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主题报告中，景军教授指出，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界参照系呈现“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双螺旋结构，亟需建立以全球南方理论为核心的“第三种参照系”。他以两位来去全球南方的思想家为例：西非社会学家阿基沃沃从约鲁巴祭祀词中提炼出“助己与助人”的群己原则，强调个体与集体的平行共生；大洋洲人类学家艾培立·浩鸥法则倡导“道地史学”，批判陆地中心史观，提出“我们是海洋人”的海洋文明认同。景军强调，全球南方并非简单的地理概念，而是具有共同历史与诉求的群体，中国学界应真正走进全球南方的本土知识传统，推动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与全球南方知识生产的自主创新。

在与谈环节，潘天舒教授结合自身学术经历指出，当前学术训练对全球南方理论存在系统性忽视。他以杜波伊斯研究、上海“上只角”与“下只角”的微观南北差异为例，说明南部理论既能用于国际学术对话，也能解释本土社会结构。他还提出，南部理论有望拓展至古人类学、生命科学等跨学科领域，为知识创新提供新动力。

问答环节中，现场师生围绕南部理论的传播路径、海洋文明观的学术动机、幼儿教育中的南部理论应用、南部理论在经济学等主流学科中可能性等问题与景军教授展开深入交流。景军教授回应指出，南部理论目前主要在人类学、社会学等善于自我反思的学科中发展，而其在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的推广仍有较大空间。他鼓励青年学者从本土经验出发，结合全球南方的理论资源，开展具有创新性和批判性的研究。

本次讲座系统阐释了南部理论的学术内涵、实践价值与拓展方向，不仅拓展了学术视野，也进一步推动全球南方研究与南南知识合作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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