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赤道附近的社会，气温更高，但为什么也更贫穷？

Source: Tomas Pueyo for Uncharted Territories, with data from The world by latitudes: A global analysis of human population, development level and environment across the north–south axis over the past half century, Kummu & Varis, 2010

我们可以看一些更量化的数据：

那些靠近赤道却富有的国家，几乎都是离群值，且大多是小的经济体。新加坡和香港靠大量空调撑起舒适环境，赤道几内亚有石油，塞舌尔、巴巴多斯、阿联酋、波多黎各等也都是小型经济体……

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已经持续了几个世纪，而且常常带有种族主义的色彩：
 “生活在寒冷气候中的人充满精神。”——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50年。
 “有些国家，过度的炎热会削弱身体，使人变得懒散而无精打采。”——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1750年。

近些年的学术研究，更多地将原因指向糟糕的制度、懒惰、散热困难、缺少霜冻、疾病等，这些我们稍后会展开。

但还有一个我至今未在别处见过的理论，我认为它对解释这一问题至关重要。今天，我打算先梳理关于暖热国家为何更贫穷的主流解释，再说明为什么另一个因素更加关键。

人们为什么认为暖热国家更贫穷？

1.温度

在巴厘岛，我和朋友们总会不知不觉进入一种发呆状态。

你只是坐在没有空调的咖啡馆或餐馆里发呆，什么也不做，就这么耗着。

然后你走进一家开了空调的店——这样的店不多——半小时后，你就像从待机模式中苏醒过来。

思维重新活跃起来，野心也回来了。

你甚至意识不到自己进入了那种迟缓、空转的状态，但高温确实会让大脑切到省电模式，连思考都变得费劲。——@levelsio

事实上，大量研究都证实：人并没有变懒，只是在更高的温度下，生产率确实更低。

 • 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人均GDP会减少8.5%！温度可以解释各国人均GDP差异的23%。
 • 在贫穷国家，气温上升1摄氏度，会导致增长率下降1.3个百分点。
 • 更高的温度会压低农业和工业产出，同时加剧政治不稳定。
 • 在一国内部，某市镇的气温每升高1摄氏度，其GDP会下降1.2%到2%。
 • 当温度超过27摄氏度时，每升高1摄氏度，体力劳动生产率下降4%（即升高10摄氏度，生产率下降35%！）。
 • 温度每升高1摄氏度，缺勤率上升5%。
 • 高温会影响考试成绩。
 • 温度升高4华氏度，会让记忆、反应时间和执行功能测试的表现下降10%。
 • 天气越热，政治人物发言时的语言复杂度越低，尤其是在年长者身上更为明显。
 • 高温还会诱发更多犯罪、网络仇恨言论，以及交通紧张。在监狱里，安装空调单靠减少打架就能回本。
 • 人在更热的环境下，睡眠质量也更差。

正如我此前提到过的，空调是美国南方发展的关键工具。李光耀在新加坡独立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安装空调。

不过，虽然温度和欠发达有关，但真正的机制是什么？它会让人变懒吗？还是另有原因？

2.露点（Dew Point, 空气中水蒸气开始凝结成露珠时的温度）

一条很有意思的帖子指出，气温高的地区往往也更潮湿。

湿度会在几个方面加剧高温问题：

 • 湿度助长霉菌，对健康不利。
 • 当空气本来就很热时，湿度会让体感温度更高。
 • 当湿度达到100%时，空气已经饱和，无法再容纳更多水分，人类无法通过出汗散热。唯一的降温方式就是停止身体活动。

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热带气候中的人看起来有些“懒惰”：不是人的问题，而是气候让劳动几乎变得不可能。

3.疾病

一个国家越热，通常越穷，也越不健康。

但这里的因果关系是什么？很明显，暖热会让国家更贫穷，而贫穷国家在医疗上的投入更少，因此疾病更多。不过，正如我们在“气候如何引发美国内战”中看到的，暖热也会直接损害健康，因为疟疾、登革热、黄热病、结核病或寄生虫等疾病，在这些地区本身就是地方性流行病：它们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最容易繁殖。

生病的人无法工作，去世的人也无法传递知识，因此疾病直接拖累经济。疾病越多，儿童死亡率越高，父母可能倾向于生更多孩子来分散风险，同时减少对每个孩子的投入，结果导致整体生产率下降。

疟疾在赤道附近最为常见。目前，越来越多的地区已成功消除疟疾，且这一进程是从远离赤道的地区开始，逐步向赤道推进。希望我们能继续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4.霜冻

