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5月31日发布指导，明确先进计算芯片出口至总部位于中国等受限地区的实体，即使接收实体位于境外，也需要出口许可证。这一动作直接指向中资企业通过海外子公司获取高端AI芯片的潜在通道。

根据美国商务部BIS文件，该许可证要求适用于总部位于D:5国家组或澳门的实体，以及最终母公司位于这些地区的实体。文件称，这一要求最早于2023年11月引入，后因AI Diffusion Rule相关执行安排引发业界疑问，BIS此次说明其既有许可证要求仍继续执行。文件还表示，合规运营的数据中心暂不需要因该指导停止已部署先进计算设备的使用、存储、处置或维护。

路透社报道称，这份周末发布的指导意在堵住一个潜在漏洞，即总部在中国的AI企业可能通过马来西亚等地子公司采购英伟达Blackwell等先进芯片。报道引述行业人士估计，过去一年可能已有大量芯片流向相关境外子公司，但具体数量仍不明确。BIS发言人称，这份指导是在澄清自2023年以来已经存在的许可证要求，并将继续严格执行出口管制，以保护关键美国技术。

这一措施显示，华盛顿对华科技限制正在从“目的地管制”进一步转向“最终所有权和控制权管制”。它不会立即改变所有既有设备使用安排，但会提高中国企业通过第三地获取高端AI算力的合规成本，也可能促使企业重新评估海外数据中心、云服务和供应链安排。

新闻来源：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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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格里拉对话在新加坡举行

5月29日至31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聚焦印太安全和地区军备等问题。

中国防长董军没有出席本届会议，也未与美国防长赫格塞思以及澳大利亚、法国、英国、日本等国防务官员举行会谈。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代表团团长为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有关专家学者。这次派出的专家学者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

孟祥青教授在第一场会议上发表讲话，主题是 “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注入正能量”。在谈到如何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时，孟祥青强调必须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他说，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但仍有一些势力公然美化战争罪行，甚至已经做出实际行动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一个没有彻底清算军国主义遗毒的国家，没有资格在国际场合大谈防务合作，也不能赢得国际社会的信任。我注意到，在这场会议上，向孟教授提问的人是最多的，中方在安全领域的倡议和理念深受关注，成为引领区域和平发展的中流砥柱。

美国防长赫格塞思在今年会议上对中国的表述比去年更克制，但仍强调不能让任何国家在印太地区建立霸权。会议期间，日本、菲律宾、加拿大、新西兰等国都释放了深化地区防务合作的信号。本届香格里拉对话反映出印太安全秩序正在从单一美国同盟网络，转向更多双边、小多边和区域伙伴关系的叠加结构。

新闻来源：路透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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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印澳四国外长5月26日在新德里举行“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宣布在港口基础设施、关键矿产、能源安全和海上监视等领域推出新倡议。中方随后回应称，国与国之间合作应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不应针对第三方。

据路透社和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印度外长苏杰生、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和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参加会议。四方同意与斐济合作推进太平洋岛国港口基础设施项目，这被报道为四方机制首个联合区域基础设施项目。四方还宣布关键矿产框架和印太能源安全倡议，涉及供应链、燃料安全、海上通道和实时信息共享等议题。美方称，希望四方机制从对话平台转向更具体的区域行动。

四方联合声明同时对东海、南海局势及南海争议地物“军事化”表示关切，并讨论了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航运安全问题。

2026年5月25日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彭博社记者提问：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在新德里举行的四方机制会议上启动一项印太地区海上监测活动，并宣布与斐济就港口基础设施进行合作的计划。外交部对上述动向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关于“四边机制”，中方已多次阐明立场。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不应针对第三方。我们反对搞排他的“小圈子”，反对阵营对抗。

新闻来源：路透社、美联社、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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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5月26日在一起涉及移民法官公开发言限制的案件中支持特朗普政府，但裁决主要基于程序理由，并未直接判断相关限制是否违宪。该案涉及行政权、联邦雇员申诉程序和移民法院独立性的交叉问题。

该政策最初于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2017年实施，要求移民法官在就与职务相关议题公开发言前取得批准。代表移民法官的协会2020年提起诉讼，主张该政策侵犯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特朗普政府则认为，移民法官属于联邦雇员，相关争议应先通过联邦雇员申诉体系处理，而不是直接进入联邦法院。

最高法院推翻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处理，并将案件发回继续审理。多数意见认为，下级法院依据当事方并未提出的论点作出裁断，违反所谓“当事人提出原则”。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欢迎这一结果，称下级法院不应借政治争议扩张自身角色；代表移民法官的律师则批评，要求公共雇员先经历繁琐且可能无效的行政程序，会让不当言论限制持续存在。

该案本身没有终结关于移民法官言论自由的争议，但强化了最高法院近期对下级法院程序边界的强调。由于美国移民法官隶属于行政体系而非普通联邦法院，该案也凸显移民审判制度在行政控制与司法独立之间的长期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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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政府准备上诉一项关税退款裁定，该裁定可能使所有缴纳被推翻关税的进口商都有资格申请退款。该争议延续了最高法院此前限制总统广泛征收全球关税权力后的执行问题。

美联社报道称，截至5月22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已受理总额850亿美元的退款申请，并已指示财政部发放206亿美元退款。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法官理查德·伊顿要求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局长说明，向约33万名可能符合资格的进口商完成退款需要多长时间。司法部则反对要求局长本人出庭，并主张退款应优先限于已经提出法律主张的企业。

政府律师称，法官认为最高法院裁决使“所有登记进口商”自动获得退款资格，是超越权限的“普遍禁令”。海关方面表示，退款将分阶段进行，先处理系统中尚未最终结算的款项，再处理较早已经结算的账户。法院则强调，对非法征收关税的补救方式就是政府退还不当征收的税款。

这场争议把贸易政策问题转化为行政权边界和财政执行问题。对于企业而言，退款速度直接影响现金流和价格调整；对于总统权力而言，它关系到白宫能否绕开国会，以紧急权力或替代法律工具维持广泛的关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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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伊停火延长方案仍然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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