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指出，人工智能的部署速度已经超过政府和社会的理解能力。面对一项跨越国界、风险外溢明显且关键资源高度集中的技术，任何单一国家都难以独自完成治理。国际社会需要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政策平台，也需要让科学评估和能力建设更好地服务发展中国家的治理实践。会议前后，由联合国推动筹建的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发展网络正式成立，网络汇集来自全球南方国家的前沿人工智能中心，旨在加强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弥合全球智能鸿沟；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在对话开幕前向大会提交有关人工智能机遇、风险和影响的初步报告，为对话奠定知识基础。

如今，联合国正在尝试把科学评估、政策对话和能力建设放入同一多边框架之中，其实际效能仍将取决于对话成果的务实落地，和世界各国携手并进解决治理命题的决心信心。

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开幕式上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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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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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多边协作的实际进程中，联合国平台的代表性和权威性显著，并着力发挥更加广泛的作用。人工智能问题已经超出单一国家的治理范围，需要更加稳定和包容的国际协调机制。英国查塔姆研究所认为，联合国科学小组和全球对话是目前覆盖范围较广的人工智能治理安排，能够使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进入同一政策进程，并推动人工智能治理由少数国家和企业主导的专业讨论，转变为具有全球公共属性的国际议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则认为，在技术竞争加剧和治理规则分化的背景下，联合国平台为各国沟通立场提供了重要渠道，也为发展中国家参与议程设置创造了新的制度空间。

联合国方面更加突出全球对话的基础性和长期价值。联合国副秘书长兼秘书长数字和新兴技术特使阿曼迪普·辛格·吉尔表示，人工智能影响深远，不能只由少数国家和企业塑造，相关讨论需要保持全球包容性，并以独立科学证据作为共同基础。科学小组共同主席约书亚·本希奥则从技术层面提醒，前沿模型能力仍在快速增长，风险识别和评估手段需要同步加强。

40位联合国人工智能独立国际科学小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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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报告提出了一个值得重视的“证据困境”。报告特别强调，人工智能能力的快速提升与风险管理手段之间存在明显差距，这种不匹配在极端情况下可能带来严重后果。要在充分释放人工智能潜力的同时降低风险，各国需要尽快完善治理体系。政府需要可靠证据才能制定政策，但人工智能技术迭代迅速，等到风险证据完全明确时，部分影响可能已经难以逆转。这并不意味着治理应脱离证据，而是要求科学评估更加及时，并在证据尚不完整时采用相对审慎的风险管理方式。因此，报告呼吁在证据尚不完全的情况下，也应采取审慎而前瞻的治理措施。

从更广泛的意义看，这份报告为联合国会员国提供了一套相对共享的事实基础，有助于在不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形成更接近的认知起点。当前，人工智能能力评估和风险判断在一定程度上仍集中于少数技术领先国家和企业，许多发展中国家在算力、数据和专业能力方面存在不足，在参与国际讨论时面临信息不对称。科学小组通过持续发布评估报告，有助于缓解这一问题，使各方能够在更具可比性的知识基础上开展对话。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报告发布时指出，人工智能既可能成为推动全球发展的重要引擎，也可能带来新的不确定性和风险。如果缺乏共同规则，其发展方向将更多由少数主体主导，各国政府和公众的话语权反而会被削弱。因此，他呼吁各国尽快采取行动，加强治理合作，而不是观望等待。按照安排，这份初步报告只是科学小组长期工作的起点，后续还将持续更新和深化研究成果，并为未来的全球对话提供持续的科学支撑。

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当前最紧迫的问题并非缺少原则性共识，而是缺少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条件。算力获取成本较高，本地数据资源不足，专业人才和公共治理能力相对薄弱，使一些国家即使能够使用人工智能产品，也难以开展本地化开发、独立评估和长期治理。

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发展网络正是针对这一缺口建立。2024年9月，联合国人工智能问题高级别咨询机构在最终报告中提出建设能力发展网络。2025年7月，古特雷斯在《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创新性自愿融资方案》中进一步邀请会员国指定交流合作中心，通过联合国支持的网络汇集现有资源，打通课程和研究成果共享渠道，也可以根据合作国家的具体需求组织项目，既减少重复建设，也有利于让国际合作更贴近当地情况。

作为中方人工智能机构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校长、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主任金力出席成立仪式，并与来自各国的代表签约加入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发展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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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近两年的筹备，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发展网络于7月5日在日内瓦正式成立。在次日举行的对话开幕式上，古特雷斯向全球介绍了网络的建设进展，指出已有20多个会员国响应邀请并提名相关中心。他强调，网络将立足各国已有项目推动知识共享，拓展能力建设资源的覆盖范围，并重点支持发展中国家。古特雷斯还呼吁会员国通过资源投入、伙伴关系和专业力量支持网络发展。这表明，能力建设正在由联合国文件中的政策倡议，逐步转化为由各国专业机构共同参与的合作机制。

