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上海临床研究中心”

上海临床研究中心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并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医院，主要聚焦重大疾病研究，集聚临床研究资源。在医学、生物医药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组织开展协同攻关，是临床培养、科学研究等多方向创新策源地。为此，中心按照三级综合医院建设，设立研究型床位300张、医疗床位200张，委托上海科技大学建设和管理。中心主要聚焦肿瘤及神经系统疾病，兼顾风湿免疫疾病、泛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感觉系统疾病等重大疾病。主要承担临床研究及转化职责，并推动国内外医疗界协作交流，中心预计2025年工程项目完工，2026年营运。

答：建设上海临床研究中心，最早的设想并不是由我发起的，但实话说我很感兴趣，我看到了最初的规划，这推动我做出承接筹建任务的决定。在筹建过程中我们借鉴了很多国内外好的模式和经验，尤其是上科大在有关创新转化、知识产权归属、资源协调分配、医院与医学院无缝衔接等方面，已经具有卓有成效的举措和对未来的设想安排，其中一部分对我而言也是全新的理念。诚然我们的规划建设目前还有提高的空间，也必须进一步提高。

我希望通过以下措施，帮助改善目前临床医生面临的科研难题。

一是降低临床医生开展基础研究的难度。

首先要接受这样一个观点，临床诊治疾病，也是一种科研的过程。系统化的临床研究很重要，但是临床研究也很难，做一个队列、做一个临床试验，以年轻人的自身资源、精力和能力很难完成。目前来说，“科研基本等同于实验室的科研”似乎成为共识。但是临床医务人员去养实验动物、搞基础科研是有困难的。泡实验室做研究势必会占用临床学习和工作时间，而且也不是医生们的强项。因此很有必要降低临床医生开展基础研究的难度，如果实验室资源由全院进行调配，涉及到实验室研究的部分，由学院、各研究平台的专业人员支持，形成良性互动的团队（shared facility or joint lab)，这样临床医生就可以更专注于提高临床诊疗质量和发现有价值的临床研究问题。

作为临床医生，我们其实非常希望了解疾病发病机制、疾病发展过程中的更多信息。基于这些信息，医生才能思考采取什么措施去阻断它、调节它、改善它。这就需要做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否一定需要医生自己去做呢？也不一定，为什么不能找合作者呢？这个合作者可以是以生物、信息、材料、工程等学术专科背景出身，大家一起来完成一个课题，共同发表成果。

负责上海临床研究中心建设与管理的上海科技大学在生命科学研究等方面非常有优势，很适合做这样的合作。

我主张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情，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情。年轻医生对科研有热情，但可能没有办法分配那么多时间给基础研究，那我们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创造这样的条件。

二是优化临床服务可及性。

根据上海市卫健委的批复，中心设置300张研究型床位和200张医疗床位，满足临床研究和医疗需求。

中心施行“全院一张床”，不划分过多的“科室”，设立“大内”和“大外”以统筹。改变了既往按照科室分配硬件资源和床位的模式。院内所有硬件和床位均由医院统一调配，按照患者需求和临床科研需要提供相应的资源配置。这样的设置，要求医务人员有全科或多科能力，住院医生不应只能处理某一专科甚至亚专科的问题，护士也并非固定在某一专业科室工作。在统筹协调下，临床研究也可及时根据任务安排实施有效推进。

三是推行国际通行的临床科研方法。

我30年前在泰国学过临床流行病学，包括研究临床研究方法论、卫生经济学、循证医学等等，我觉得所有的临床研究都是有范式和方法论的，抛开了这些原则或者方法论，很难得到同行的认可并形成共识。因此，我们必须推行“通用语言（common language）”，也就是针对同样性质的研究，大家都应该按照同样的标准（standard）要求，实施与国际通用认可方案（protocol），如此“保持一致”非常重要。

既然我们是上海临床研究中心，如何利用好各种资源，真正地把临床研究做好？我认为就是按照规律做事情、诚心诚信待人。只要按照规律做事，慢慢地就会有成果。

问：从0到1 建设这样一个研究中心肯定很不容易，其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如何解决的？特别是对青年人有所启发的内容，您可以分享一下吗？

