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3日至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应邀访华。在此次备受瞩目的北京峰会中，除了经贸与芯片订单，AI治理的“共同责任”成了两国元首战略沟通的新高地。

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副主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蔡翠红教授在《中国日报》旗下智库“中国观察”栏目发文指出，面对智能体失控等全球性挑战，中美正试图在竞争中寻找“护栏”。面对AI带来的系统性挑战，中美不仅要算“竞争账”，更要担“安全责”，在大国博弈中构建AI护栏，为全球技术安全寻找最大公约数。文章强调，尽管两国在技术路径与应用上各有优势，但面对智能体失控、网络攻击等共有威胁，必须基于对等、有界、开放三大原则建立“治理护栏”。通过建立风险预警与危机沟通机制，防止竞争滑向失控，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避免治理泛安全化，共同向全球提供AI公共产品。

原文载于《中国日报》2026年5月14日全球版

中美合作对于制定切合实际的“护栏”至关重要，在这个人工智能竞赛与风险日益交织的世界里，这已是迫在眉睫的要求。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重塑行业、加剧企业竞争并产生共同风险，为技术发展建立“护栏”、制定可靠规则及公共安全基础，已成为中美两国共同承担的全球责任。

在当今的人工智能版图中，美国在多个领域仍保持着比较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体现在OpenAI、谷歌、Anthropic和Meta等公司不断发布前沿模型，还体现在先进GPU、云平台、基础软件、模型测评体系、标准机构、联盟网络以及全球技术栈输出能力上。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显示，2025年美国机构产出了59个重要AI模型，而中国为35个。美国在前沿模型创新、算力生态和平台能力方面仍是领先力量，并正日益将这些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制定权。

然而，中国也拥有自身的优势，而非仅仅被动追赶者。中国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丰富的产业场景、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强大的工程部署能力、快速增长的开源生态系统，以及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进行数字合作的广阔空间。斯坦福报告显示，中国在AI论文产出数量、引用量和授权专利方面位居世界首位，反映了深厚的研究积累和持续的创新基础。近年来，中国推进“人工智能+”行动，加速了 AI 在制造、医疗、教育、交通和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同时通过开源模型和低成本部署扩大了人工智能普及度。中国的实力不在于单一的前沿突破，而在于应用、落地、成本效率以及产业转化能力。

这就是为什么中美AI关系不能简化为合作与对抗的二元选择。美国不会轻易放松对关键技术链、前沿模型生态系统或国际规则制定权的掌控；而中国也不会接受被动地纳入由美国单方面定义的风险评估、技术审查或合规框架。承认竞争并非拒绝合作，它是任何严肃的合作治理努力的必要起点。

AI需要治理“护栏”，因为其无孔不入的影响力放大了竞争成本。传统技术即便具有战略意义，其影响也往往集中在特定部门或国家力量的某些维度。然而，一旦AI得到广泛部署，它将嵌入到产品、服务、制造过程、基础设施和日常生活中。在这一背景下，如果中美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框架，AI相关产品的贸易、技术合作和产业纽带都可能被安全顾虑所吞噬，而信任的缺失将直接阻碍产业合作和全球市场的良性运行。

AI还创造了任何国家都无法单独应对的威胁。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最近的专栏中指出，美中面临的新共同威胁不是另一个国家，而是“人工智能的恶意使用”所带来的风险。智能体AI（Agentic AI）、自动化黑客工具和深度伪造系统可能赋予“小型恶意行为者”以往只有国家才具备的破坏能力。他们能以极低的成本发动网络攻击、传播虚假信息、操纵公众认知并破坏关键基础设施。与此同时，自主武器、无人系统和自动化军事决策也可能增加误判、失控和危机升级的风险。这些危险不分地缘政治阵营，中美两国都是潜在的目标，也都难以单边解决。

治理滞后的严重性加剧了这些风险。模型能力迭代、智能体行为、自主决策、内容生成和算法集成的进步速度远快于规则制定。许多风险在发明之初并不可见，只有通过大规模部署和跨境扩散才会显现。这就是中美人工智能竞争中更深层次的悖论：如果缺乏共同的护栏，双方越是试图通过技术优势来确保自身安全，可能制造的不安全感就越多。

“护栏”意味着建立机制——包括风险预警、事故通报、互操作的技术标准、危机沟通以及高风险应用界限设定——以防止AI竞争滑向误判、失控或系统性风险。此类护栏应建立在三个原则之上：对等、边界和开放。

首先，合作应该是对等的。华盛顿和北京可以就风险分类、安全事件通报、模型测评方法、红队测试、深伪检测和内容溯源等交换意见。这些领域具有明确的公共安全属性，且也存在技术共识空间。但AI治理不能变成由一方制定标准、另一方接受审查的过程。中国可以支持测评格式互通、风险术语互认和测评方法的交流，但不能接受将一国的单方面测试结果等同于国际合规标准，安全评估也不应成为对模型权重、训练数据或核心工程参数进行侵入式审计的借口。

其次，合作也应有边界。护栏的目的是防止风险螺旋式失控，而不是制造新的技术壁垒。两国可以讨论高风险问题，如网络攻击、AI赋能的欺诈、自主系统失控、关键基础设施保护以及核指挥系统中与AI相关的红线。双方还可以探索事故通报、危机沟通和风险预警机制。但AI安全不应成为将民用AI、开源模型、云服务、科学交流或人才流动“泛安全化”的万能理由。如果治理被过度安全化，合作空间将萎缩，全球AI发展将陷入人为的碎片化。

第三，治理应保持开放。全球AI治理不能成为少数技术强国的“封闭俱乐部”。联合国、国际电信联盟（ITU）、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金砖国家（BRICS）、上海合作组织（SCO）以及一些全球南方平台都应发挥作用。全球南方国家不应仅仅是规则的接受者，而应成为AI治理的参与者和受益者。美国、中国和其他主要的AI强国应共同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弥合算力、数据、人才和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通过开源工具、低成本部署、培训计划、合规模板以及民生场景应用，确保AI真正服务于发展，并在农业、医疗、教育、灾害预警和边缘AI等领域创造可复制的公共产品。

在人工智能时代，中美两国既无法回到一个没有竞争的世界，也不能接受没有护栏的竞争。双方可以在对等的基础上达成共识，在清晰的界限内防止风险失控，并通过开放治理扩大合作，从而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更加稳定和安全的治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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