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由于对原有的全球化利益分配不满试图重塑全球化的发展路径，导致贸易、投资和治理等领域的去全球化，新型全球化因而出现、进而勃兴。与传统全球化不同，新型全球化的动力正逐渐从美国转向全球南方国家，其模式也从“美元-制成品”模式转向“制成品-资源”模式，治理机制则从传统多边机制转向新型多边机制。美国政府打击和遏制新型全球化的政策可以总结为给全球南方国家打入关税“楔子”、抽掉科技“梯子”和强加美元“票子”。新型全球化的推动者需解决包容度、公共产品供给和大国协调等关键问题，从而促进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的和谐稳定。

全球化走向衰退部分源于美国放弃全球自由经济秩序，转而拥抱经济保护主义。美国曾是推动以经济自由化为导向的全球化的中心国家，但由于政府未能妥善解决内部利益分配问题，导致原有的全球化模式之下的利益受损者极度不满，并通过选举寻求变革。2016年，特朗普竞选总统时利用并放大了这种反全球化的强烈情绪，赢得了美国国内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者的支持，最终成功入主白宫。其上任后迅速采取各种行动，动摇了原有的全球化根基，使全球化面临逆潮。2020年，尽管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拜登政府的国际多边主义立场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全球化，但随着特朗普在2024年击败民主党候选人，美国政策的调整可能再次对传统全球化构成巨大冲击。因此，新型全球化迎来新机遇的同时，也必须面对美国政策变动带来的挑战。

美国对全球化的态度经历了根本性转变，这一变化源于对全球化认知的逆转。长期以来，美国将自身与全球化高度捆绑，认为全球化等同于美国化，并在全球化进程中不断实现自身利益。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一些美国精英高度自信，甚至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在这种认知下，美国积极支持并拓展全球化，以提升美国实力。然而，2007年的金融危机和中国近年来的快速发展改变了这一认知，美国普遍认为全球化使其他国家受益，却让美国利益受损，因此需要退出全球化以更好地保障自身利益。更深层次而言，美国对全球化的拒绝反映了国内政治的巨大变化。美国国内贫富分化严重，社会矛盾突出，政党极化加剧，身份政治泛滥，自由主义衰退，民族主义抬头，政治趋势明显转向保守主义。国内问题层出不穷，给美国政党和政府带来巨大压力。与全球化进程中其他国家的快速发展相比，美国似乎失去了更多，国内不满情绪更加强烈。受国内政治趋势影响，美国政府提出的治国理念，无论是“以中产阶级为中心”还是“美国优先”，都表明政府更多聚焦于自身利益，全球化进程因美国政策调整而难以推进。一些美国精英清楚地认识到，美国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治安恶化和制造业不振等诸多问题主要是国内治理不善和政治对立所致，但在难以改革的国内制度惯性下，美国政府将目标转向外部，从全球化中抽身，试图强行改变美国与世界的经济关系。这样一来，即使不能从外部改变美国内部的经济和政治结构，也能迫使全球分担美国解决自身问题的成本。

全球化并非美国的信仰，美国对全球化或者去全球化的选择均基于对国家利益的评估。美国国内政治的重塑和对外战略的调整，已导致其对全球化的支持力度大幅减弱。尽管拜登政府秉承民主党的传统路线，试图修正前任政府过度的“美国优先”政策，并推行修复全球化的措施，强调多边主义和盟友合作，但这种努力的国内政治基础正逐渐受到侵蚀。许多美国民众认为，拜登在任期内未能捍卫美国利益，其拥抱全球化的执政理念反而使美国遭受了更大的损害，美国经济的低迷和通货膨胀更是损害了普通民众的切身利益。特朗普凭借“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民粹主义话语体系再次赢得美国大选，这一现象表明，将美国视为全球化模式下的利益受损者的观点依然延续，去全球化在未来可能获得更广泛的民意支持。美国偏离原有全球化、给全球化带来冲击有如下三方面典型表现。

