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早些时候，当有消息称，长岛上名为盖勒一号（Geller I）的简朴而有吸引力的房子将被拆除时，人们立即发出了强烈的抗议。这座房子在建筑史上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它的设计者马塞尔·布劳尔（Marcel Breuer）是20世纪中期最受赞誉的现代主义者之一，也是那些对建筑仅有一点兴趣的人所熟悉的少数人之一。这些事实最终没有什么意义。盖勒一号是布劳尔为纽约劳伦斯的一位客户设计的两座建筑中的第一座，它在一月份被拆毁，以便为一座更大的新房子的网球场腾出地方。

与此同时，在几英里外的布鲁克林，另一场艰苦的保护战正在酝酿当中。州街300号的业主想要更换建筑的前门，这是一栋位于布勒姆山边缘的意大利风格的房子，虽然不显眼，但也很讨人喜欢。由于州街300号是地标性建筑，该项目需要得到地标保护委员会（Landmarks Preservation Commission，简称LPC）的批准，该机构负责执行纽约市的保护法。提交给LPC审议的文件长达15页，解释了更换门的设计，将由一家当地公司建造，根据其网站，该公司的专长是“为历史性和地标建筑专业制作定制和复制门”，但该提案没有得到委员会的支持。委员会成员一致裁定，目前的前门“是历史性的，是建筑物设计的组成部分”，而新的门将会“移除重要的历史结构”，因此原来的门将被保留。

州街300号的建筑图片

“300 State Strteet Building.” Downtown Definitely, 11 Aug. 2020, https://rochesterdowntown.com/commercial-listings/300-state-street-building/.

像盖勒一号这样的世纪中叶的奇迹竟然成为重建的牺牲品，而附近的政府机构却介入阻止有人用类似的新门替换旧门，这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在历史性建筑保护的世界里，一个建筑的历史价值和它被保护的可能性之间经常是很松散的关系。在洛杉矶，标志性的布朗德比餐厅已经消失了，但布伦特伍德的一个雪佛龙加油站却在该市的“历史文化纪念碑”名单上。华盛顿特区臭名昭著的黄屋（Yellow House）——该市19世纪初奴隶贸易的主要地点——在几代人之前就已经消失了，但几英里外的一个带状购物中心及其停车场被列为地标。纽约市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特别坚定的保护运动，今天大约有三万块土地位于城市的历史区域内。这些建筑中的大多数本身并不重要，但由于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被LPC认为是重要的，而且只有当所有的建筑都被保护起来，才能保持这种重要性。曼哈顿曾经以其不断发展的建筑空中轮廓线而闻名，而该区27%的地段现在属于地标委员会的管辖范围，令人吃惊。

可以肯定的是，保护主义者在确保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建筑，以及让我们了解过去的鲜为人知的建筑不被拆除方面，有着令人骄傲的历史。费城无疑因为有独立厅而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纽约是因为有唐人街博物馆，波士顿则因为有非洲会议厅。然而，随着今天许多城市努力解决前所未有的住房短缺和生活成本问题，历史性建筑保护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完全阻止变革的借口，这一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保护主义者的身份危机，它是城市生活中一个更大的、尚未解决的问题的一部分：我们的大城市是否能成为21世纪社会进步的场所，或者说，主导地方政治的厌恶变革的意识形态是否会在其自身矛盾的重压下崩溃。

要理解我们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首先要理解历史保护如何不同于任何其他形式的古物学（antiquarianism）。建筑物通常不会被放在博物馆里，对大多数保护主义者来说，这样做是没有意义的。长期以来，保护主义者一直指出，他们寻求保护的不仅仅是建筑，还有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为一栋建筑设定地标，不仅意味着在时间上修复它，也意味着在地点上修复它。

