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22日下午，复旦大学举行“80后的世界——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发布会”。发布会由四位80后学者以谈话节目的形式，结合复旦大学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FYRST）的最新数据从教育、工作、婚恋、生育等角度透析80后的现状，全方位呈现80后一代的真实世界。

       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是由长三角地区第一次以特定人群为主体的全方位跟踪性调查。这项调查由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主持，以1980-1989年出生的一代人（简称80后）为跟踪主体，研究的内容包括这一代人的家庭、婚姻、就业、迁移、住房、生育、子女教育、父母养老等各个方面。问卷设计历经4年多的时间，先后有国内外不同学科的50余位专家参与了问卷研讨和设计，整个问卷共分11个部分，425个问题，900多个指标。第一阶段调查为上海地区基线调查。调查抽样运用分层、多级概率抽样设计，在上海市范围内抽取80个社区、3311个家庭。整个调查耗时近半年，由近100位调查员实施入户调查。调查员采用平板电脑进行现场调查（受访者可直接在平板电脑上作答）。在充分保护受访者隐私、获取第一手真实信息的同时，实现了通过计算机及网络实现逻辑跳转与纠错、标准化数据采集、调查监控（录音监听、GPS定位）等环节。上海地区基线调查于2013年实施完毕，共回收2367份有效问卷。接下来复旦大学将继续进行浙江、江苏地区的调查。

      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共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彭希哲教授在发布会上致辞，他指出，复旦大学的长三角地区社会变迁调查是集聚复旦大学各学科研究力量、借鉴国内外研究经验、使用最新社会调查技术的一项长期跟踪性调查。它旨在为研究个人行为与社会变化提供高质量的科学研究数据，也为跟踪中国社会变化、推动制定更好的公共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中国社会在过去三十年间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经济社会变革，居住在长三角地区、出生在1980年以后的人口群体（简称“80后”）是这场巨大的社会经济变革的全程见证者和体验人。“80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生子女一代，他们已进入工作、婚恋、生育的年龄段。他们未来还会经历健康、工作、家庭生活的变化，包括对子女的教育和老人的抚养。他们过去和未来的生活经历以及他们对社会的态度是我们跟踪了解中国社会变化、研究社会变化影响个人生活的最宝贵的素材。

      接下来，四位80后学者结合复旦大学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的最新数据，由胡安宁博士从教育角度、胡湛博士从工作角度、陈斌斌博士从婚恋角度、沈可博士从生育角度透析了80后的生存现状。

80后的世界：教育篇

基本教育信息

      整体而言，这次调查中的80后个体平均受教育程度都比较高。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了66%。这里的高等教育包括了正规全日制专科、本科以及成人高等教育专科、本科。

代际变化

      如果我们看出生在不同年份的个体，可以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基本上是在代际之间越来越高的。这基本上反映出了中国整体教育扩招的趋势。

基本人口学特征

      接下看看一下基本的人口学特征。在80后这些人中间，教育水平的性别差异已经不明显（t检验不显著），但是出生在上海的确在接受教育方面有一定的优势（t检验显著）。

家庭背景的作用

      父母的城市户籍相比于农村户籍而言有助于提高子女的教育水平。此外，父母的出生城市也和子女的教育水平相关，父母出生在上海地区的80后一代有更高的教育水平。

教育的代际传递

      父母的教育水平影响子女教育水平，二者之间呈现正向联系。其中，父亲每提高一年教育，子女的教育水平平均提高0.42年。对于母亲而言，提升一年教育则会平均提高子女0.38年的教育年限。

教育质量

      省部级高校毕业生中来自重点高中的学生比例最高。与之相比，来自重点初中和重点小学的比例相对较低。这表明低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对于最后高等教育质量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大。

教育经历的影响

• 教育水平和自评健康之间呈正比关系。此外，抽烟者比例在初中教育阶段后随着教育年限的提升依次下降。

• 教育水平越高，幸福感越高。

• 教育成就和对陌生人的一般信任水平呈正比关系。

• 整体而言，教育水平更高的个体更容易购买私家车。此外，教育水平和存钱意愿呈反比，但和对透支消费的支持程度呈正比。

80后的世界：工作篇

      总的来说，80后受访者的就业和在业比例都比较高，且超过四成的受访者从未换过工作，换过1-2次工作者近三成，就业状态整体稳定。

      就收入而言，受访者的平均年收入达到了6万元，中位数为5万元，进入前10%的门槛为12万元、进入前1%需30万元。分类来看的话，月收入3千以下的偏低收入群体占31.6%，月收入3千至1万的中等收入群体占54.1%，月收入1万元以上的高收入群体占10.4%。分职业来看的话，收入排前三名的分别是“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此外数据还显示，共产党员的收入水平明显高于非党员，高收入群体中的党员比例高达67.7%。

     就职位而言，只有近2成受访者表示正在承担管理工作，其中高层管理者仅1%、中层为5%、基层为12%。

工作与教育的关系

     被访者的收入水平明显随教育水平提高而提高，其中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者中的高收入群体比例分别达到43%和78%。

