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上任后在对华议题上始终保持强硬态度，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结束后突然释放出积极信号，寻求在G20一系列会议上同中国高层官员会晤，启动新一轮的双边接触。但多种迹象表明，拜登政府释放混合信号，同中国尝试接触，并非出于中美双边关系考量，而更多服务于其实力外交与国内政治。因此，拜登政府难以平衡短期政党利益与长期战略利益，无法破解中美在双边层次上的诸如经贸、军事、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分歧，中美高层会晤的可能性仍然有待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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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美国国内新冠疫情防控取得显著进展，同时通过欧洲之行完成了民主国家内部新的联盟与协调，拜登随后开启新一轮对华接触，考虑在G20一系列峰会上寻求同中国高层官员会晤。据知情人士透露，拜登计划安排国务卿布林肯在G20外长会上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进行会晤。此外，白宫希望近期安排拜登同习近平通电话，实现两国最高领导人的第二次接触，并计划下月派副国务卿温迪·谢尔曼（Wendy Sherman）前往中国，后续可能再派布林肯或沙利文访华，为拜登与习近平在10月罗马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上举行双边会晤创造条件。

比较明确的官方表态是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G7峰会结束后表示，拜登结束同俄罗斯普京的会晤后，将在未来一个月内以某种方式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谈。无论在什么时间、以何种方式进行会谈，拜登将继续以此评估中美双边关系。这种接触的尝试受到商界的热烈欢迎，他们认为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边关系持续恶化十分令人担忧，可谓是两败俱伤的结果。

不过在沙利文发表声明后不久，美国国务院透露，同中国接触并无意于实现破冰与突破，而只是拜登致力于外交的体现。同时拜登认为，领导人的个人外交是无可替代的，这种外交并不局限于他与普京总统之间。

然而，在6月29日G20外长会前，有消息透露布林肯和王毅并没有计划进行会晤。于是外界转而期待拜登同习近平在10月G20峰会举行会谈。拜登政府对中国转向对话、接触，面临美国内对华鹰派的强烈抵触。由于拜登上任之后设定议程的优先顺序，是专注于重振美国、控制新冠疫情推动经济复苏以及重振联盟体系。因此，拜登对与中国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进行双边接触、交易的兴趣不大，中国政策的意义在于其向国内外展示民主体制优势，赢得国内外联盟支持，先赢得更多政治筹码，再迫使中国改变其行为。

南京大学美国问题学者朱锋认为，由于拜登政府实施了对新疆的新制裁、对香港局势的新干涉，中国认为美方并无会谈的诚意，并不愿意安排新的会晤。乔治城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埃文·默德洛斯（Evan Medeiros）则表示，中美高层互动对于维持良性的战略竞争至关重要。与中国展开对话，虽然不会削弱竞争，却能促进良性竞争，并获得盟友的信任与认可。

从另一个侧面来看，拜登目前虽然赢得了赞誉与认可，但他始终未能阐明他希望在对华接触中实现什么明确目标，美国希望在哪些领域获得利益、哪些领域进行让步、哪些方面具有共同合作的意愿。美方相关官员透露，目前白宫所谓的合作仅限于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伊朗、朝鲜带来的核安全问题。外界则分析拜登政府对于新疆问题的制裁行动，是否能迫使中国改变其政策，而不是激起中国实施报复性制裁。

兰德公司高级研究员提默西·赫斯（Timothy Heath）表示，拜登的制裁行政令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延续，通过更精细的法律规定，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迫使中国遵从规则。而美国的亚洲盟友则欢迎美国对华的重新接触，但仍担心美国在印太地区更注重安全，而对经济置之不理。迫于国内政治压力、外交服务于美国中产阶级等考量，拜登政府不会加入推进任何大型贸易协定。可以预见的是，在拜登政府的议程清单上，对华政策可能仍是靠后的选项，尽管其他选项都是为此服务的。

由于上一次在安克雷奇的会谈充满了分歧与争吵，而且美国仍希望对中国展示其实力地位，中国对于与美第二次会谈安排十分谨慎。这段时间以来，拜登政府仍然信奉实力优势外交，致力于构建西方民主国家“反华联盟”，共同调查新冠疫情来源、加剧台海紧张局势、夸大新疆和香港人权问题等，在国际社会孤立中国，迫使中国妥协让步。而中国政府避免同美方高层接触，正是因为看到美方并无诚意改善双边关系，防止重蹈3月会谈覆辙，与美国在七国集团声明中包含的一系列问题上继续争吵，使其能够继续操纵中美关系，为拜登政府解决前任总统遗留的国际国内问题所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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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目前来看，拜登的欧洲之行可能并没有实现既定目标，欧洲国家并没有同美国形成对华统一战线，仅仅给出了一些口头上的支持。同时，拜登在国内推行的基础设施等各项政策法案持续面临两党议员的反对和挑战，最终以妥协换来有限的政治成绩。这些政策法案距离通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落实到地，也不可能扭转美国在基础设施、社会治理等方面的颓势，最终落得一个“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

