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人工智能（AI）算力与前沿模型的极度集中，正在深刻重塑大国博弈与科技地缘的底层逻辑。长期以来，“二元对立”与被动的“选边站队”几乎主导了全球关于中等强国应对技术竞争的全部叙事。然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近日发布的《巨头阴影下的AI治理：韩国对大国人工智能竞争的战略回应》报告，罕见地对这种缺乏主体性的“战略依附”路线提出了严厉的系统性解构，欲以极具现实主义的“嵌入式杠杆”与“双轨全栈”布局打破这一刻板共识，标志着国际战略界在评估中等强国应对颠覆性技术时的底层思维正发生重大范式转移。

对于关注大国科技博弈、中等强国地缘外交及全球AI产业链重构的研究者与决策者而言，该报告提供了一个极具穿透力的宏观分析坐标。

以下译文仅代表原作者的研究观点与分析立场，不代表编译者或发布平台的立场。

该报告聚焦中等强国在中美人工智能（AI）激烈竞争阴影下面临的地缘政治困境，系统梳理了单纯依赖“选边站队”与“技术附庸”路径的内在脆弱性。报告指出，缺乏系统整合能力的被动结盟不仅难以确保长久的核心技术准入，反而可能导致国家在大国战略收缩或交易型外交中陷入彻底的战略被动。为此，该报告以韩国的政策实践为切入点，提出“双轨全栈”（Dual Full-Stack）战略框架，明确反对将单一的生态依附作为应对科技博弈的终点，主张将中等强国的战略重心从离散的技术能力积累，全面转向以系统级协调能力（System-level coordination capacity）与构建“嵌入式杠杆”（Embedded leverage）为核心的全栈价值链运作。在实施层面，报告剖析了韩国对内强推“本土主权AI基础模型项目”、对外加速本土财阀向美国主导的AI生态上中下游进行“跨层级嵌入”的具体路线。通过构建贯穿国内自主研发与国际深度绑定的双重体系，该战略旨在实质性提升中等强国在大国主导的技术网络中的不可替代性，从而在高度不确定的技术重塑期内维护战略自主并获取跨层级的地缘议价权。

Darcie Draudt-Véjares，卡内基亚洲项目（Carnegie Asia Program）研究员。Seungjoo Lee，韩国中央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兼任东亚研究院（EAI）高级研究员、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APEC研究中心（BASC）高级附属研究员以及英国阿兰·图灵研究所新兴技术与安全中心（CETaS）访问研究员；当前亦担任韩国量子战略委员会（由韩国总理担任主席）委员，以及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咨询委员会、韩国外交部经济安全与外交事务咨询委员会委员。

随着全球AI研发高度集中于中美两国，这两国掌握了全球90%以上的计算能力，中等强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将被迫在两大生态系统之间做出选择。从地缘经济视角审视，中等强国面临的选择似乎极为严酷，要么通过结盟以确保获取技术准入，要么承担被时代抛弃的风险。鉴于AI技术发展的庞大规模与惊人速度，依附一个超级大国似乎是中等强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最优解。

在产业与地缘政治层面，韩国为上述困境提供了一个极具代表性的观察样本。作为一个在全球科技供应链中占据关键节点的高级工业化中等强国，韩国长期以来都在复杂的非对称关系中游刃有余，在安全保障上锚定美国，同时在经济命脉上维持与中国的核心联系。依托其在全球AI供应链中的独特地位，韩国当前与美国的结盟并非单纯为了获取技术准入。相反，韩国正将其作为一种战略手段，旨在拓展自身的产业空间、维护战略能动性，并在层级化的国际体系中维持杠杆优势，从而为换取美国的安全承诺和尖端技术生态准入增加谈判筹码。

然而，传统的战略困境叙事往往存在一种风险，即将结盟视为战略的终点，而非手段。这种视角忽略了各国在选定阵营后，究竟该如何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中继续维持实际运作。事实上，并非所有中等强国都处于相同的起跑线上，不同国家在产业能力与治理水平上的差异，从根本上决定了结盟在实践中所能转化的真实政治与经济收益。