在美国最初的保护历史中，这些理想并没有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同。早期的保护工作是零散的，是由富有的私人和团体组成的杂牌军实现的。有些，例如由洛克菲勒家族成员资助的威廉斯堡殖民地的重建，涉及到大量的新建筑的建造，使这些新建筑看起来老旧。即使在战后初期，保护工作仍然让许多人觉得是一种古怪的、甚至是反动的爱好——用早期纽约保护主义者哈蒙·戈德斯通（Harmon Goldstone）的话说，只有“疯子”和“戴着软帽、穿着网球鞋的女士”才支持这一事业。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潮流开始转向。1945年，只有两个美国城市可以拥有地标保护法。20年后，历史性建筑保护拥有了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和伯德·约翰逊夫人（Lady Bird Johnson）这样高调的支持者，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70个。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转变的原因很简单。正如《纽约时报》在1964年观察到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被“公众对城市重建和其他建设的冲击下地标性建筑的消失感到越来越沮丧”所冲击。面对战后几十年来的高速公路、高楼大厦和其他促进增长的项目，保护活动为美国人提供了一种反击的方式。然而，历史保护的突然流行与金融情感和审美情感有很大关系。在政府支持的抵押贷款和战后经济繁荣的刺激下，从1940年到1960年，拥有自己住房的美国人的比例增长了42%，一个拥有大量财产的社会的兴起，为保护作为公共政策的作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长期以来，传统的智慧认为，从拥有房地产中赚钱的最佳方式是“改善”它，也就是在土地上建造一些东西。但保护主义者认为，即使对建筑物外观的微小改动进行限制，实际上也能使业主吸引那些对这些限制的存在抱有期望的买家。这样一来，地标的作用是向房地产市场发出一个信号，即一个街区可能会发生重大的物理变化，反过来，它作为一种潜在的投资的稳定性。《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的编辑在1955年写下这一段话宣布他们对灯塔山历史区的支持：“这不是为了给财产拥有者带来负担，而是恰恰相反，是为了保护他们免受建筑破坏行为的影响。这些破坏行为可能会破坏他们房地产的价值，破坏他们的快乐和舒适。”一位布鲁克林高地的保护主义者回忆说，在60年代初，当地的房地产经纪人被告知，他们附近的历史区“将把一个沉睡的社区变成房地产的温床，他们都将从中获利。”即使是纽约最热心的保护主义者也曾估计，在五个区中，值得法律保护的建筑可能不超过几百个，历史区不超过两三个。到了70年代末，已经有30多个历史区被建立起来，城市中受保护的地段数量已经超过了一万个。

灯塔山

历史性建筑保护将美学、钱和城市变化等问题结合在一起，这种奇特而深刻的方式是理解其在20世纪中期迅速普及的关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历史保护的文化在一些地方比其他地方更容易扎根。大多数郊区——如盖勒一号曾经所处于的长岛——依靠一套不同的工具来阻止发展，如开放空间要求和限制新住宅数量的分区法规。时至今日，历史保护在这些地方仍然是一种不太有力的力量，主要是因为这些其他规则确保了像盖勒一世这样的房子不太可能被任何东西取代，而只是被麦克豪宅（译者注：庞大而品味极差的房子）取代。然而，在拥有大量古建筑的城市，保护工作成为社区抵御城市发展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标建设都能成功，而那些成功的地标往往证实了保护主义者对哪些建筑应该被保护、哪些社区应该从地标法带来的稳定中受益的现有感觉。美国的第一个历史区，即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Charleston）市中心的历史区，是在1931年作为吉姆·克罗分区法（Jim Crow zoning code）的一部分而建立的，其目的是鼓励城市的种族隔离。虽然分区本身没有使用种族标签，因为美国最高法院已经宣布其违宪，但观察家们明白，其意图是增加该地区对已离开该地区的白人的吸引力，并鼓励住在那里的黑人居民搬到其他地方。在波士顿和纽约等北方城市，最初的拟议地标清单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公开地表达种族主义，然而，它们反映了这些城市的早期保护主义者所来自的精英和几乎完全是白人的圈子的利益。哈佛俱乐部、大都会俱乐部、大学俱乐部和世纪协会都被认为值得列入市政艺术协会1957年对纽约的保护调查中，而整个皇后区却只有10座具有地标潜力的建筑。这些偏见在建立官方保护机构的法律通过后依然存在。早期关于在布鲁克林公园坡（Park Slope）建立历史区的听证会赞扬了这个大部分为白人的社区是“一个稳定的家庭社区”，一份报告赞许地指出，在上东区的一个拟议的历史区有“一个活跃的业主协会管理和控制其命运”。相比之下，LPC的一位主管在1962年报告说，他参观了皇冠高地一个黑人占多数的地区，该地区计划建造新的住房，但他发现“没有值得指定的结构”。

A McMansion in Missouri

Jacobs, Sarah. “An Architecture Expert Reveals 19 of the Ugliest Mcmansions in America.” Business Insider, Business Insider, 2 Apr. 2019, https://www.businessinsider.com/ugliest-mcmansions-in-america-2016-10.

