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开始，张军院长指出，与绝大多数经济体不同，我国在物价通缩环境下并未出现经济衰退，实际GDP增速依旧保持在5%的较高水平，表明工资与物价的调整相对灵活，彰显出独有的经济韧性。回望1997至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国内也曾出现物价回落但经济稳步增长的情况，可见中国经济并非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的经济，传统宏观经济学中关于通缩与经济衰退的经典理论对于理解中国现象有其局限。另外，看待当前经济形势，亦不能套用局部均衡或资源错配理论的框架，需要有整体和动态眼光，需理解中国是如何一步步通过试错最终发现自己在制造业方面的强项和巨大优势的，这其中，技术的快速迭代和广泛渗透在扮演了核心角色。为此，张军教授从以下四个维度做了阐释。

第一，宏观风险厌恶

要理解中国经济当前的状况，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在于当局对宏观风险的厌恶。2015年以来，国内提出经济“三期叠加”的重要判断，明确我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挡减速、前期强刺激政策后遗症消化、产业结构调整阵痛的叠加阶段。自此，宏观政策主线转向明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不再搞大水漫灌的强刺激政策。相反，挤压泡沫风险、化解存量风险以及加强宏观风险的防范成为经济与金融领域的主要任务。2014年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更是明确将防范和化解金融与宏观风险提升至最高优先级，这一政策导向延续至今。

要理解对宏观风险的厌恶是加快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一个重要前提，也是为营造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更长期的宏观环境创造条件。场景支撑宏观繁荣的那些领域，包括金融和房地产部门，成为首当其冲的对象。从那以后的宏观及行业政策始终围绕化解风险和防控潜在系统性风险而展开。在严控风险的大背景下，基建、房地产和国内金融行业，包括商业银行的发展环境发生深刻变化。

相较于改革开放后长期放宽金融管制的发展阶段，现阶段金融监管不断强化，针对跨境资本流动设立的风险防火墙持续加固，而强化金融管控的核心目标，便是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经济结构转型和实体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估值问题

张军教授紧接着就谈到了中国经济的系统估值问题。他指出，尽管人们普遍关注到了中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偏低的问题，但很少有人把这个比例或结构问题放到经济整体上去认识。的确，横向比，中国与美国的消费占比相差约29个百分点，与东南亚主要经济体相差15至20个百分点，但这一数据差异并非完全源于居民消费能力的差异，而是体现出我国经济的定价系统存在的系统性特征，会导致居民支出的实际价值被低估。这是个估值问题，是由整体经济的价格体系所决定的。

张军教授以居民的服务消费支出为例说了讨论。美国居民居住消费在总支出中占比高达44%，但住房自有率仅为65%左右；我国居民住房自有率高达92%，但居住消费支出仅占全部消费支出的20%。这反映出估值的系统性差异。中国的租房市场远不如美国发达，绝大多数家庭仍以购房为主。这导致两国对居民居住开支的估值存在系统性差别。我国主要依据建房成本结合较低的房屋折旧率来估计租金价值，其中城市房产折旧率为2%、农村为3%，据此核算的居住消费仅占GDP不到2%；美国以市场租金为估值依据，房产折旧率达5.5%，居民居住相关支出占GDP比重高达8%左右。美国仅居住租金开支一项就高达1.8万亿美金，约合13万亿人民币，而中国疫情前整个房地产部门的估值只有7.5万亿左右。

除居住支出外，中国居民在教育、医疗、电力、公共交通、移动支付等基础服务上的支出规模，也因为过低的价格而与大多数国家有巨大悬殊。结合世界银行人民币购买力平价数据来看，虽然人民币总体的购买力平价为4.5（人民币/美元）左右，但在教育上的购买力平价仅为2.9、医疗上约为3.1，直观印证了居民相关服务消费支出规模被大幅低估。普惠的基础公共服务价格，加之财政供养的庞大的国家部门雇员仅能享有较低工资，共同决定了整个经济的估值体系，该估值体系会系统低估服务的真实价值。