疾病在温暖潮湿的地区繁盛，却会在霜冻中消亡。有研究者认为，霜冻有助于清除病原体，连带清除其引发的疾病，从而带来一系列经济收益。

5.种族

这个理论争议极大，我自己并未独立评估，因此不展开讨论。但为求完整，还是提一下：有一种假设认为种族也会影响经济发展。将来或许我会单独评估这一说法。

6.历史性欠发达

这个理论大致是这样的：“西方列强殖民了世界其他地区，掠夺资源，把当地社会踩进泥里，自己靠战利品变得富有。前殖民地至今仍活在那种后果中。”

 但这个论点很难站住脚，原因包括：
 • 有些前殖民地远比另一些富有，比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 有些国家对西方帝国主义的反应明显更成功。例如日本后来自己也成为帝国主义强国，中国如今也相当富裕。
 • 有些国家并非殖民地，却和周边殖民地邻国一样贫穷。埃塞俄比亚只被意大利占领过5年，从来不算真正的殖民地，但依然是全球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泰国从未被殖民，却比殖民地邻国马来西亚穷40%。
 • 与此同时，一些被高度殖民、却几乎没有西方人移居的地区，如今反而极为富有。台湾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不是丛林就是殖民地（先后归葡萄牙、荷兰、西班牙、中国和日本），如今却是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新加坡和香港也类似：靠近赤道，炎热，欧洲人极少，却超级富有。

我更倾向那些因果路径更直接的理论，比如农作物。

7.农作物

我们在“气候如何引发美国内战”中已经详细讨论过：经济作物只生长在南方，但需要大量劳动力，因此催生了奴隶制。这让南方陷入远不如北方高效的发展路径：更多投资投向奴隶，更少投入资本，同时形成攫取型制度，后来也难以被更好制度替代。

8.制度

将这一论点推广到全球，大致如下：

 • 靠近赤道的国家，自然禀赋更丰富。
 • 因此，它们往往发展出攫取型制度，重点是通过剥削人力来榨取经济作物、石油、矿产等有价值资源。
 • 更麻烦的是，这些资源为经济注入大量现金，推高所有价格，使其他产业难以出口，最终逐渐萎缩。这两大效应叠加，即所谓“资源诅咒”。

制度的重要性显而易见，比如朝鲜和韩国，或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这两组案例中，地理条件相同，仅因历史偶然走向不同制度，经济结果差距惊人。

 当然，欧洲也殖民了许多暖热国家，并留下了糟糕的制度。不难理解，这些制度如何让这些国家持续贫穷。

 但我们前面提到的离群值依然存在：高度殖民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制度堪称世界一流；而从未被殖民的埃塞俄比亚和泰国，制度却很差。

 而且，这套理论有一个前提本身就很可疑：靠近赤道的国家，真的更富饶吗？

 • 赤道附近的土壤以贫瘠著称，常年降雨冲刷掉养分。亚马逊根本不适合耕种，婆罗洲和苏门答腊也是如此。爪哇之所以有生产力，只是因为有火山。
 • 再远一点，你会遇到“马纬度带”，这些区域极其干燥，在各大洲都形成了最大的沙漠。

• 相反，那些所谓禀赋较差的美国、加拿大、中国和澳大利亚，长期位居全球采矿大国之列。
• 美国、加拿大、俄罗斯和挪威，都是全球最大的油气生产和出口国之一。

• 美国、荷兰、德国和法国，是全球前四大农产品出口国。

Acemoglu、Johnson和Robinson（AJR）提出了一套机制，解释为什么暖热国家最终拥有更差的制度，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奖。这套机制又回到疾病：白人在暖热气候中死亡率高，无法向赤道周边国家派出足够的人口进行实质性殖民和建设，于是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些地方的发展，而是通过中间人统治，尽可能攫取资源。

但Glazer等人（2004）指出，差别也可能只是因为欧洲向温带殖民地派去了更多欧洲人，而这些人的存在本身就造成了差异。这可以被解读为种族主义，但也有非种族主义的理解方式，比如“欧洲人更熟悉自己的制度，知道如何运作，转移时效率更高”（类似于我认为今天美国人在欧洲可能比欧洲本地人更高产），或“殖民地欧洲人与欧洲本土之间有更多贸易”。这个反驳甚至让诺贝尔奖委员会也不得不对获奖理由加上限定。