当前关于中美AI竞争的宏观讨论，大多聚焦于基础模型或前沿模型的训练。这种分析透镜过度凸显了算力与模型的领先地位，却可能严重低估了贯穿AI价值链全栈的系统级整合能力，这涵盖了芯片、基础设施、数据、部署、能源及工业应用等多个环节。其结果就是，那些战略优势在于全价值链AI整合与落地部署，而非主导前沿模型研发的国家，其真实的地缘影响力往往被外界低估。

韩国的战略实践凸显了产业战略与国家战略在AI领域的深度融合。在此语境下，半导体与先进制造等产业能力已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资产。相反，AI的发展构成了一条横跨上游投入到下游部署的广阔价值链，这些产业链环节同时充当着地缘政治定位的政策工具，深刻塑造着韩国的结盟方式、杠杆维持机制，以及其在由美国主导的科技生态系统中的具体运作模式。

几十年来，首尔一直通过使自身在相互重叠的国际体系中变得“不可或缺”的方式，来驾驭相互依存的格局。这种产业战略支撑着韩国如今在各个新兴技术领域构建自身地位的行为模式，尤其体现在：既能平衡中国零部件的使用，又能不断拓展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的市场。韩国当下的AI战略同样遵循了这一经典路径：大规模投资基础设施、深化其在半导体供应链中的核心角色，并不断扩张被中美两大超级大国所共同依赖的终端部署能力。

这一战略的根本目的，是在一个由大国结构化的层级体系中，保护国家安全、维持经济增长，并保留政策自主空间。这也反映出韩国在面临新的国际约束条件下，重新强力推行产业政策的决心。

这种以ICT为核心的产业政策，本质上是冷战时期“追赶战略（Catch-up strategy）”逻辑的延续。通过利用大国竞争（即依附美国主导的安全与经济同盟），韩国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全球经济体中，成功从世界最贫穷国家之一蜕变为拥有世界顶级精密科技产业的经合组织（OECD）强国。

步入AI时代，韩国的发展战略折射出全球科技价值链的新纪元。其特征被概括为一种“双轨全栈（Dual full-stack）”路径：韩国既在对内层面追求跨越AI价值链各层级的本土能力建设，又在国际层面向美国主导的科技生态系统靠拢。与早期的产业升级不同，这一战略不仅是在更加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价值链中展开，更是在大国博弈日趋“泛安全化”与碎片化的特定时刻推进的。

在这一艰难的处境下，韩国政府正试图通过强化上游、中游与下游环节的生态链连接，并将合作与竞争相结合来寻求成功。

为了应对上述压力，韩国正寻求通过更为连贯的制度架构来进行回应。2025年1月，韩国颁布了全球第二部《AI框架法》（于2026年1月生效），距离2024年出台的《欧盟AI法案》不到一年。该法案为培育AI产业提供了法律和制度基础，并强制规定了针对高风险AI的安全措施以确保透明度。紧随该立法之后，韩国政府制定了《AI行动计划》，概述了12个战略领域和99个行动项目，其公开设定的目标是成为世界前三大AI强国之一。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培育AI创新生态并推动全国性的AI转型，这包括提供基于AI的公共服务、公共行政、预防性福利以及国家安全保障。

2025年7月，作为其本土全栈战略的核心部分，韩国政府启动了“本土AI基础模型项目（Indigenous AI Foundation Model Project）”，旨在到2027年开发出主权AI，包括大语言模型（LLMs）和多模态模型。该计划旨在通过开发本土基础模型，减少在技术、文化、经济和安全层面的外部依赖。这种本土基础模型被严格定义为“完全在国内设计并从零开始预训练的模型”，而不是从微调国外大语言模型改编而来的衍生模型。

与其他中等强国为谋求战略自主、避免过度依赖中国或美国而采取的类似举措同步，韩国这一战略的终极目标是：利用其先进的技术部门，确保自己成为少数几个真正拥有AI全栈能力（涵盖芯片和计算基础设施、云数据中心、算法、应用程序及服务）的国家之一。

