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彭希哲教授  国家卫健委公共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复旦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联合国自20世纪中叶起所推行的老年定义依赖于单一的生理年龄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预期寿命的限制和各国政府对养老保障的考量。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人类社会已经历巨大的人口、健康及疾病谱转变，因而近十年来重新定义老年/老龄化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前沿。一旦跳出旧概念和旧框架的桎梏，我们对中国人口老龄化态势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并必然影响到与老龄化相关的国家治理模式和制度政策的设计。

治理模式及其相关制度安排有鲜明的国家特征，虽然那些先期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为后进者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前车之鉴”，但对于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基本国情、社会架构、发展阶段和文化特征等方面的差异使得我们无法生搬硬套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制度及政策模式。如何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应对老龄社会的诸多挑战，中国目前尚无系统的他国经验可资模仿。中国是在经济未发达、就业不充分和社会保障未完善，并且是在国家治理模式改进、人民生活方式改变，以及科学技术大发展的背景下进入老龄社会的，这就要求中国寻求一种更加多元的应对老龄化的整体性治理模式及政策体系，信息时代也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全新的可能和机遇。

老龄社会依然是一个不同年龄阶段的人口群体共存共生的社会，涉及人口结构的各个层次和个体发展的各个年龄阶段。而对于个体而言，人生的不同年龄阶段是一个相互关联、彼此重叠的过程，老龄是其生命周期的必然阶段。大量研究表明，老年人的健康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年少时的健康行为积累，养老金的长期收支平衡依赖于当前劳动力群体的劳动产出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老龄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而需要通过对不同生命周期人口的持续投资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和积累而夯实，代际之间的公平和不同世代共建共治共享应当成为老龄社会基本的治理理念。只有从全生命周期的视角，重视老龄社会的全民性和整体性，才能够夯实老龄社会治理模式的基础。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深化，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廉价劳动力需求正逐渐下降，而对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高端劳动力需求则逐步上升，劳动力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的现象开始凸显，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规模的刚性要求趋于弱化。与此同时，以人工智能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科技进步正对劳动就业的传统结构模式形成冲击，并由此产生新的就业方式和职业形态，并可能直接引发劳动力市场的重构，并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方向和政策工具的选择。人口老龄化对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作用已经日益明显，老年产业和老年消费市场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地区差异主要受到本地人口转变和人口迁移流动两大因素的影响，并表现为由东向西的梯次特征，这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导致的生育率差异和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密切相关。区域差异及其所导致的人口流动与动态聚集将使得不同地区人口红利机会窗口的开启与关闭时间并不一致，这种时间上的梯次差异将可能会为应对人口老龄化创造出灵活的政策腾挪空间。与此同时，如何在实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提升农村应对老龄化挑战的能力事关中国发展的大局。  

我国传承数千年的养老、孝老和敬老尊老文化传统，是中华文明得以延续的重要基础，也将奠定中国式养老的价值理念基础，并极大拓展养老资源乃至应对老龄社会的资源格局。在人口与社会双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家庭模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显现出规模变小、结构简化、形式多样、传统功能弱化等特征，但家庭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国家庭对代际责任和代际公平的诉求会在消化吸收社会转型成本的同时保持社会稳定，推动传统与现代的历史转换，这将为我们应对老龄社会提供独特的优势和资源。应当倡导新的家庭伦理观，通过适当有效的家庭政策和社会支持系统来提升家庭承担养老抚幼等传统功能的能力，将支持家庭作为构建中国发展型养老制度的重要抓手。

来源 | 社会科学报，原题为《老龄化的整体性治理模式需更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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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赵聪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