贸易领域的去全球化。美国政府大力推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征收高额关税。这与全球平均关税率总体下降的趋势相反，美国对外平均关税率反而呈现逐渐上升态势。受此影响，全球贸易明显下降。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内，除了2020年这一特殊情况外，2017年至2019年全球贸易增速分别为4.7%、2.9%和-0.1%。分季度看，全球贸易下降和美国不断提升对外关税、发动贸易战的行为密切相关。从2018年第三季度至2019年第四季度，全球贸易增速分别为3.6%、1.6%、1%、0.3%、-0.3%和-1%。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宣称，要将征收关税作为对其他国家施压的工具，进而实现美国利益，并公开表示要对其他国家征收10%以上的基准关税，对部分国家要征收更高税率的关税。从特朗普的提名情况看，偏好对外高关税的霍华德·卢特尼克（Howard Lutnick）被提名为美国商务部长，前贸易谈判代表莱特希泽的长期追随者贾米森·格里尔（Jamieson Greer）被提名为美国贸易代表，而强硬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被任命为贸易与制造业高级顾问，协助推动美国新政府的制造业、关税和贸易议程。这些人事任命表明，执行贸易保护主义的人士将在新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对外征收更高的关税将成为美国新政府对外贸易政策的主基调。美国的关税霸凌行为可能会削弱全球贸易自由化的水平，抑制贸易增长的潜力，这将迫使其他国家采取相应的反制措施。

投资领域的去全球化。与贸易领域类似，美国在投资领域也表现出日益强烈的保护主义倾向。美国政府致力于推动资本回流国内，增加外国投资者对美直接投资，同时减少对外跨境直接投资。鼓励制造业回流已成为美国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共识，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均出台了相关刺激政策。除了对外加征关税以吸引制造业对美直接投资外，美国政府在2017年通过的《减税与就业法案》也是为了鼓励跨国企业将海外利润汇回美国，扩大在美投资。受此影响，全球跨境直接投资额从2016年的20034亿美元下降至2019年的17078亿美元。同期，美国跨境直接投资额也从4594亿美元下降至2299亿美元。因此，全球跨境直接投资额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美国的投资保护主义。特朗普重新执政后，不仅寻求将2027年到期的《减税与就业法案》永久化，还计划进一步减税以留住更多投资。在原有的全球化框架内，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构成了全球投资增加的重要来源。如果美国企业在美国政府的政策刺激下减少对外投资，其他国家为了避免本国直接投资减少，也可能会采取政策鼓励国内投资，这将导致全球投资自由流动面临更多政府限制，全球跨境直接投资规模可能进一步萎缩。

治理领域的去全球化。全球治理一直是推动全球化发展的关键力量，与全球化并行发展。然而，美国对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有效性持怀疑态度，对通过国际协调处理全球问题的兴趣显著下降。即便面临新冠疫情这一紧急状况，美国也没有考虑通过全球多边协调来共同应对这一公共卫生事件和全球供应链中断等问题。美国政府对全球治理的冷漠态度，使得诸多本可以通过全球治理解决的跨境问题因其单边主义变得更加棘手。全球治理的停滞不仅无法推动全球化，反而会阻碍其发展。在缺少全球经济规则和共识的情况下，全球经济可能会进一步失序。美国在治理领域的去全球化还体现在相继退出多个国际机制，美国认为其向国际组织缴纳了巨额会费，但这些组织却制定了损害其利益的议程，因此选择退出。特朗普政府在第一任期内不仅退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并且对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传统的国际多边经济机制提出批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通过持续否决上诉机构法官遴选，实际上破坏了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导致其失去了全球贸易事务治理中的核心职能。目前，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仍处于瘫痪状态。特朗普第二任期继续将“退群”作为优先事项，已表态在执政伊始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国际机制既是全球化的产物，也为全球化发展提供了制度化平台。美国对全球多边机制的选择性利用和退出政策，无疑动摇了全球化的国际制度基础。