中美最近的高层往来发生在七国集团峰会前，美国务卿布林肯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通过电话。而在拜登结束其欧洲之行后，中国对于同美方接触的信心再次下降。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于29日以线上方式出席G20外长会，再次削弱了为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奠定基础的机会与可能。而布林肯不同王毅会面，透露出拜登政府可能重新考量对华接触的安排，继续寻求同中方相关党内官员进行会面。目前中国已经回绝了美国防部三次通话的请求，尚不清楚中国政府是否会改变策略，考虑美方的接触安排。美方官员透露，中国尚未明确回应是否会接待谢尔曼访华。

美方始终强调其目标并非是要遏制中国，并非要开始一场新的冷战、陷入新的冲突，而是通过积极竞争，“为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和普世价值服务，进行反击”，外界对于中美关系的前景并不乐观。

美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Foundation)全球创新政策副总裁斯蒂芬·埃泽尔（Stephen Ezell）认为，中美要在经贸方面取得进展，关键在于美国制定出具备稳定性、一致性和连贯性的外交政策。虽然目前有大量关于中美之间是否会发生新冷战的讨论，在多边层次，宣扬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威胁，蔑视人权价值观进行国内镇压行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反对民主的斗争。在双边层次，把中美锁定在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和一个衰落的大国之间的经典对抗之中，美国从经济政策制定、政治运动到国际联盟、军事部署，无一例外地都以与中国开展不可避免的竞争对抗的视角来制定。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学者陈玲（Chen Ling）表示，拜登通过在香港或维吾尔族政策上批评中国来强调民主价值观，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民主党人倾向于强调价值观，但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在经济和科技政策上，拜登基本上也采用了特朗普的传统。因此，中国逐渐发现拜登政府的对华强硬立场，相比其前任总统，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在特朗普政府造成美国国内民主政治的衰败，美国国内公共舆论要求拜登政府能够以更加强硬、鲜明的姿态来应对国内外关系。

出于维护民主党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的表现，拜登将继续扛起所谓“民主对抗专制”的意识形态大旗，用对抗中国的姿态来重新塑造美国国内选民对民主党的认同因此，这种选举政治的短视性，也造成中美双边接触都将很难取得成果，双方都没有信心破冰，也无意于实现突破进展，两国都在学习适应中美关系的“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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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对美冷淡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积极促进同俄罗斯、欧洲的关系。本周一中俄举行电话会晤，普京总统与习近平总书记互称老朋友、真伙伴，共同祝贺《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0周年，普京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并称中俄关系作为21世纪政府间合作的成功典范，处于“历史最高点”。虽然近期欧盟对华态度则有所冷淡，双边贸易投资协议仍被搁置，中国仍在积极争取更多时间，重新衡量在变动关系中的立足点。中国意识到，中美欧利益交叉非常复杂，中美欧互动博弈将左右中美关系的突破性进展。

纽约大学国际研究教授、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蓝默（Ian Bremmer）表示，七国集团峰会中美国与欧洲之间在中国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当有关中国议题的讨论突然出现时，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国领导人都有出其不意的感觉，他们甚至暂时关闭了峰会网络，因为没有人希望内部这些异议外传，影响到业已达成共识的协议内容。

尽管北约《布鲁塞尔峰会公报》中界定中国为北约带来了“系统性的挑战”，但与此同时，《公报》也明确提出，北约在可能的情况下愿意与中国保持建设性的对话，双方就政策行动进行信息交流是有价值的，讨论潜在的分歧，形成相互对等的透明和理解，有利于北约和中国双方关系。可以看到，美欧在对华问题上并非达成全然共识，中国需要主动塑造新的三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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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月11-13日英国康沃尔举行的七国集团（G7）会议中，在各项议程中凸显了美国在拜登时代重回跨大西洋盟友体系的角色。虽然这次七国集团峰会没有中国参与，但是中国议题贯穿会议始终，几乎在每一项议程的背后都暗含着中—美—欧政经关系的复杂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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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指出，北约峰会的背后是“美国希望与盟友结盟，向北京广泛施压；欧洲政府不想被卷入对抗，并急于保护贸易关系”——美国的强硬姿态和欧洲国家领导人相对缓和的表述形成了对照。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与中国的相处既有风险又有回报，“我不认为会议桌旁的任何人都希望与中国陷入一场新冷战”。德国总理默克尔认为，在不能忽视中国威胁的同时，“也不能夸大这种威胁，并需要寻找平衡点”。