答：某种意义上，我们不是从零到一，因为国内外在建设高水平的医疗机构、科研机构等方面有各种范例在前。但对于实际建设，又确实是“从零到一”。我们从零开始建设一家被高度重视并实施临床研究的新的医院，所有事情，从图纸设计、功能区划分、设备采购、人员招聘、与领导部门和同行请示沟通，我都要涉猎并管理协调，有一些我也不懂，这需要团队协作。包括我还需要跟很多人谈判，斗智斗勇啊（众人笑）

（是不是比以前更忙了？）

我以前在中山医院、在复旦大学也很忙，现在是另外一种忙法，忙着搬砖头（哈哈），或者说忙着找人来帮我搬砖头。当然得到的支持也很多，包括设计方案，我们请了5家国际公司做概念设计，最后通过专家评审选择了一家，而其他四家也可圈可点，我把所有的模型都留下了。我希望里面的各种各样的想法，能够在这个新空间里实现或者说尝试。整个筹建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新鲜的东西，我感觉也极大地拓展了我的眼界，拓展了工作的新的边界。

我做过住院医，做过内科总值班，管过病房，也做过医务处工作。我知道医院同事的痛点，所以希望在这里的空间设计更合理，医护的办公室有阳光，值班室有窗户，洗手间和浴室方便且干净，每个人有储物柜，有公共空间可以给大家喝咖啡、休息、聊天和头脑风暴。实验室外面设置一个休憩区，让临床医生和基础科研人员能够有地方聚在一起，在一起聊天、思想碰撞，新的合作机会和课题才更有可能产生。门诊医生也要有能休息的地方，而且还要给临床试验协调员们安排合理的办公空间。

（推动这些建设有没有遇到困难和阻力呢？）

其实大家都觉得这些理念挺好的，设计公司很理解的，对医护一线人员应该有这样的尊重。目前总体来说还顺利，磕磕绊绊也是工作推进的常态，但筹建团队的心在一起。

问：您在中山医院工作期间，作为带头人深度参与了医疗改革和医联体建设，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些细节吗？

答: 医联体的目的，一方面为了提高基层医院的医疗水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充分释放牵头医院的医疗资源，更合理地协调医疗资源，实际是一个双赢的举措。与其他一些医联体项目不同，中山医院参与医联体建设，是与管辖、投资区中心医院的当地区政府签约。这样做的好处是稳定获得政府的支持，不会引起由于成员单位全部承担建设成本所带来的潜在矛盾，这是成功非常重要的前提。

中山医院除了在上海及邻近地区纳入医联体成员单位之外，还受厦门市政府的委托，在厦门建设与中山本部同质化建设的综合性医院，后来成为全国首家挂牌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这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的成功，实际上也推动了中山医院成为了全国第一个综合性国家医学中心。

问：国内和国外的医疗上的差距在哪些方面呢？

答：首先，我们已经不完全是个跟随者了，但我们也没有完全成为引领者。我们需要更多的按照国际语言说话，加入到国际多中心研究的大社会，并做更多的牵头工作，按照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MRCT）的标准来开展研究。在执行层面就是采用公认的国际通用语言，这很重要。只有按照这样的标准产出结果，国际上才会拿我们的研究结果作为依据，才会形成诊疗共识，才会有国际认可的疾病诊疗指南。

其实在健康医疗上，按照联合国的几个指标来看，我们中国人的健康期望寿命已经很高，婴幼儿死亡率很低，显示了我们在健康卫生医疗领域的成就。我们有最大的人群，有最大的门诊量，最大的手术量，但是我们没有最大的临床试验产出，也没有最大的临床试验纳入病人。我们的医院最主要的任务是看病，越做越精，但形成有影响力的理论思想，并在国际上得到承认的不多。作为世界的一份子，我们需要增加对外交流，纳入到全球的医学研究、临床试验中去。这种情况下，势必需要更多去了解国际通用语言（common language）的规则，按照大家共同认可的研究方案去做，任何的回溯性检查都不怕。当然，近几年其实我们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问：一路走来，您的职业发展有过几次重心转移，但在外界看来都似乎很平顺和成功，您是如何应对的？ 

答：我从临床医生开始做起，后来进入到医务管理。后来因领导厚爱，当然我英文也不错，让我负责学校的国际交流。做外事处副处长的时候，我还有时间参与临床诊疗，后来做了处长基本没什么时间做临床了，但是我仍然坚持给学生上课。一方面我自己对教育一直深感兴趣，另一方面我觉得也可以利用上课的机会，了解学生的需求，给学生创造各种条件。现在做筹建中心的首任院长，目前无暇从事临床工作。心态上需要放平，因为建设这样的大工程这些其实都是大家的智慧和努力，我个人在里面能够发挥点作用，就很好了。坦白讲，现在太多医院的资源是围着院长转的，我不需要这样，我更希望大家好。我本人对自己专业上的成就不刻意追求，也没有这个可能了，但是希望能够利用既往长期积累的工作经验做好对全局的把握、对同事的支持。

