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心研究室 发布时间:2026-05-13 12:10:22 来源: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收藏本文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来华进行国事访问。回望中美元首会晤的过往历程,这既是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相会后再次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的再次访华;展望中美关系新程,本次特朗普访华也将开启今年两国元首“密集”的会晤日程。人工智能议题成为本次元首会晤的重要看点,汇聚各方关切。本次会晤能否从“程序破冰”走向务实合作、管控风险、长效对话等方面取得进展,并在今年后续的元首会晤和双边外交场合得到确认和延展,深刻牵系中美人工智能竞合和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的演进态势。
01 回望与前瞻:题中之义的“人工智能”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此前受限于国际局势等场外因素,特朗普访华日期经历多轮延宕。如今,随着特朗普访华事宜的正式官宣,会晤安排、沟通进展、预期实现,尤其是双方会晤洽谈的具体议题,都牵动各方、影响全球。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图片来源:金融时报
虽然,在正式会晤前,中美双方均未正式公布会晤的完整议项,但是人工智能作为国际各方和中美双方的共同关切,被认为进入了会晤期间的讨论议程。
一方面,国际权威媒体、智库纷纷披露相关进展,《华尔街日报》5月6日援引知情人士披露,华盛顿与北京正在评估是否开启人工智能官方对话渠道,相关动议由美方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牵头推动。路透社援引特朗普政府内部消息人士,特朗普的外交团队认为中美双方需要“沟通渠道”来避免意外冲突,并希望借会晤契机开展对话,并以此就人工智能问题建立正式沟通渠道。
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中美拟在下周元首会晤期间启动人工智能官方对话”的消息时表示,中美双方正就特朗普访华相关安排保持沟通,目前没有可发布的具体信息。此表态虽然克制,但也暗示了人工智能议题是中美双方外交团队着力推进的事项。
回望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政府间对话与合作,可以追溯到2023年11月旧金山举行的元首会晤,会晤期间,两国元首就启动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机制达成共识,开启两国在这一新兴战略性领域开展正式沟通的先河。2024年5月,双方团队在瑞士日内瓦举行首轮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就人工智能科技风险、全球治理机制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原定的第二轮政府间人工智能对话未能如期启动,但中美在这一议题上的高层共识并未就此沉寂。
2025年10月30日,两国元首在釜山举行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的首次面对面会晤,将人工智能列为中美两国“合作前景良好”的领域之一,均表示要在人工智能领域继续推进互利合作。这一历程也反映中美关系在前沿科技议题上的微妙状态:双方战略竞争仍在延续,而务实的接触并未中断,尽管中美在芯片管制、前沿模型、算力布局等竞争维度上的博弈未见缓和,但双方依然认为在人工智能领域保持沟通协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人工智能正加速重塑全球地缘技术版图,中美是否能够恢复并推进官方层面的人工智能对话机制,不仅将影响两国科技竞争与治理协调的走向,也将在相当程度上牵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秩序的演进。
02 人工智能议题前瞻:对话、风险与安全
与三年前的旧金山起点相比,今年中美元首会晤在人工智能议题上的“重启”有三重看点。
一是对接轨道和推进逻辑适应新形势需要。此前中美首轮人工智能对话延续了外交-科技轨道的沟通逻辑。虽然本轮中美人工智能对话的对接机制和团队人选尚未确定,但据路透社消息,当前主要是由中美双方的经贸谈判团队负责对接人工智能议题。这一调整基于现实考量,历经多轮经贸磋商,经贸团队的对接沟通机制是双方运转相对频繁、稳健的沟通渠道,也预示着举行元首会晤后双方人工智能对话将朝经贸方向,并基于出口管制、模型管控等议题务实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据彭博社、路透社多方信源披露的陪同特朗普来华企业负责人名单,包括库克、马斯克、奥特伯格,高通、黑石集团、花旗集团和Visa等高管,而备受各方关注的英伟达CEO黄仁勋未在其列。此事也侧面反映了芯片出口管制问题仍将面临复杂的经贸谈判前景。
二是议题更为聚焦。据《华尔街日报》披露,双方目前正在权衡的核心议题已收敛到三类具体风险:前沿模型出现意料之外的故障或失控(model failure),自主武器系统在军事场景下的不受控行为,非国家行为者(如恐怖组织或网络犯罪集团)利用开源前沿模型实施大规模攻击。议题聚焦的背后,也反映着中美双方在人工智能合作方面的共同利益关切。

图片来源:外交官
三是可能超越地缘政治冲突的人工智能风险与安全驱动。人工智能正在成为一种具有重大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意义的基础性技术,但它同时也是一种可能带来系统性风险的技术。国际社会对人工智能风险的存在具有广泛共识,其并非是“遥远的哭声”,若不加以应对,则有可能变为现实,任何国家都不能独善其身。
因此,防范和化解人工智能风险成为未来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合作的重要议题,甚至是可能超越中美地缘政治利益的共同议题。《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自2024年起在多篇专栏中讨论中美人工智能合作的必要性,他认为在通用人工智能可能出现的背景下,中美应借鉴历史经验,推动务实合作,确保人类对快速演进的人工智能系统保持有效掌控。令人欣慰的是,中美双方均已开始认识到管控前沿人工智能风险的必要性,在各自人工智能治理实践中,各自取得风险管控的经验和治理思路。这种技术认知上的趋同,为双边合作提供了基础。
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在卸任后的公开演讲中回顾中美首轮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坦言即便双方都力争取得人工智能竞赛的领先地位,但随着人工智能在民用和军事领域研发和部署的势头加快,中美两国需要在此基础上就人工智能的风险持续开展高级别外交磋商,共同应对这些以及其他潜在风险。