在网络筹建过程中，全球人工智能创新治理中心作为中方代表机构和网络首批创始成员，主持并参与了机制运行、细则起草和合作框架设计等工作。后续，中心可围绕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人才培养、政策研究和应用场景建设，与网络成员机构开展持续合作，面向全球南方国家提供更多能力建设支持和治理经验分享，为弥合智能鸿沟贡献中国智慧与上海经验。

首届全球对话为国际社会务实共建人工智能多边治理提供了重要平台，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能否充分进入议程、能力建设能否转化为支撑自主发展的长期基础，这些现实问题仍考验着联合国主导下的全球人工智能多边治理框架的韧性与力度，也反映着国际社会对于全球人工智能多边治理的共同期许。

一是让南北对话回到发展现实，切实缩小智能鸿沟。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首先需要正视各国并不处在同一发展起点。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数据显示，在部分高收入经济体，人工智能工具使用率已接近三分之二，而不少低收入国家的使用率仍在5%左右。古特雷斯此前还指出，全球有80多个国家缺少设计、开发或部署人工智能系统的基本能力。对这些国家而言，人工智能带来的首要问题并非如何监管最先进的模型，而是能否获得稳定的网络和电力，能否承担算力成本，能否培养足够的专业人才。从这个背景出发，南北对话合作还可以更多推进资源对接和项目合作。技术能力较强的国家可在共同商定的条件下提供培训和技术支持，国际组织也可帮助发展中国家把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同本国发展战略相衔接，使相关合作更好地服务农业、医疗、教育和公共治理等现实需求。

二是在多元探索中加强沟通协调，避免“小圈子”式治理加剧规则分化。当前，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呈现多层次发展的态势。不同国家和地区围绕技术安全、伦理规范和行业应用建立了多种机制，这些探索有助于积累经验，也反映了各国发展阶段和治理传统的差异。多样化本身并非问题，但需要警惕机制间彼此封闭，治理标准为少数国家或平台主导。人工智能技术具有跨境扩散特征，一个国家采取的治理措施往往会影响其他国家。如果不同规则之间缺少沟通，企业可能面对相互冲突的合规要求，发展中国家也可能因缺少技术和谈判能力而被排除在规则制定之外。联合国全球对话的价值，正在于为各类机制提供公开、平等的沟通平台，在尊重各国差异的基础上，推动各方围绕风险评估、责任归属和人类监督形成基本共识。“百花齐放”应当成为凝聚多边治理智慧的基础，而不能成为规则割裂的借口。联合国需要发挥主渠道作用，把区域机制和专业组织的经验汇聚起来，形成开放兼容的国际合作网络，防止人工智能治理被地缘竞争裹挟。

一位人工智能小提琴手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对话的联欢会上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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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反对各种形式的数字霸权和规则支配。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报告显示，2022年全球企业研发支出的40%集中在100家公司，除中国外，没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企业进入全球企业研发投入前100名。在这种结构下，部分发展中国家虽能调用外国模型和云服务，却难以决定技术标准，也缺少独立安全评估和本地化开发能力。若关键技术资源和治理知识长期由少数跨国企业掌控，市场优势便可能转化为规则影响力，技术依赖也可能演变为长期发展依附。改变这种不平衡，应推动更公平的资源获取和规则参与机制。国际社会应鼓励开放技术合作，支持多语言数据建设，并提高人工智能系统的透明度和可评估性。发展中国家也需结合自身条件培育本地创新生态，避免在人工智能产业链中长期停留在产品使用和数据供给环节。

四是切实增强全球南方在人工智能创新与治理的“内生动力”。真正可持续的人工智能能力建设，不能只是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几套软件或短期培训。一个国家只有能够培养自己的技术人员，能够评估采购的系统，并能根据本地需求改进应用，才算真正形成能力。2024年，中国推动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关于加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国际合作的决议》，并提出《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普惠计划》，主张通过南北合作、南南合作和多方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完善基础设施，培养专业人才，并增强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共同建设能够长期运转的人工智能生态。从这个背景出发，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发展网络为相关合作提供了新的组织方式。网络中的成员中心分布在不同地区，既了解本地实际情况，也能够连接外部资源。若各中心能够形成稳定合作，并以实际需求为起点组织项目，全球南方国家将有更多机会从技术使用者逐步成长为人工智能应用建设者和治理参与者。

“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自治理人工智能”。首届联合国人工智能治理全球对话的意义，正在于为各国围绕安全风险、发展需求和能力建设开展持续沟通提供了一个多边平台。以对话为代表的联合国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多边治理的实质进展，仍取决于各方能否在安全关切与发展诉求之间保持平衡，能否让技术资源、治理经验和能力建设支持更多惠及发展中国家。日内瓦对话只是这一进程的开端，其长期价值还有待后续机制运行和具体合作成效来检验，让技术进步更多转化为共同发展机会，全球人工智能多边治理的治理议程才能因此获得持久的正当性、有效性，从而使得对话精神和对话成果走出会场，进入各国人工智能发展的现实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