这一理论还有更多漏洞：

 • 瓜分非洲真正开始，是在19世纪末……因为奎宁已被发现，白人因疟疾死亡人数大幅减少。有意思的是，AJR使用的却是欧洲真正殖民非洲之前的西方死亡率数据！等到欧洲真正开始塑造非洲制度时，他们引用的死亡率早已不适用。
 • AJR将死亡率作为制度质量的代理变量，但死亡率也可能通过其他路径影响发展，比如直接意味着健康状况更差。
 • 他们只做国家间比较，但可供比较的国家其实不够多。
 • 500年前，许多西班牙人确实定居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因为热带疾病在高地弱得多，而高地正是西方人真正定居的地方。所以白人欧洲人确实定居过一些热带国家，却没能带去他们“优秀”的制度。

更重要的是，即使这个理论成立，因果链最终会变成：

坏气候 → 疾病 → 缺乏西方定居者 → 坏制度

这意味着，根本原因依然是地理。

如果把这些理论汇总起来，会得到这样一幅图景：

但若退后一步看，这一切不很奇怪吗？人类不是在非洲进化出来的吗？那我们为什么会如此不适应非洲？怎会不适应自己演化的环境呢？

关键就在这里——写到这我真的特别兴奋，现在脸上都挂着大大的笑容：我们并不是在这么炎热的地方进化出来的，而且暖热国家的人，住的地方也不是你以为的地方！

下面是内罗毕（肯尼亚首都）和里斯本（葡萄牙首都）的气温对比：

青绿色：前殖民地首都。沙色：前帝国首都。

作为西方第一个全球帝国首都的里斯本，实际上比内罗毕还更热！内罗毕气温不高，全年相当稳定。再看看墨西哥首都、哥伦比亚首都，以及拉巴斯。

许多贫穷或中等收入国家的首都，其平均气温和西方国家差别不大。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比里斯本更冷，波哥大比马德里更冷。

 为什么会这样？先看一张意大利地形图和意大利夜间灯光图。注意人都住在哪里：

在意大利，每一块可用的平原都有人口。

现在再看哥伦比亚的地形图：

你猜人都住在哪里？

哥伦比亚人口密度 vs 地形：

绝大多数哥伦比亚人都住在山里！更准确地说，是高原上。这和意大利——以及大多数温带地区——正好相反。

原因其实很简单：海拔越高，温度越低。通常海拔每升高1000米，气温下降约4–9摄氏度（每1000英尺下降2到5华氏度）。波哥大海拔2600米（8600英尺），年平均气温比位于海平面的巴兰基亚低了14摄氏度（25华氏度）。

波哥大建于1538年，位于内陆山地，距离西班牙发现美洲不过几十年。殖民者在沿海低地面临疾病和冲突，处境艰难。为了生存，哪怕要往内陆走几百英里、爬升几千米，也很值得。同时，由于疾病更少、土壤不易冲刷，高地在农业上也优于沿海低地。这一逻辑同样适用于哥伦比亚三大主要城市：波哥大（1270万人）、麦德林（440万）和卡利（420万），都在山里。

我们在墨西哥也看到同样现象：

可以说，如果美洲地形更平坦、低平，文明要发展起来恐怕会更困难。印加帝国是一个山地帝国，而且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形成于赤道地区的独立帝国，这绝不是巧合！

印加帝国基本就是安第斯山脉。

即使到今天，拉丁美洲人口仍集中在安第斯山区！

看看西侧那串山脉和人口分布。

当然，不仅是拉丁美洲。再看非洲：

非洲有四个人口中心。西北是阿特拉斯山脉，横跨摩洛哥、阿尔及利亚和突尼斯，大多数人口分布在山脉周边。埃及人口沿尼罗河分布。西非人口相对更接近海平面。但最大的人口中心，是从埃塞俄比亚往东南延伸至南非东部的东非大裂谷。

下面是非洲第二人口大国埃塞俄比亚的放大图：

再看伊朗：

到了东亚和南亚，这个模式就弱得多了：

中国南方和印度都多山、人口密集，但绝大多数人仍生活在靠近海平面的地区，分布在印度河、恒河、伊洛瓦底江、湄南河、湄公河、红河、长江和黄河等流域。我们后面会解释，为什么亚洲这一模式更弱。

但如果你去看世界各国首都的海拔及其与赤道的距离，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晰的趋势：