2024年5月14日,中美举行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首次会议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此外,人工智能系统的自主性、复杂性以及决策过程的不透明,使各国政府越来越难以区分一次事件究竟是技术失灵、意外升级,还是蓄意攻击。这种模糊性在常态下不构成直接问题,但在危机情境下会增加战略误判的可能性。
军事领域是这一问题最为突出的场景。2024年11月利马APEC会晤期间,中美两国元首确认“应保持人类对核武器使用决策的控制”。这一表态目前是中美在人工智能军事化问题上一项重要且公开的双边共识。外界也普遍关注本次元首会晤双方是否会延续或扩展这一共识。
从美国战略界的讨论看,建立军事人工智能领域的沟通机制,被视为现阶段相对可行、但预期有限的安排。布鲁金斯学会近期关于中美人工智能合作的分析指出,人工智能模型能力提升正在带来新的国家安全风险,中美作为主要的人工智能开发国和军事应用国,即使难以在能力发展上接受硬性限制,也仍有必要围绕事故通报、风险分类、危机沟通和有限透明度安排建立工作渠道。
03 美国内部的三种逻辑:“施压”还是“管控”?
斯坦福《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及大模型竞技场(Chatbot Arena)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美顶尖模型的单点性能差距已收窄至微小区间,截至2026年3月美方仅领先2.7%。更为关键的是,全球人工智能竞争早已跨越单一的算法比拼,全面延展至算力基建、产业部署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多维博弈。美方在人工智能领域的结构性优势正以快于预期的速度收缩,这一客观趋势构成了美国内部对中美人工智能对话议题进行政策争论的前提。
在此背景下,美国战略界呈现出三种立场各异但深层逻辑同源的政策主张。
第一种是建制鹰派的“施压捆绑”逻辑。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等机构认为,中方参与人工智能对话的根本诉求在于延缓技术脱钩以缩小差距、争取追赶时间。因此,他们主张任何形式的双边对话都必须与对华“极限施压”(maximum pressure)策略同轨并行。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技术与国家安全副高级主任克里斯·麦奎尔(Chris McGuire)认为中美人工智能安全对话虽有助于建立关系,但仍需加紧对华出口管制,以最大限度地巩固美国对中国的领先优势。捍卫民主基金会(FDD)的研判则称中美技术对话历来呈现“重过程、轻实质”的特点,人工智能议题在现阶段的战略博弈中仍属次要层级,“充其量只是为双边峰会粉饰外交成果的政治背书,缺乏实质合作基础”。

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技术与国家安全副高级主任克里斯·麦奎尔(Chris McGuire)
图片来源: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CFR)
第二种是务实温和派的“底线管控”逻辑。中美两国在防止人工智能被非国家行为体(如恐怖组织或跨国犯罪网络)滥用方面,具备切实的共同国家安全利益。这种合作不依赖战略互信,而是基于风险管控的现实需求。《外交事务》此前刊登《中美可以使人工智能更加安全》一文认为,中美作为塑造人工智能格局的关键力量,其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双方之间的竞争若缺乏沟通,难获长期稳定收益。中美双方可以将合作重心锚定在具有广泛共识的重大人工智能风险治理上,针对算法安全、存在性风险等核心议题展开实质性讨论。这种“由危转机”的逻辑,有助于双方在通用技术路径中识别共同利益,将安全标准从技术屏障转化为合作桥梁,实现从“防务对抗”向“共识治理”的转变。
第三种是超越前两派的“结构现实”逻辑。《外交事务》杂志近期刊文将当前中美关系定位为“战略冷静期”(Strategic Calm)。这是一种双方利用相对稳定的窗口期强化自身内部实力的状态,稳定是竞争压力的产物,而非关系改善的标志。这一结构性判断在数据层面也得到了印证:据《外交学人》援引2026年CSIS专家调查数据,57%的受访美国专家认为中美关系并未真正走向稳定。
04 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关键节点
总体而言,本次中美元首会晤可视为中美人工智能高层互动的“首哨”,以此确立常态化沟通基准,开启2026年度双边外交进程。围绕本次会晤可能展开的人工智能议题,短期内能否形成实质性成果仍需观察。从全球视野来看,双边渠道与多边渠道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应承担不同功能。
中美双边渠道首先解决的是风险管控问题,包括危机沟通、误判规避、军事人工智能风险、模型滥用和突发事件处置等;而实现包容普惠的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更需要多边进程凝聚全球合力。此外,中美人工智能对话合作从程序“开窗”走向实质规范,也面临明显约束。
一方面,美国国内政治碎片化、对华政策强硬共识以及行政部门之间的政策分歧,可能持续压缩对话成果的执行空间;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议题本身横跨国家安全、产业竞争、出口管制、教育培训、伦理治理和多边规则制定。因此,本次会晤更适合作为2026年中美高层互动的一个起点,而非终点。后续深圳APEC、迈阿密G20等多边场合是否形成连续接触,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本次共识能否从政治共识转化为现实的工作机制。
与此同时,会晤主要展现了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面向: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加深、技术管制与安全疑虑相互叠加的背景下,若双方能够建立某种常态化的风险沟通渠道,其象征意义不应低估——保持面对面的沟通和对话本身,共同防范、化解风险,管控竞争,就是一项弥足积极且现实的成果。
中心研究室:姚旭、辛艳艳、张傲、袁露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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