欧洲国家的这种姿态，体现出了北约同盟的内部仍存在另外一种声音，认为欧洲国家不应该过多地被卷入美国对华的强硬立场，从而忽视更加切近的俄罗斯带来的威胁。据《纽约时报》报道，由于此次拜登出访还涉及美俄领导人会晤，东欧国家比如波兰便担心，拜登会采取对俄宽松政策，最终会免除针对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相关企业的制裁。由于北约成员国的这些各自考虑，拜登试图推行的对华强硬立场并没有在欧洲内部获得完全一致的共识。

可以说，西方国家在七国集团峰会和北欧峰会以来的强硬对华姿态，只代表了舆论上的一时团结。其中美国较为强硬，欧洲国家较为温和。但长期来看，各国对华政策趋势仍然充满了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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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的方面看，拜登在就职总统以来的涉华表述发生了很大变化，而这种变化背后则是拜登政府内部在外交政策上具有的分歧。在2020年总统竞选期间，拜登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宣称“中国不会吃掉我们的午餐”，认为中国不构成对美国的竞争。而如今在拜登就职半年以来，与之前相对缓和的姿态不同，拜登多次表达出明确的竞争性立场，并将中美竞争解释成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竞争，是所谓“民主在二十一世纪是否还能行得通”的较量。美国《大西洋周刊》撰稿人托马斯·赖特（Thomas Wright）认为，拜登的对华立场转变出乎很多民主党人的意料，背后体现的是拜登政府内部存在的分歧：“一些高层外交政策官员与拜登总统观点一致”，但政府中还有一些人“担心美国与中国陷入的冷战式的意识形态斗争”，认为“中国的力量被夸大了”“美国值得耐心和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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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在今年九月份即将举行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将为德国乃至欧盟在未来的对华立场带来更多变数。根据当前的民调显示，德国联邦议会的第一大党“基督教民主联盟”虽然仍较其他政党相比有显著优势。但由于德国联邦宪制规定，“基督教民主联盟”在目前的支持率下大概率需要与“绿党”组成议会联盟来共同执政。在涉华议题上，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总理候选人阿明·拉舍特（Armin Laschet）希望紧跟默克尔的对华政策，认为与中国的合作应大于竞争；虽然这种立场在基盟内部也在遭遇挑战：基盟内部的许多成员期待能有更强有力的表述，来回应比如新疆人权问题、“一带一路”倡议所带来的国际秩序转变等。与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党领袖的缓和立场相比，德国绿党的领袖阿娜蕾娜·拜尔波克（Annalena Baerbock）则清楚地指出德国和欧洲与中国的关系是一种 制度的竞争，是“威权力量与自由民主国家”的较量。她将的 一带一路 倡议描述为 硬核权力政治 的一部分。由于拜耳波克所领导的绿党在今年年底极有可能成为仅次于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德国政治的最大影响因素，拜耳波克对华的强硬态度，为未来的德国与中国的关系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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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欧盟议会的角度来看，未来的中欧关系也不容乐观。自上个月欧洲议会因回应我国制裁欧洲议会议员的行为而决定冻结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以来，欧洲议会日益显现出在涉华事务上的疏远态度。许多外媒称这是中国的战略失算。相比之下，在七国集团康沃尔峰会以来，欧洲议会的许多议员对未来的美欧合作表达了非常积极的态度，许多议员尤其期待能尽快在七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框架下签订15%的最低企业税率协议。欧洲议会的一些成员希望能用美欧合作的方式重振经济，从而彻底取消中欧投资协定的议程。而这对中国来说意味着更加严峻的外部经贸环境。在未来的二十国集团会议当中，中国即将面对的是包括最低企业税率协议在内的更加多维度的外交压力。

此外，拜登政府在外交上日趋清晰和强硬的姿态，也并不能真正回应当前世界面临的最紧迫的实际问题，强硬对立的政治姿态背后，国际社会真正需要的则是在理解各自差异的同时进行务实的合作，从而应对共同的危机。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