美国对原有全球化的冲击不仅体现在内顾化的政策取向上，更在于其进攻性地将中国锁定为经济对手，积极打压中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影响力。美国自认为是全球化的受损者，而中国是受益者，因此持续在各经济领域对中国进行防范和遏压，试图在全球经济体系中抑制中国的地位，损害中国的利益，降低中国的作用，并打造限制中国参与的排他性经济小圈子，导致全球经济体系割裂和对立。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国和美国正常的双边经贸关系是全球化的基石，中美经贸合作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中美经贸对抗则使全球化倒退。美国执意与中国对抗的政策取向，将分裂全球化的共识，削弱全球化前进的动力。

2024年美国大选的结果，确认了美国民众对于原有全球化的摇摆态度和深刻反对，表明了美国国内全球主义的持续衰退和“美国优先”力量的持续扩张。特朗普再度当选，已经不是一种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趋势的体现。在这种国内政治趋势下，美国势必会持续调整原有全球化的模式、路径和发展方向。美国政府可能会强化而非弱化其去全球化的政策，但美国所“去”的是原有的全球化。在特朗普再度执政的冲击下，全球化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其他国家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已经经历了美国以退出方式重塑全球化的过程，但这些国家间的经济交往和交融并未因此停止或倒退，反而呈现出新的表现形态，即新型全球化。新型全球化在美国缺席的情况下出现，与传统全球化相比，其“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新型全球化的动力逐渐从美国转向全球南方国家，特别是金砖国家。全球化正处于动力转换的阶段，由美国主导逐渐变为全球南方国家驱动。与美国相比，全球南方国家在推动新型全球化方面展现出更为强劲动力，主要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是强烈的意愿。特朗普政府认为全球化损害了美国利益，因此不再愿意继续推动全球化进程。而全球南方国家视全球化为符合自身利益、促进经济增长的机遇，因此推动全球化的意愿更为强烈。此外，全球南方国家的这种意愿还源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现实需求。美国日益将对外经济制裁作为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这给部分全球南方国家的正常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不确定性，从而使其意识到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紧迫性，进而加快新型全球化的建设。二是能力的显著提升。如果全球南方国家仅有意愿而无能力，也只能被迫面对美国退缩所导致的全球化退潮。但与21世纪初相比，全球南方国家的能力有了显著的提升。以GDP衡量，全球南方国家从2000年占全球20%左右上升至2022年的40%左右。虽然全球南方国家整体上仍略弱于全球北方国家，但已经足够强大。更重要的是，如果单独与美国相比，全球南方国家的GDP已经从不及美国发展到超越美国。即使美国希望退出原有的全球化体系，全球南方国家自身的发展动力也足够强劲，并有望自主推进新型全球化的发展。

新型全球化的模式正在从“美元-制成品”模式转向“制成品-资源”模式。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是典型的“美元-制成品”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美国作为金融中心，利用其金融霸权地位对外输出美元，并从其他国家大量进口制成品。这一模式依赖于美元输出和贸易逆差的循环，美国因此成为全球最大的货物贸易逆差国，2022年的货物贸易对外逆差达到12340亿美元，而2023年为10596亿美元。然而，美国近年来滥用其美元地位，通过大量举债的方式发行美元，不对称地获取他国制成品。美国联邦债务规模从2017年的20万亿美元增加到2024年的近35万亿美元，美国GDP的比例也从103%上升至120%以上。这表明美国本质上是建立在美元霸权基础之上并承担大量债务的金融国家，而非真正的贸易国家。相较之下，新型的“制成品-资源”模式强调各国在制成品和资源上的平等交换。一些国家提供矿产、能源等资源，而其他国家则利用其工业能力生产出满足需求的工业品。全球南方国家内部的贸易从2001年的28.9%上升至2023年的44.9%，这一增长是新模式活力的明显体现。两种模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公平性和平等性。“美元-制成品”模式，存在显著的不公平问题，一方付出较少的劳动却换回其他国家劳动和资源成果。虽然美元在一定程度上扮演了公共品的角色，但美国也利用美元主导地位获得了巨大的额外收益。而在“制成品-资源”模式中，制成品和资源互通有无，一方提供资源，另一方提供低成本的工业品，使得资源供应方可以享受工业化成果，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此外，以贸易总额占GDP这一贸易开放度指标来衡量，美国的贸易开放度在G20国家中最低。这意味着在“美元-制成品”模式中，美国较少依赖其他国家，因此更容易滋生权力滥用。而在“制成品-资源”模式中，各方相互依赖，总体平等，互有所需，即使存在摩擦和矛盾，也能通过协商达成共识，没有国家能够使用霸权迫使其他国家屈从。新型全球化的价值在于使国际货币体系更加公平和具有代表性。“制成品-资源”模式下的新型全球化并不意味着限制使用美元，而是从公平和平等的角度出发，从货币主权上冲破美元控制，将使用何种货币的权力交由主权国家并根据国家利益自主决定，而不是由“美元-制成品”这种给定的结构所决定。

