友关系，例如在供应链、技术管制甚至地区安全议题上绕过盟友。因此，加拿大实际上希望中美关系维持“有限稳定”而非彻底对抗，同时推动与欧洲等中等强国形成更协调的对华立场，在关键技术、产业安全与供应链问题上保留共同底线。这种政策取向，本质上反映了当前越来越多美国盟友的现实主义判断——即在美国战略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对华“有限接触、风险对冲、避免选边”正逐渐成为一种务实而非意识形态化的外交路径。

欧洲担忧的是被“选择性排斥”：若中国扩大对美农产品和能源采购、相应调整对欧采购结构，欧盟将首当其冲。更深层的忧虑是“G2”格局的形成——据AEI报道，特朗普已在与中方交流中引用G2框架，而“贸易委员会”机制客观上也在强化一种两国共管全球贸易的叙事。BBC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若中美接近的信号明确，欧洲等国将不得不加速推进“战略自主”进程，包括加大国防开支和发展独立经济政策。

日本则面临双重压力。贝森特在首尔前停留东京，既是礼节，也是安抚。此前特朗普曾批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对华问题上的强硬立场，而日本在对华安全和技术管制问题上高度依赖美国协调，在首尔磋商前贝森特先行访日，也意在正式元首会晤前同盟伴内部进行议程对齐。此外，韩国和日本等美国的亚洲盟伴国家均高度依赖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能源进口，海湾战局的走向对两国均构成切实的经济安全威胁，海湾局势恶化不仅是中美峰会的外部变量，也直接关系到日韩能源安全和产业成本，由此也为本次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叠加了又一个“场外因素”。

从贝森特所操盘参与的“穿梭外交”到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的元首会晤，中美关系的演进逻辑正深刻诠释着“元首外交”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全世界期待看到的，是一次能够回应时代关切、回应世界期待的重要会晤。而世界关注此次会晤，也是根本上是在关注两个大国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携手注入确定性、凝聚更多和平与发展的力量。

经贸合作始终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与“推进器”。尽管美方以“去风险”为名在半导体、造船和稀土等战略领域调整供应链布局 ，并利用“经济怒火行动”对涉伊朗贸易实施压力，但双方在关税停火、稀土许可证延续及农产品采购上的务实接触仍然为保持双边关系稳定提供了空间与契机。

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即将开始，也将开启2026这个中美关系的外交大年：中国正值“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美国也即将迎来建国250周年，中美两国还将分别主办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与G20领导人峰会，预期渐次迎来中美元首的多轮会晤。在双边议程与多边外交高度重合的背景下，中美元首保持面对面的沟通和对话，为共同防范、化解风险、管控竞争达成共识，“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既符合两国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各方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