韩国长期受益并依赖于华盛顿七十年来提供的安全保障。进入21世纪，首尔与华盛顿寻求向更广泛的伙伴关系演进，这一关系已超越了单纯应对半岛安全局势的狭隘焦点，扩展至承担更广泛的区域安全角色，以及加深产业合作与技术结盟。

与此同时，韩国也极度谨慎地管控着与中国的关系。尽管首尔努力使其供应链多元化，但其依然深度连接在以中国为中心的生产网络中，在经济与外交上均无法做到彻底脱钩。因此，韩国面临着双重挑战：既要将与美国的传统安全同盟转化为涵盖高科技产业的“全面经济安全伙伴关系”，又要妥善处理双边对华关系。这种双轨并行的策略，真实反映了当今时代中等强国所面临的系统性约束，即在当下AI的发展早已与更宏大的地缘政治竞争密不可分。

至关重要的是，使自身在AI生态系统中变得“不可或缺”，并不意味着要去寻求主导权或试图引导超级大国，而是反映出一种“通过深度整合（Integration）来生成战略杠杆”的生存策略。这是外部观察者在评估中等强国的国家利益、目标与战术时经常得出的深刻洞见。其国家战略的核心逻辑是：通过确保自身在战略上的不可替代性，来保卫国家安全、保障经济增长与社会稳定，并维护外交话语权。

在过去十年中，随着美国供应链的高度“安全化（Securitized）”，韩国不断强化与美方供应链的对齐。但首尔的战略绝非简单的“选边站队”或“单打独斗”，更不是在玩弄“战略模糊”。韩国积极在国内（特别是现有和新兴技术领域）构建产业能力，谋求将自身深深“嵌入（Embeddedness）”全球经济体系，以此作为在该体系内产生地缘杠杆的手段。 为了推行有效的产业政策，韩国充分利用了其强大的国内协调能力——这种能力主要通过发挥指导作用的政府部委与大型商业财阀之间的磋商与协同来实现。

韩国AI战略的一个核心支柱是国际合作——即以与美国合作为中心的“国际全栈结盟（International full-stack alignment）”。

这一战略意图在2025年10月两国签署的《美韩技术繁荣协议》（U.S.-ROK Technology Prosperity Deal）谅解备忘录（MOU）中展现得淋漓尽致。通过该备忘录，美韩同意“在涵盖AI硬件、模型、软件、应用及标准的全栈范围内”展开深度合作。这一协议释放了强烈的信号：对美国而言，要确保其在全球AI全栈领域的领导地位，与韩国的合作已变得不可或缺。

韩国在支撑美国AI霸权中的关键角色，突出体现在SK海力士、三星与英伟达（Nvidia）的深度联盟上：韩国已进一步巩固了其作为英伟达高带宽内存（HBM）芯片核心供应商的枢纽地位。在此过程中，韩国政府为私营部门提供了强有力的“侧翼策应与国家背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在2025年10月的APEC峰会上，英伟达CEO黄仁勋在与韩国总统李在明会晤时承诺，到2030年将向韩国供应26万块最新的GPU。这些顶级算力资源将被定向分配给三星、现代汽车集团（HMG）、SK以及Naver等韩国本土巨头。

当前，韩国企业正迅速向美国的AI生态系统靠拢，并在上、中、下游的各个环节展现出惊人的“跨层级嵌入（Cross-layer embeddedness）”能力：

• 上游环节（Upstream）：除了上述的HBM芯片合作外，合作版图正扩展至三星与谷歌在张量处理单元（TPU）上的联合。2025年12月，三星成功通过了谷歌下一代TPU的HBM4质量测试，敲定2026年供应量规模达上年三倍。

  
  

• 中游环节（Midstream）：三星与SK海力士正携手OpenAI及甲骨文（Oracle），共同推进庞大的星际之门（Stargate）超算项目。三星已于2025年10月与OpenAI交换了意向书，同意作为战略合作伙伴，为其平稳供应高性能、低延迟的存储设备。

  
  