而职务提升与教育水平提升之间的关联则并不明显。高层管理者的教育水平几乎全部分布在高中和大学（专科与本科），而研究生学历的高层管理者在本次调查中极为罕见。这可能是因为从年龄来看，具有硕士和博士学历的80后被访者大多刚毕业步入职场，且大多在大型企事业单位任职，很难在短时间内成为高层管理者；而高中或大学学历的80后被访者已经工作多年，在职位升迁方面具有资历优势。

工作的代际流动

      被访者父辈的职业类型与被访者收入水平有一定相关，父辈为“企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服务人员”的被访者，被访者为高收入的比例相对高于其他品类。

被访者父辈的教育水平与被访者收入水平则有明显相关，父辈教育水平为大学及以上者，高收入比例达到了半数。其中，母亲教育水平的相关性更高。

工作与婚姻

      无论从收入、还是从职位来看，被访者收入水平分布与是否结婚没有明显相关。

但从具体数值来看，被访者中已婚者的平均年收入超过了9万元，中位数为6万元，明显高于全部被访者的平均收入水平。

      不仅如此，从被访者配偶的收入来看，高收入被访者的配偶也是高收入的比例高达63%。

      从对配偶及婚姻的满意度评价来看，不同收入水平被访者的平均满意度区别不大，但不同职位被访者的满意度出现了较大差异，高层管理者对配偶关系的满意度远低于平均水平。

80后的世界：婚恋篇

      在本次调查中，80后受访者中已婚的占到53.78%，未婚占44.38%，分居但未离婚的占到0.09%，离婚占到1.24%，丧偶占0.04%。

已婚

（1）婚前行为

      婚前已经住在一起的占43%。当问到“谈恋爱多久开始同居？”有30%左右的人汇报半年之内，不到40%是一年之内，有15%是一年半至两年之内。当问到“结婚前同居多久？”不到一个月的占18%左右，超过35%的人汇报半年，比重最大，半年至一年之内的为25%。一年半及以上的婚前同居，伴侣满意度相对较高。此外，婚前同居主要是已经定亲或者订婚的，占60%；没有定亲/订婚，但是有明确结婚计划的有34.5%。只有5.5%的人婚前同居既没定亲/订婚，也没明确结婚计划。

（2）择偶配对

       以伴侣双方父母的户口作为家庭背景，考察夫妻配对情况。不管是按双方父亲的还是母亲的户口，都一致的显示，双方家庭都是农业户口的占到40%左右，双方家庭都是非农业户口的占到30%左右，双方户口不一致的也占到30%左右。

       伴侣间同一教育水平的占50%左右，差一个等级的占40%左右。此外，男伴教育水平比女伴高的也占一定的比例。

       伴侣间年龄差三岁以内的占到已婚人群的70%左右。年龄差：男性的年龄比女伴的年龄小3、4岁时，对伴侣的满意度最高。男性的年龄比女伴的年龄大7岁时，对伴侣的满意度最低。但是要注意，由于年龄差的比重不同，所以看待这组数据要谨慎。

未婚

      目前单身的人群中，男性（57%）高于女性（43%）。问及这一生是否会结婚，只有8%的单身说“不会”。对于要结婚的，他们预计结婚年龄有几个高峰。28、30岁和35岁所占人数最大。男女基本相似。

     单身人群相比已婚或者有伴侣的人群，他们主要体现在教育水平高、年龄低、收入低。

关于“裸婚”（不买房、不买车、不办婚礼、不买婚戒，直接登记结婚的一种节俭的结婚方式）。只有5%的人汇报完全可能。

80后择偶观

     询问受访者男女对象应具备哪些条件，哪些条件对他们来说是重要的。

人们对女对象的标准最注重的三个条件是：生活习惯、性格、智商

人们对女对象的标准最不注重的三个条件是：政治背景、星座、血型

人们对男对象的标准最注重的三个条件是：生活习惯、性格、智商

人们对男对象的标准最不注重的三个条件是：生辰八字、星座、血型

     其中，也存在着一些性别的差异。例如，女受访者比起男受访者更看重男对象要会做家务、良好的生活习惯、高智商以及性格等。

80后的世界：生育篇

      生育是个体生命历程的重要转折点。80后，作为中国执行计划生育政策以后出生的第一代人，他们的婚育行为是否呈现出鲜明的特色？调查得知，就女性而言，30岁似乎是婚育的一道门槛，一旦迈进这个门槛，女性结婚生子的比例，相对于29岁的群体，呈现出跳跃式的增长。就男性而言，这一转折点出现在31岁，较女性晚了一年。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在31岁之后，结婚、生育均进入一个平台期，已婚已育比例不再随年龄增长而明显上升。