在随后的几十年里，历史性建筑保护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从一个不成熟的运动发展成为一个完整的专业学科。今天，建筑和设计公司专门从事符合历史区法律要求的改造和适应性再利用计划；律师们致力于掌握保护文件的来龙去脉；数十所大学提供该领域的研究生甚至本科学位；更重要的是，历史性建筑保护的政治价值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50年代和60年代，该运动没有明确的党派联系，其支持者包括富裕共和党人和格林威治村民主党人。但是，在20世纪末的城市中无意并且不大可能地出现了的反对城市增长的联盟，使保护主义者找到了与环保主义者、反贵族化活动家和其他有意阻止上面这些团体的共同目标。这种反增长政治的兴起是城市居民、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选民在民主党内更广泛的调整的一部分，这种调整一直持续到今天，它导致了小规模的保守主义保护政治坚定地存在于自由主义的范围内，因为富裕的自由主义者开始定义它。(要证明保护工作现在与白领自由主义者的可敬性有多密切，请看纽约市市政工人的COVID疫苗接种率就知道了。LPC的工作人员是第一个达到接种率100%的）。历史性建筑保护意识形态的变化反过来也开始改变历史性建筑保护本身的优先次序，与以往任何时候相比，保护主义者组织都对与有色人种、LGBTQ社区和其他边缘化群体有关的建筑和社区的地标表示出兴趣。去年，受2020年夏季起义的启发，LPC宣布建立一个“公平框架”来指导委员会的未来工作，该市新的和最近提议的历史区都集中在与哈林文艺复兴和加勒比移民有关的街区。

然而，一个难以忽视的事实是，尽管今天许多保护主义者都在真诚地努力摆脱该运动过去的精英主义，但地标法的效果并没有像现在围绕它们的言论所暗示的那样发生变化。美学家和白领业主在20世纪使历史性建筑保护成为一种持久的政治力量，在21世纪这些人仍旧是支持它的主要群体。更重要的是，保护工作在更广泛的实践中仍然根深蒂固，这些实践使城市房地产成为一些人创造财富的引擎，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则是削弱。随着对居住在沿海老城历史区的需求不断增长，这种动态变得更加明显。纽约的上西区、旧金山的阿拉莫广场和华盛顿的乔治敦等街区，曾经是中产阶级或中上阶层购房者可以负担得起的地方，现在却被白手起家的律师和金融家所占据。对纽约市的研究发现，这些街区在几十年前被指定为地标性建筑与它们今天演变为精英保护区之间存在关联。

旧金山的阿拉莫广场

来源：wikipedia

历史性建筑保护不仅给了这个超级贵族化的过程以政治和法律上的合法性（否则它可能会缺乏这种合法性）而且在今天也继续使它成为可能。LPC自己的网站仍然指出，纽约的地标法的目的之一是“稳定和提高财产价值”，虽然委员会的新闻稿描绘了一个专注于保护各种新建筑的机构的形象，但现在已经存在的历史区是对城市房地产市场的重大干预，其主要受益者是拥有这些土地的人。这种动态也不是纽约独有的，在加州，帕萨迪纳和帕洛阿尔托等富裕城市最近试图扩大他们的地标权力，以规避一项鼓励建造急需的住房的新州法律。康涅狄格州的辛斯伯里市有87%的白人，该市刚刚完成了将近300英亩土地出售给土地信托基金的交易，在此过程中，一个经济适用房项目被扼杀，其前提是该地块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小马丁·路德·金曾在此工作。在华盛顿，保护主义者长期以来一直试图阻止一个已经35年没有使用的滤水厂的重建，理由是它具有历史意义。

在这个系统中，地标的倡导者是否真正对建筑或历史感兴趣——许多保护主义者无疑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或者对他们的底线更感兴趣，都是无关紧要的。随着历史性建筑保护作为一个政治问题的发展，一个问题不能与另一个问题分开。今天，当大多数保护主义者被认定为自由主义者时，保护工作因此成为城市政治中一个更大问题的极好案例：民主党中越来越多的白领专业人士试图调和他们的物质利益和平等主义的理想。这种紧张关系反映在将历史性建筑保护重塑为一种进步的努力的肤浅尝试中。但是，如果不首先认识到让具有地标性建筑的业主致富仍然是当前保护工作的基本组成部分，那么任何公平框架都无法使地标保护在未来变得公平。

由于许多城市的居住需求达到了第一批保护主义者无法想象的高度，社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能够拯救具有特殊建筑和历史价值的建筑的能力。然而，为了使历史性建筑保护成为真正的进步，今天的保护主义者必须根除运动对可能存在的城市的深刻担忧，他们必须消除对未来的恐惧，这种恐惧是任何政治团体的特点，而这些团体的基础是那些安于现状的人，否则，我们将继续摧毁像盖勒一号这样的非凡建筑，而不那么有趣的房子——以及它们的前门——被用来束缚增长和变化的过程，而这些过程首先产生了它们。它们周围的社区将失去曾经使保护工作具有吸引力的活力，而下一代的城市居民将发现根本没有什么值得保护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