• 下游环节（Downstream）：曾在2021年6月收购波士顿动力公司（Boston Dynamics）的现代汽车集团（HMG），在2026年的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上重磅发布了尖端的Atlas机器人。现代宣布了Atlas的商业化蓝图，计划于2028年在其位于美国佐治亚州的新工厂投产，并预计到2029年实现15万台的年产能。此外，现代正计划引入英伟达的开源物理AI模型“Alpamayo”来构建自动驾驶系统；而三星与特斯拉也正围绕完全自动驾驶（FSD）和Optimus人形机器人展开代工服务合作。

综合来看，上述动态深刻揭示了“结盟对齐（Alignment）是如何产生嵌入式杠杆（Embedded leverage）的”。

尽管台积电（TSMC）和美光（Micron）正试图在这些领域追赶韩国的芯片霸权，但韩国在短期内依然保持着难以撼动的优势。通过提供不可或缺的核心要素投入（HBM与先进制造产能），并强势延伸至机器人、自动化与智能工厂等终端部署层，韩国占据了美国主导的AI生态系统中极难被替代的关键节点——这种不可替代性源于其产业能力的极度集中、庞大的规模以及跨层级的整合能力。

正是通过这种精密的战略运作，韩国的“结盟”不仅确保了其获取最尖端技术的准入权，更同时将其在系统中的生态位，成功转化为了未来在一个层级化、多层次的全球AI新秩序中的地缘议价筹码。

首先，韩国试图打造自身主权全栈前沿AI的宏大愿景，引发了行业专家的普遍质疑。尽管韩国在AI技术栈的特定环节（如存储芯片）确实具备核心的产业和技术优势，但其在兑现“大规模建设数据中心”的承诺时，面临着不可忽视的物质限制。

然而，在近期的国家级主权大模型项目竞争中，Naver却惨遭淘汰。其出局的直接原因是：该模型使用了来自中国阿里巴巴Qwen（通义千问）的视觉编码器，未能满足韩国政府对“本土纯洁性（Indigeneity）”的严苛标准。这一事件深刻暴露了在全球开源技术高度交融的当下，强行追求纯粹的“技术民族主义”与实际技术生态之间的割裂。

• 自主派的关切：一方面，韩国试图通过构建自己的前沿模型来提升本土AI产业能力。主权AI的倡导者警告称，如果放弃本土基础模型，韩国将彻底沦为美国或中国AI开发者的技术附庸。

  
  

• 融入派的务实：另一方面，该战略又试图将韩国的全栈组件深度整合到美国的生态系统中。该视角的拥趸认为，中美两国凭借其庞大的创新生态，可能已经赢下了基础模型的军备竞赛；因此，韩国应当将基础模型视为未来创新的起点，将资源集中于韩国真正具有比较优势的多元化应用层（特别是物理AI/具身智能）。

最后，从长远来看，这种高度绑定的结盟战略可能会对韩国造成严重的战略反噬。尽管美韩“全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不断深化，但在这一结构中，韩国始终处于弱势的从属地位。

回顾本世纪初至21世纪10年代初，韩国在经济上日益依赖崛起中的中国；但自21世纪20年代起，韩国做出了重大的战略转向：不仅在安全领域，更在经济和科技领域全面向美国看齐、深度结盟（尽管华盛顿仍对韩国是否在中美间“两头下注”残存疑心）。

尽管韩国当前关于AI战略的国内辩论暴露出了一些深层的战略张力，但在更宏观的层面上，首尔的经验依然为广大中等强国如何应对技术碎片化、深度不确定性以及潜在的地缘对抗，提供了一条极具参考价值的路径。

在此背景下，韩国的经验提供了一个核心的战略启示：在技术日益碎片化的严酷条件下取得成功，不仅需要扎实的“技术能力（Technological capability）”，更需要具备能够跨越产业部门、私营企业及政策领域的“制度性协调能力（Institutional capacity for coordination）”。

正是基于这种制度能力的巨大差异，中等强国在AI领域的战略抉择，绝不仅仅取决于其在某一领域的产业竞争优势，更取决于其对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s）的宏观治理能力。报告在收尾处深刻指出，这种系统级的治理与协调能力，是一个国家长期产业发展与历史积淀的产物，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轻易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