      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是个体生育行为推迟的重要影响因素。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在30岁之前的已育比例明显低于未接受大学教育的同龄组。有意思的是，前者在30岁之后表现出明显的生育追赶。高学历女性尽管延迟了生育年龄，但一旦完成学业、稳定工作之后，她们中的不少人会迅速融入生育大潮。与之不同的是，高学历对男性生育推迟的影响更为持久，各年龄组高学历男性的已育比例，均显著低于未接受本科教育的男性。

      除了子女数量之外，子女性别结构是生育行为的另一个重要侧面。中国的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这一直是社会沉重的隐忧。考察上海市非农户籍80后，他们的一胎性别比与二胎性别比都属于正常范围，然而农业户籍的一胎性别比高达1.17，二胎性别比更是攀升至1.96，远高于正常范围。农村地区根深蒂固的重男心理终将加剧中国未来婚姻市场的剩男危机。

      影响生育行为的个体层面的重要因素是生育意愿。即在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的前提下，最理想的子女个数。上海市80后的生育意愿已处于低位，40%认为只生一个好，56%认为两个孩子最理想。其平均生育意愿仅为1.59，远低于美国、日本的水平。分户籍性质看，非农户籍与农业户籍的80后，虽然在子女性别偏好上存在较大差异，但在生育意愿方面已经基本趋同。分教育程度看，本科及以上学历的被访者中，近三分之二都认为生育两个孩子最理想，这一比例明显超过其他受教育程度组。如此看来，高昂的生育机会成本，并没有抑制高学历者的二孩偏好。

     生育意愿距离生育计划是否只是一步之遥？对于“只生一个好”的80后群体而言，答案是肯定的，94%的被访者的确计划只生一个。然而对于“两个最理想”的群体而言，理想与计划之间仍存在相当的落差，已有75%的被访者计划生两个，而剩余的四分之一打算只生一个。

     生育之后接踵而来的问题便是子女的养育。80后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似乎处于上下夹击的负重层次。不过，他们处于60岁左右的父母非但不会成其负担，反倒是子女家务的得力帮手。三分之一的80后主要依靠父母或岳父母照料2岁以下的孩子，这一比例在本科以上学历的80后群体中高达50%。那么，高学历者在子女照料方面为什么对父母的依赖度更高？这一方面出于父母对高学历子女具有更强烈的交换意愿，另一方面也源于高学历群体养育孩子的时间机会成本更高。

      比较他们的前辈，80后曾经被贴上标新立异、个性彰显的标签，那么，他们对于自己子女有哪些不同寻常的期待？调查中罗列了十几条子女的品质，80后父母可以从“非常不重要”到“非常重要”的五档中进行选择。其中超过四分之三的80后父母认为，诚实、礼貌、孝顺、有责任感这些传统的道德品质非常重要；还有不到60%的80后父母认为，有事业心、做好学生、会为自己着想和受人喜爱之类的品质非常重要。令人略微意外的是，80后父母并没有强烈的望子成龙、盼女成凤的期待。特别是高学历父母对于子女事业心与顺从度的重视程度明显低于那些低学历的父母。他们希望给予子女更宽松、自由的成长空间。或许，这是他们曾经向往的应该如此的童年生活。

附录：专家学者背景简介

主持人：沈奕斐

社会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复旦大学家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社会文化人类学中心副主任，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社会性别、家庭。出版专著《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中国特定政策领域中的性别主流化》、《个体家庭iFamily：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个体、家庭和国家》。

嘉宾：彭希哲  教授

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复旦大学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创新基地主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数据研究中心主任。兼任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共政策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会工作者协会会长，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副会长等。

教育主讲人：胡安宁

80后学者，社会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系副主任。目前研究方向主要为文化与宗教社会学、教育社会学、健康社会学以及社会科学量化方法。出版专著一部，在Social Science Research,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社会学研究》、《社会》等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就业主讲人：胡湛

80后学者，心理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从事公共政策领域的跨学科研究，研究领域包括：人口老龄化、家庭政策、社会心理与社会政策等，已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人口研究》、《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logy》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多次转载，出版专著《等级组织中的降序信任：心理信息工程学的视角》，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多项。

婚恋主讲人：陈斌斌

80后学者，心理学博士，现任复旦大学心理学系讲师。兼任《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杂志顾问委员，国际行为发展研究协会(ISSBD)会员。主讲课程包括《心理学导论》、《社会心理学》等学校通选课。主要研究方向：婚姻与男女择偶策略、家庭教育、网络心理学、以及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等。近五年来，主持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城市社交退缩儿童的家庭成因及其对策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留守儿童亲子分离关键期”研究项目，并获优秀论文奖。参与美国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Parenting and child adjustment across cultures”项目 ；在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The Journal of Genetic Psycholog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velopment、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心理学报和心理科学等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20多篇论文，近期合著《鲍尔比心理健康经典论著精析》（2014）。

生育主讲人：沈可

80后学者，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人口所讲师。研究兴趣为人口老龄化、健康经济学与人口政策分析，已在The Journal of the Economics of Ageing,《金融研究》和《人口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出版个人专著《中国老年人居住模式之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