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象学角度对技术问题展开反思构成了人类哲学领域独特的风景线，我们可以例举出一个典型名单，从经典的胡塞尔、海德格尔、梅洛-庞蒂到当前的德雷福斯、唐·伊德、斯蒂格勒、维贝克等人。这个名单背后还有一个人若隐若现：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利科对伊德本人影响巨大，成就了伊德但也影响了伊德。不仅如此，在斯蒂格勒的作品中，利科也成为一个思想来源，但是称不上影响巨大。本文主要是对斯蒂格勒对于当代增强技术的讨论有着怎样的启发进行分析。

笔者通过两种数据检索方式搜索了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三卷本。（1）输入德里达（J.Derrida）、胡塞尔（E.Husserl）、海德格尔（M.Heidegger）、利科（Paul Ricoeur）等现象学家的名字分析斯蒂格勒更倚重哪一位现象学家？在三卷中，德里达共出现120次，胡塞尔共出现了529次，海德格尔出现了355次，利科出现了34次。（2）输入记忆（memory）、遗忘（forgetting）、过去（past）、技艺（technics）等关键词分析《技术与时间》的关键主题是什么？在三卷中，记忆出现了822次；遗忘出现了93次；过去出现了596次，而技术出现了668次。以这两组数据为依据，会推演出一些基本结论：从第一个检索中，可以看出：斯蒂格勒最为倚重胡塞尔，他在最大程度上把胡塞尔作为了思想来源或者批判对象；利科的影响最小，查阅斯蒂格勒的利科引用文献会发现他仅仅引用了利科的《时间与叙事》一本；从第二个检索中，可以看出，对于斯蒂格勒来说记忆的地位很显然超过了技艺。这一点超出了一般人对这三卷本的认识，根据题目和论述章节，可以推演出斯蒂格勒赋予技术（技艺）以本体论的地位，而记忆无法显现出来。这本书至少题目以及目录却很少能够显示出这一主题的重要性。第二个结论引发了我们的一个新问题的产生：就记忆主题而言，为什么学理分析与数字分析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结论？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学理分析与数字分析能够有效形成呼应，数据分析能够有效地支撑严谨的学理分析。所以这一悖论将数字人文研究方法与传统研究方法的关系暴漏出来：需要警惕数据分析存在的先天缺陷：较少的数字未必意味着这一主题的缺失，可能是隐藏在文本深处的；而较多的数字并不仅仅意味着某个主题的主导，尚需要学理分析的支撑，而学理分析的失察可以通过数字分析加以弥补。

从人类增强的人文主义分析入手是一个很好的尝试。人类增强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以enhancement或者augmentation进行关键词搜索的结果会令人失望。仓促得出一个结论，斯蒂格勒不关心人类增强问题或许是错误的。可以说，这一并没有在数据上得到支持。然而，这一问题却被挖掘到了。许煜教授在《递归与偶然》（2020）中提到这样一个问题。“除了奥古斯特.魏斯曼对中质和体细胞的区分，以及基因型和表现型的区分意外，斯蒂格勒还发现了第三种类型的遗传，它既非身体性也非基因性，而是技术性的。这个观点依然是对生物学强有力的解构，直至今天，随着人体增强和基因工程项目的即将展开，这个观点才明晰起来。”[1]这意味着哲学家对于某一具体技术问题的探讨并非是材料内容上的，而是哲学启发上的观点或方法。