来源：Tomas Pueyo，数据基于 Wikipedia

实际上，赤道地区相当大一部分人口都生活在山里：

越靠近赤道，首都海拔越高！发达国家中海拔最高的首都——耶路撒冷——也不过750米（2100英尺）。而贫穷国家的首都，常常超过1000米。

海拔更高，湿度也更低。

注意，山区空气湿度明显低于接近海平面的地区。另一张露点图虽不那么直观，但也直接显示：山区露点更低。

因此，在热带地区，汗液在海平面平原上无法为皮肤降温，但在山区依然有效。

趋势已很清晰：越靠近赤道，人们越倾向于住在更高海拔。这带来什么后果？如果你一直在关注Uncharted Territories，应该已有感觉。

交通运输

山地意味着，无论去哪里都要翻越山口和陡坡，没有可通航的河流，基础设施成本极高，因此基础设施也较少。最终结果是运输成本大幅上升。

贸易

运输成本高，贸易就少，赚到的钱少，积累的财富也少。我们已经看到，这如何严重拖累了像墨西哥和巴西这样的国家，也曾在“城市科学”中描述过这一普遍过程。

巴尔干化

山地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冲突。运输成本太高，人们很少离开自己的山谷，区域整合弱，彼此信任和好感度低，发展出各自独立的习俗，并对邻近地区抱有戒心。这导致山谷之间、地区之间、国家之间冲突频发。

这个过程被称为“巴尔干化”，得名于多山的巴尔干半岛。我们也能在墨西哥和哥伦比亚的贩毒集团中看到这一点——事实上，拉丁美洲几乎所有贩毒集团都盘踞在山里。伊朗也是如此，高山密布使其依赖一个强势压制异议的国家机器来维持统一。而在非洲，这一点更是显而易见：

棕色点代表冲突事件。绝大多数情况下，非洲的族群冲突都发生在山地上。这在埃塞俄比亚和整个东非大裂谷（从东部延伸至南部的山系）、安哥拉、莫桑比克、刚果、苏丹和阿尔及利亚都非常明显。也有例外存在——山地并不能解释所有冲突——但这个模式清晰得不可忽视。

那么……人类是在哪里进化出来的？

总结

这个模式及其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楚：

 • 人类是在非洲高地进化出来的，那里气温全年稳定，接近温带春秋温度。所以我们在那儿最舒适。
 • 在靠近赤道的地方，如果不住在山里，气温对我们来说就太高了。我们会因过热而难以正常思考或工作，湿度又太高，汗液无法有效降温。
 • 我们还会承受更多疾病，这些疾病在炎热潮湿气候中更常见，也是因为我们并非在那里进化而来的。
 • 这还影响食物，因为在湿热气候下，农业更艰难：害虫多，食物易腐烂，作物需要更多劳作。
 • 这也让不适应当地环境的西方人，难以高效地将文化和制度转移到这些炎热、潮湿、低平的地区，于是这些地区又多了一重不利影响。
 • 为避开这些问题，赤道附近的人往往搬到更高的山地，那里温度更低、露点更低，必要时仍可出汗降温。
 • 但代价是运输成本更高，贸易更少，财富也更少。
 • 还会带来更多族群多样性。
 • 多样性又滋生冲突，冲突使所有人更贫穷。
 • 族群多样性与冲突，也让制度更难建立和维护。

这就是为什么山地是经济发展中最重要却最少被讨论的话题之一；也是为什么，要更好解释暖热国家为何更贫穷，必须把山地因素纳入考量。

所以，气温高国家的人们某种程度上是在二选一：要么留在低地，承受更低的生产率和更多疾病；要么搬到高地，承受更少贸易和更多冲突。拉丁美洲大多数地区，以及非洲一大片区域，走向了“高地型贫困”；而东亚和南亚则走向了“低地型贫困”。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减贫史上，空调是最重要的发明之一；也是为什么所有低平、炎热的国家，都应高度重视太阳能和电气化，用它们为空调供电，从而提升生产率、减少疾病。

但这一切为什么重要？

因为我已厌倦了那种毫无价值的争论——“到底该由谁为贫穷国家的不幸负责？”一边说“都是西方殖民者造成的”，另一边说“其实殖民者把那些烂国家从烂里救了出来”。两边都没有用，因为它们都无法落实为行动。它们盯着归责不放，却不分析那个我们真正还能有所作为的根本原因。如果山地真的对贫穷国家的贫困如此重要，它其实已经为发展指明方向：

 • 在低平地区：全面铺设空调，重点消灭疾病，尤其是通过清除蚊虫和积水。
 • 在山区：大力投资交通基础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