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孙立坚教授

本月2日，特朗普正式宣布提名杰罗姆·鲍威尔为下届美联储主席，珍妮·耶伦即将到期卸任。虽然没有受过严谨而系统的金融理论的熏陶，但出身律师精英家庭、卓越的家庭背景和教育机会，让鲍威尔轻松地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本科学位和乔治城大学法律学博士学位。他遵从精英社会“旋转门”的定律，游走华尔街和华盛顿，以坚定的共和党人的身份，先后得到了布什和奥巴马的青睐，在财政部和美联储获得了重要的领导职位。

由鲍威尔他接替耶伦出任美联储下届主席，得到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双方的信赖，似乎已经板上钉钉，成为首位没有经济学学位背景的美联储主席。业界出身的鲍威尔深知自己的短板，非常尊重耶伦的政策理念，但来回穿梭在华盛顿和华尔街的他，是否能够维护央行的独立性，这是市场最大的看点。市场普遍认为：他会倾向货币宽松的偏好，同时在监管上会进一步放松，重新激发美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和由此促进增长的市场活力。

所以，未来美国货币政策的取向，虽然不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但是它究竟是会经济效益优先，还是对服从政治利益有更多考量，这对中国乃至世界的金融环境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值得我们去做深入的研究和客观的分析。

另外，本届美联储主席另一个候选人，也是诺奖呼声一直很高的斯坦佛大学教授泰勒，则一再强调他的学术理念对中央银行的政策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即央行要保持鲜明的货币政策运行方式，这不仅需要对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传导机制有深刻的理解，而且需要让市场参与者都能够跟随这个政策的思路来指导自己的决策，最后的这种上下的“齐心协力”，才能实现货币政策能够做到的、事后也达到了的政策效果。但是，尽管他的学理和认知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肯定，其想法随着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客观上的抑制(特朗普选择性的人事安排)而被排挤。

耶伦时代，美国开始启动在2008年出台的QE政策的退出计划和谨慎渐进的政策推进，这种做事风格主要是美国经济受内外两种环境的影响所致。

首先，美国经济基本面的复苏带来的未来通胀和资产泡沫的隐患开始显现，过度宽松的货币和信贷环境以及过于保守的安全资产投资的市场资源配置方式都会阻碍美国经济的活力和市场的信心。所以，货币政策的切换就成了不可回避的选择。

其次，即便美国第三产业，甚至制造业的经济复苏已经显得十分强劲，但是，物价水平，结构性的就业失衡等问题依然没有达到危机前的健康状况，这方面的经济数据也时好时坏，看不到明确的上扬的态势。

第三，压力测试的结果也无法判断美国经济的强劲复苏究竟是货币政策的因素占主导地位，还是新一轮的企业创新和市场需求的重新释放带来的基本面改善的效果。因为货币宽松非常明显的支撑了美国股市的市值效应，它所带给家庭部门的财富效应无法忽视，由此带来的乐观消费和随之而来的第三产业的回暖进一步延伸到其他行业，从而支持就业和经济增长的复苏。但是，若一旦结束了这场廉价货币的投放周期，会不会再次出现当年大萧条时代救市政策不到位，前期努力适得其反的状况。这种不确定性，让耶伦班子十分重视货币政策的沟通渠道，小心谨慎的推进降息和购债计划缩小的QE退出计划。

不仅如此，后期的耶伦也更加重视美国经济的再平衡(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的缩减等)根本离不开以中国、日本、欧洲为代表的世界经济的运行状况。2015年8月人民币汇改带来的暂时波动和我们经济数据出现的一些滑坡，都对美联储议息决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然欧洲央行和日本央行的负利率政策和英国脱欧的溢出效应也在困扰着美联储对QE退出的方式和强度的选择。

特朗普总统当选后，强势的“唯我独尊”的人事安排，又给美联储QE退出的方式和时间表增添了诸多的不确定性。这是因为：一是美国利益至上的“再平衡”政策，需要货币和信贷这个渠道的支持，无论是减税所需要的资金安排，还是贸易平衡(引导外需扩大就业)所需要的弱势美元政策，还是放松金融管制支持中小企业和创新企业的发展，都需要后任美联储主席能够充分的理解“美国利益第一”的政策安排，选择性的坚持“货币独立性”(就是“独当一面”帮助国家完成美国利益的“回归”)。因此，强调央行按照他所设计的“利率走廊”办事的货币规则(目前的意义就是尽快收回危机爆发后发给市场“大红包”的一种硬约束做法)的学界精英代表——泰勒教授，就自然而然的淡出了本届美联储主席候选人的阵营。相反，在美国目前“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和政界所强调的“再平衡”的国家治理理念的影响下，重视“经济增长”、“放松管制”来激活美国市场活力的美联储信任主席鲍威尔——因为他所倡导的“相机抉择”（就是一种见机行事的软约束）这一货币政策理念，自然而然赢得了政界和业界的一致欢迎。

未来这样一种谨慎温和的美联储行事风格，给中国乃至全球的金融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高于其正面的作用。而正面的政策效果往往是不对称的，即适合美国利益的提升，而可能牺牲的是他国的利益，从而引发贸易投资的保护主义，理由如下：先是对QE退出的预期市场无法完全消化，美联储今后的闪烁其词的信息发布会议，还会引起全球金融市场乃至大宗商品市场短暂而比现在更强的价格波动。这对实体经济的复苏增加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后是长期较为宽松的货币环境和偏低的利率水平，使得通胀的隐患和资产价格泡沫的风险都在同步增加；尽管它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消费能力(家庭财富效应提升)和投资能力(企业交易条件改善)的改善，从而推动了美国经济的增长，利好美国的就业复苏和财政贸易逆差的缩小，但是，资金流动的方向的不确定性和过度集中的价格扭曲问题，会加大整个经济和金融的系统性风险，而对别国这样的风险转嫁引起的问题指责是他国自身的基本面的问题，这是非常自私自利的一种表现！即使如此，牺牲他人的货币政策价值取向，其政策效果也会因为对国际之间的健康贸易和投资形成阻力，从而导致各国保护主义的应对措施抬头而被弱化。弄得不好，这届美联储会比“耶伦时代”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变得更令人担心。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美联储的决策机制有一个集体的制衡约束机制(理事会投票决定)和议会的听证机制，像支持泰勒观点的政界精英和业界精英还是可以行驶纠偏机制的。但愿他们不要屁股指挥脑袋，做出导致两败俱伤的选择。

作为中国金融行业，如何应对可能出现的美联储保持宽松货币来进行经济“再平衡”的美国利益第一的外部政策和资金出入的冲击，除了眼下要提高资本账户有效管理和人民币汇率水平合理引导的能力之外，还一定要做实经济基本面，让外资外债结构不断优化，让容易受到美联储货币政策调整影响的短期资本的比例得以有效控制。这就需要我们今后坚持十九大所提出的新时代的发展理念，用“创新”打造让消费者认可的商品和服务，用“协调”发展的战略打开中国潜在的消费市场，用“绿色”的业态发展赢得海内外的高度认同，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用“开放”建立合作共赢的“全球化”新理念，让宽松的金融环境真正服务好走向世界经济共同繁荣所不可或缺的各种实业投资和大众消费的机会，用“共享”的包容理念来挤出保护主义和你死我活的“恶性竞争”方式，让中国崛起就是世界威胁的谬论不攻自破！总之，我们国强民富的愿望要按照我们自己的设计好的道路循序渐进的走下去，只有这样，任何可能出现的外部金融冲击，才能在我们不断进取，解决“不充分不平衡发展”的基本矛盾中所积累的“中国智慧”里加以充分的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