新型全球化的治理机制正从传统多边机制转向新型多边机制。特朗普政府的“退群”行为和对全球多边制度的质疑引发了全球经济机制的广泛合法性危机。美国政府不仅忽略和动摇了传统多边国际机制，还积极打造以其为中心的双边和“小多边”机制。例如，在双边层面强化美欧贸易和技术委员会，在小多边层面建立芯片四方联盟。这些小多边机制成员少、封闭性强、意识形态属性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南方国家为了提升国际制度的可靠性，兼顾效率和公平，开始参与创设新型多边机制，力争使其发挥更大作用。以金融领域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为例，自2013年成立以来，其投资总额逐年增加。2023年年度投资首次超过100亿美元，批准的投资项目总额突破500亿美元，达到504.7亿美元。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展现出更多的自由贸易立场，成为推动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重要力量。全球贸易优惠制（GSTP）是全球南方国家间自由贸易安排的典例，旨在减免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税，拥有42个成员国，覆盖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共40亿人口。GSTP谈判自1988年启动，经过长时间停滞后于2023年取得了重大进展，巴西正式批准了《圣保罗回合议定书》。目前只需再有一个国家批准，GSTP即可生效。除了东亚区域2023年全面生效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外，拉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也在2024年年底和欧盟达成了自由贸易协定。如果该协定正式生效，将成为覆盖7.8亿人口的巨型贸易协议。此外，金砖国家合作机制是全球南方合作的典范，其在推动南南合作中发挥了引领作用。2024年初实现了历史性扩员，沙特、埃及、阿联酋、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参与金砖国家合作。同时更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加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为南南合作注入新动力。

美国的保护主义优先政策给全球化带来了冲击。然而，全球化有其强大的韧性和内在的发展逻辑，当原有机制难以持续时，便会向新型全球化方向发展。新型全球化在动力、模式和制度等要素上展现出了不同特质，这一点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已初见雏形，在拜登政府时期蓄势发展，而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将更为显著，并将在更多地区和更多领域蓬勃发展。从与美国的关系角度看，新型全球化最明显的特征是实现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平等化的全球化。需要说明的是，新型全球化并非其他国家有意推动“去美化”，而是在美国主动去全球化的战略转变下客观形成的“少美化”和“弱美化”。

随着特朗普再次执政，美国预计将继续推行去全球化政策。然而，美国试图打破并重塑的全球化，并不一定是当前所展现的新型全球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有三种可能的策略选择。一是破坏全球化，同时反对新型全球化，继续通过单边主义实现“美国优先”的目标。二是不破坏而是支持全球化，但反对新型全球化，重新扩大对外开放，坚持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观。三是顺应国际发展潮流，以合作的方式参与新型全球化进程。尽管美国最终的选择尚不明确，但加入并支持新型全球化的可能性较小，因为美国对全球化的成本-收益考量是基于维护其霸权地位和国家利益。因此，尽管美国推行的各种保护主义政策能否实现其目标还有待观察，但在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前提下，继续破坏和遏制已然勃兴的新型全球化很可能成为其政策的优先选择。由此，新型全球化一方面将迎来更大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将面临美国更大的压力。