在本文看来，斯蒂格勒对于人类增强提供的并不是内容性的讨论，而是哲学方法的洞见。比如他能够对人文主义哲学提供了很好的哲学洞见，这一点可以从两个方面表现出来：（1）如果把人之时间性看成是人文主义哲学的第一个规定性，那么斯蒂格勒则将技术提升到时间同等的地位，为人的时间性阐述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介入口。时间性讨论中一个重要的维度是如何解释过去与未来，必须要对未来有一个良好的意识，这一意识使得“未来是可筹划的吗”成为真正的问题。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1985）指出“人类未来尚无定局”这意味着人类都是在变动中去构建自己的未来。作者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了从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新人文主义的讨论，并给读者留下了一个开放性问题：“二十世纪的世界对人文主义传统价值观表现出十分的凶残和冷漠，新人文主义有前途吗？”阿伦的分析足够综合，却忽略了技术因素。当然这一点可以理解，长期从事历史学研究的阿伦未必会高度关注技术因素。我们把目光转向哲学领域，会发现有三个人讨论了与技术有关的人类未来的问题：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斯蒂格勒。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向死而生，这就是人之未来的形而上学界定。他在《致小岛武彦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条通向人类本己性的道路在那里显示出来？他指出，在摆置之支配面前退缩和返回是一种合理选择。[2]伽达默尔则在《论未来的规划》中讨论了科学理性时代，人类未来是可筹划的吗？他指出了一种可能性“而我们时代科技梦幻曲则催使人类意识越来越进入梦乡”[3]。他给通过解释学划定了一条界限，“或许还有一个无人知晓但依然规定了一切不可逾越的界线。”[4]。所以在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这里，未来是可希望的，甚至是可以确保的。在这一问题，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曾经发表的《被大数据裹挟的人类没有未来》、《为了一个负熵的未来》（2016）给予我们足够的哲学洞见。面对新冠疫情，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警钟已响，设想一个不可计算的未来”（2020），这些篇目已经勾勒出了斯蒂格勒的对未来的看法：未来正掌握在一群愚蠢的人类手中。“将诸般机械模式强加于鲜活的现实（自然和人类），毒害着鲜活的现实。”具有破坏作用的模式被看做是具有创造力和创新性的模式。在他看来，“只要我们将所有决策都简化为一种计算的行为继续对一切事物施加着影响，我们就注定要经历劫难。”（《分支》，2020，Les Liens qui Liberent出版社）。在计算的不可抗拒性与不可计算的未来中，或许斯蒂格勒更感受到了“计算”的不可抗拒性。如此，通过对海德格尔、伽达默尔、斯蒂格勒等哲学家和阿伦这位历史学家对未来观点的梳理中可以看到：未来是可期望的，但是需要给予哲学的限定。所以，对“人文主义”这一哲学范畴的规范性使用就是把人文主义这种内涵规定性给予深度挖掘，这种挖掘会靠近时间的流逝性，会面对过去、当下和未来的三重维度，更会面对生命记忆的问题。

（2）人之有限性是使用人文主义哲学的第二个规定性。有限性意味着边界的存在。我们可以理解为时间上的有限性，空间上的边界性。那么就人类增强技术发展而言，人类增强技术的未来边界在哪里？斯蒂格勒提供了怎样的哲学洞见呢？人类增强的文化心理以及技术实现不仅遮蔽了人类未来，更是让我们对人之有限性缺乏足够的了解。然而，当我们回顾整个思想史，会发现人的有限性被放置到不同的观念框架下。如神-人对立的框架中，人的有限性是相对于神而言的；德国古典哲学家力图通过自我意识的活动与技术的实践活动来不断超越这种有限性。理性和技术的无限强大完全让人类忘记了自身的有限性对人自身而言的意义。幸运的是从海德格尔开始，在利科等人的推动下，人类的有限性被充分地诠释了出来。从先验层面看，人是时间性存在（20世纪20年代的海德格尔）；从经验层面看，人是身体性存在（20世纪40年代的的梅洛-庞蒂）、历史性存在（20世纪60年代的利科）、语言性存在（20世纪60年代的加达默尔）、政治性存在（20世纪60年代的沃格林）、技术性存在（20世纪80年代的唐.伊德、斯蒂格勒）等等。

当代增强技术是强调对人之有限性的突破，这是其特有的方向。这种内在逻辑依然是现代技术的逻辑延申，更加超越人的时间性存在（如通过记忆与意识上传追求永生），忽略了人之有限性的存在（如通过特定药物强化肉体的承受力）。而人文主义哲学反思却是让人不断地意识到这两个界限。如何将这条边界线给揭示出来让人知晓？延续这一逻辑任务，斯蒂格勒（2020）在边界的讨论上给出了一个技术哲学的规定，设想一个不可计算的未来，让算法时代的可计算技术变成不可计算的技术。他也为这个时代开出了一个药方：建议一套信息技术理论。如今我们已经无法验证他的这个药方了，但是一个问题依然有效：当代增强技术是否是基于可计算技术的产物？这种信息技术理论能否成为化解以及消除当代增强技术导致的完全增强的戾气？在笔者看来，面对上述问题，斯蒂格勒提供了有效的哲学洞见，而我们需要做的是澄清不可计算之物、不可数据化之物的哲学本质，以便让未来变得可期。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新兴增强技术前沿的人文主义哲学研究”（20&ZD045）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 许煜.递归与偶然[M] .苏子滢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 33.
[2] 海德格尔.同一与差异[M] .孙周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 林治贤.伽达默尔集[C]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7，130.
[4] 林治贤.伽达默尔集[C]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133.
[5] Stiegler, Bernard.1998. Technics and Time[M], vol.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s Collins.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6]Stiegler, Bernard.2008. Technics and Time[M], 2: Disorientation. Trans. Stephen Bark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7]Stiegler, Bernard.2011. Technics and Time [M], 3 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 Stephen Barker ,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本文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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