答：30年前，我在泰国Chulalongkorn（朱拉隆功）大学医学院学习的是流行病学和循证医学，后来也一直在从事相关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在我看来，这些就是国际通用语言（common language）。我们坚持使用国际通用语言进行研究和交流，才能与国外同行保持一致。这也是我一直在坚持的，也希望能够在这里继续推广。我也去过美国Rochester大学医学中心做高级访问学者。在实验室工作的同时，我也去跟着查房、门诊、手术和讨论，尽管无权直接接诊病人，但可以“贴身”学习啊。访问中也了解到了国外医院、科室的运转规则，并提高了我对科研的重视程度。

问：如何实现work-life balance（工作生活平衡），您可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吗？

答：（笑）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工作生活平衡。不过我认为这取决于个人的认知。医生通常早出晚归，无法做到早8晚6。周末可能还需要开会，大部分时间都是工作。生活的部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周末外出开会也可以是生活的一部分，有时间的时候陪陪家人，这些也都是生活。

年轻人首先得吃苦，没有一个人出来就是顺顺当当，这很正常。对年轻人来说，不多看、不多接触新的事物，是很难成长的。但是我们希望经过这一段时间辛苦以后，大家都有所回报，例如职业上的晋升和收入的增加。

答：目前在国内，8年制对于医学生来说，某种意义上，确实是不够友好的。我觉得对年轻人来讲，考核过度的体现在科研成果上，不是太公平，尤其对8年制学生而言。8年制比较起5+3+3的医学博士（MD）来说，是有相对缺陷的。

（众人：是的，因为科研的部分是不足的）

对于未来我们计划筹办的医学院，我比较倾向于“4+4”及本科毕业后的研究生医学教育体制，可谈的内容很多，无法在今天展开。学生需要勤奋、好学、专业精神，但也需要一个好的成长环境和一定的包容度。无论什么样的形式，内容安排还是最重要的。

答：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关心病人不仅仅是个态度问题，还是个技术问题。技术问题就是解除病人痛苦，而且也是态度问题的基础。人文关怀怎么去向学生强调？这本身就是职业完整性的一部分，也没有必要过度强调。强调多了，好像我们就是唯利是图，拿病人当机器人对吧？（众人笑）我们最终的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解除病人的痛苦，在此基础上，再去谈人文关怀，更有实际的价值和意义。这些思想也已形成多年，在医学生学习过程中，就已经融入骨血之中了，并不是近年才强调的。

问：您在复旦大学外事工作上，做了很多的努力，我们了解到在您担任外事处处长期间，将校参加交流交换的学生从20%提升至近70%，名列国内高校前列。对于医学生这种专业负担重、交际圈相对狭窄的群体来说，这样的平台和机会实属宝贵。您是如何看待对外交流的作用？有什么是我们需要积极去交流学习的？

答：保持开放和好奇。当前社会竞争越发激烈，国家总体水平在提高，所有医生的素质也在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医院还像过去整体专业人力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对某些突出的青年给予更多倾斜性的扶持以快速提高，现在看是难的。当然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我觉得要做好一些吃苦的准备。

对于医学生来讲，时刻做一个有心人，在学自己专业的时候，也不妨去关注一些你未来想从事的专业以外的东西。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就说：你们到病房里实习的轮转是分成好几个组的，分别去到不同的病房，那大家在实习的群里不仅仅只通报“今天要交作业了”等内容，还能够分享在哪个病房看到一些特殊的病例，让大家共同去学习，如此大家学习的机会就成倍增加了。

另外有讲座一定就要好好听，不单是中国人或者华人学者来做的讲座，外国学者的讲座更要去听。听得懂、听不懂都要去，练练听力和口语也好嘛。一定要做一个有心人，不要像小学生，一切只为了考试，其他的一问三不知。已经工作的学生也是一样，别的领域的内容也可以去了解了解，保持开放、保持好奇，才会更有弹性。医学是门好专业，是永远被人需要的专业，而且会带给人满足感，也是我们的价值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