当前新型全球化的勃兴表明，在美国之外，新的全球力量正在发展壮大，美国无法完全根据自身意图去塑造全球化进程。美国转向“美国优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实力相对衰落的背景下，试图维持本国利益的无奈之举。总体而言，美国政府应对新型全球化的政策可以总结为：给全球南方国家打入关税“楔子”、抽掉科技“梯子”和强加美元“票子”。

打入关税“楔子”。贸易流向始终是观察全球化的重要指标。从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的角度看，新型全球化要获得长期动力，需要全球南方国家间的贸易额增加，以抵消美国滑向保护主义带来的贸易减少。美国为了应对新型全球化，在提高关税水平的同时，可能会在全球南方国家间实施差异化的关税政策，以此打入关税“楔子”。特朗普政府视加征关税为政治承诺和威胁他国的武器，因此不太可能轻易放弃高关税手段。但若对所有国家都征收高关税，可能会引发普遍性的强烈反制，对美国政府的经济议程和外交目标构成挑战。因此，美国政府可能会在无差别普征高关税和差异化加征高关税之间，倾向于实施差异化的高关税政策。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对不同国家和议题实施的关税差异已经体现了这一策略。美国意图通过差异化的关税征收来影响贸易流向，分化那些推动新型全球化的全球南方国家，以此来塑造与不同国家的经贸关系，确保美国与部分全球南方低关税国家的经贸往来，同时对被加征高关税的国家施加巨额成本，以此阻滞新型全球化的发展。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家市场，美国对全球南方国家仍然具有重要的贸易吸引力。由于进入美国市场的关税不同，各国在美国市场的发展前景也将不同，这可能导致贸易联系的变化，并引发各国利益和立场上的分歧。一些国家可能会增加在美国的市场份额，而有些国家可能会减少与美国的贸易往来，这可能会导致各国在构建新型全球化方面的合作出现裂痕。

抽掉科技“梯子”。新型全球化的持续动力源自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参与其中实现经济发展和福利提升。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在现代化全球进程中的作用无可替代。与参与新型全球化的国家相比，美国的重要优势源于其科技创新能力。当前，全球正孕育新一轮科技革命，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着全球科技发展格局，催生新的工业革命。如果新型全球化难以与新一轮科技革命相结合，其长期发展动能也将受限。美国将科技创新视为国家竞争和经济发展的关键，继续推行严格的技术保护主义政策，限制其他国家科技进步的空间。全球南方国家若不能依靠科技进步提升生产效率和促进经济发展，新型全球化将缺乏足够的动力，可能仅处于国际体系的半边缘状态。在当前的全球科技发展格局中，中国的科技实力较为突出，已在诸多科技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成为全球南方国家中最有潜力突破美国技术封锁的国家。美国政府会将中国作为重点目标，根据技术发展的动态变化和中美科技实力对比的现实情况，加强对华出口管制、限制对华科技投资、控制正常科技合作交流，以阻碍中国的科技发展，降低新型全球化的科技含量。美国政府认为，通过控制新兴关键技术在中国及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扩散，可以减少新型全球化内部的科技势能，从而抑制新型全球化的整体发展。