第三，出口竞争力

尽管“内需”偏弱，但这些年我国外贸部门发展表现亮眼，出口维持了两位数增长，计入GDP的贸易顺差占GDP比重已突破5%，每年可为经济增长贡献1个百分点以上。

这一表现与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预测不符。随着人口红利逐步消退和成本条件改变，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出口将会持续放缓，贸易将趋于平衡。但实际情况与之相悖。张军教授说，这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增长主要由“新三样”推动。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出口主力，去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达280万辆，充分展现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成果。

张军教授认为，中国科技产品出口的强劲增长反映出中国在技术创新上形成的新的竞争力。这种竞争力来自于全球难以复刻的制造业领域中的发达的生态系统。这一生态依托四大核心要素形成：完备的全产业链供应链、便捷的基础设施和市场化融资渠道、充足的专业人才储备、超大规模且统一的国内应用场景。依托完善的产业生态，国内形成了应用端驱动型反向技术创新模式：在引进西方基础技术底层架构的基础上，依托海量应用场景与用户数据持续迭代优化和创新，逐步实现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升级的跨越，衍生出电商、直播、智能网联汽车和开源AI大模型等全新业态。

尽管行业赛道拥挤、市场内卷化竞争加剧，但张军教授认为，这客观上加快了整体技术迭代速度。同时，现阶段的知识产权环境客观上降低了行业准入的技术门槛，不断催生优质市场主体加快垂直整合，持续激发产业创新活力。综合来看，依托完整产业生态形成的系统竞争力，让我国出口优势具备长期可持续性，各类贸易壁垒与贸易限制，只会进一步加速国内产业技术升级的步伐。

第四，持续转型

张军教授指出，当前国内产业结构转型进入全面提速阶段，各行各业变革步伐加快，“创造性破坏”成为经济发展常态。数字经济、电商平台的快速崛起，对传统商业形态形成冲击，同时催生了网约车、即时配送、线上生活服务等新业态，吸纳大量就业人口，推动服务业持续迭代升级。区别于多数西方国家偏于保守的发展状态，我国从政府、产业界到高校等各类主体，均具备强烈的转型危机感，主动顺应时代变革调整发展方向，这也是我国独特的发展优势。

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分析和讨论，张军教授最后说，我国已经在制造业领域能够成长维持核心优势，是改革开放之后经过多次试错而自我发现的。中国的经验表明，经济发展不是不断去模仿别人的成功经验，而是在试错中发现自己的强项并能够将强项发扬光大。这只能是立足基本国情审慎选择发展政策的结果。改革开放初期，面对巨大的就业压力，我国并未照搬部分转型经济的国家全面开放市场的模式，而是依托《中外合资企业法》推行“以市场换技术”策略，借助关税保护留存本土工业体系，先后在汽车、装备制造、日化等进口替代领域开展中外合资合作，引进和消化国外的先进技术，培养我们自己的技术开发和创新能力，成功规避了本土工业体系瓦解的风险。上世纪90年代之后，沿海地区推行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快速融入全球自由贸易体系，进一步夯实了制造业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固本地位，成为中国经济的强项。

张军教授最后总结道，中国经济令人着迷之处在于，从外向内和从内向外看，总是可以看到不同的东西。而且经济中似乎总是充满着相互对立的矛盾。这就需要从整体和系统的眼光看审视，才能看到中国经济的强项与弱项都不是孤立的，而是共生和相互“成就”的。我国立足自身实际探索发展道路，没有盲从外部发展模式，在长期试错与积累中发现并放大自身优势，逐步构筑起强大的制造业体系与产业生态，形成了区别于全球其他经济体的发展模式。

当前，风险防控优先的政策导向、支出端系统性估值偏低、制造业生态支撑下的技术快速迭代和强劲出口以及经济结构加速转型，是中国经济四大相互关联的核心特征，共同勾勒出我国独特的经济运行全貌。中国经济未来的前景，不是去刻意改变今天的强项或弱项，而是在技术进步的轨道上不断发挥中国的优势，待经济规模和技术能力的积累越过某个阶段之后，整个系统的参数会发生改变。到那时候，今天的“弱项”也就有条件通过回归所谓的“公允价值”而实现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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