强加美元“票子”。新型全球化与原有全球化的重要区别之一在于美元国际地位。“美元-制成品”模式构成了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基本框架，而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是这一模式能够运作的基石。美国从传统的全球化中撤退，更多是从贸易全球化和投资全球化中撤退，并非让美元也从原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中撤退。与之相反，美国历任政府都强调要捍卫美元的国际地位。强大的美元地位不仅体现在汇率升值上，更重要的是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即便美国在全球化其他经济领域的地位有所弱化，只要美元地位保持不变，美国就能继续对国际经济体系施加影响。美国对于新型全球化的一个主要担忧是，这一趋势会以“去美元化”为目标，即便这不是主观目标，其实际效果也可能削弱美元的国际地位。实际上，对美元国际地位的最大威胁往往来自美国自身的错误政策，例如过度举债和将美元作为政治武器等。美国不愿承认这一点，而是将美元的地位与其他国家的选择挂钩，认为只要其他国家继续使用美元，美元的国际地位就不会动摇。基于这种逻辑，美国对全球南方国家在新型全球化中是否继续使用美元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特朗普政府明确表示，要求金砖国家继续锚定以美元为基础的国际金融体系，并承诺不会创造或支持任何取代美元的新国际货币，否则将对那些不承诺继续使用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国家征收100%的关税。换言之，美国更倾向于通过惩罚性措施迫使其他国家继续使用美元。

美国政府采取的差异化关税政策，即打入关税“楔子”，可能在短期内对全球南方国家产生一定影响。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为了更好地进入美国市场或减轻关税压力，可能减少对新型全球化的支持。然而，不论美国如何调整其差异化关税政策，其核心都是贸易保护主义，这不仅会对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也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如果处理不当，美国可能会面临被反贸易保护主义孤立的风险，甚至可能被新型全球化的自由贸易趋势所抛弃。美国政府试图通过抽掉科技“梯子”的政策来遏制新型全球化。以美国不断强化对华科技打压为例，尽管美国政府对华科技封锁政策对中国的科技进步造成了一定阻碍，但这反而激发了中国科技自强的动力，推动中国建立更独立于美国的科技生态系统。美国不断提升科技打压力度，从原先对华科技的“小院高墙”封锁政策调整为“更大的院、更高的墙”，实际上反映了美国对华科技打压战略的失败。美国政府采取的强加美元“票子”的政策则存在双重矛盾。从经济逻辑看，特朗普一方面希望减少美国的对外贸易逆差，另一方面又希望维持美元在全球的主导地位，这两者实际上是相互矛盾的，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其货币全球主导地位的一个前提条件。从外交逻辑看，特朗普不能用强硬的方式来要求其他国家使用美元，许多全球南方国家对美元保持谨慎甚至反感态度，这正是因为美元象征着美国的霸权，而美国将美元作为政治武器来打击其他国家。特朗普政府威胁其他国家不能“去美元化”可能适得其反，反而会加速这些国家的“去美元化”进程。

原有的全球化再也回不去了，美国无意重返，全球南方国家也不愿回去。随着特朗普的再次当选，其去全球化的立场可能会进一步强化，对自由贸易这一全球化的基石造成更严重的冲击。新型全球化既会迎来新的机遇，也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新型全球化不仅不是美国所需要的全球化，而是其反对的全球化，它削弱了美国的主导地位，使美国和其他国家处于平等的地位，甚至可能使其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角色。美国政府推动的去全球化战略，旨在确保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享有特殊且优先的位置，即承担较小的成本和责任，但享有同样甚至更大的利益。如果美国对新型全球化的崛起放任不管，不仅无法主导全球化的调整以符合自身意愿，还可能失去对全球化和全球经济体系的控制，被新型全球化所边缘化。

未来全球化发展的两条道路正在逐渐显现：一条是美国政府正在推行的全球化道路，另一条是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建设的新型全球化道路。这两种全球化道路将并存发展并相互竞争，美国和其他全球化的参与者都面临相互调适的新要求。无论是哪种全球化，都需要解决包容度、公共产品供给和大国协调等关键问题。然而，美国政府目前的政策选择并未指向解决这些关键问题的正确方向，新型全球化的发展方向也不符合美国的偏好，美国可能会采取各种措施来破坏新型全球化的发展。尽管如此，美国的动向只是影响新型全球化发展的外部因素之一，新型全球化已经出现并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面对美国设计的“美国优先”全球化道路，新型全球化的推动者更需要强化其内生动力，以在两条道路的竞争中展现出更为强大的吸引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