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本文摘自《中国传播学评论（第十一辑）》的第二部分“算法数据与城市”。

融通共生：从媒介系统运作出发反思算法伦理

潘霁

摘要：讨论算法伦理常以人作尺度，遵循真、善、美或人的尊严价值的标准展开。但算法、数据库、物联网和虚拟仿真技术将人类卷入无处不在的媒介的实时运行中，成为系统的碳基“湿件”。按德布雷说，机器的精神加速设计制造了强加给人的世界。人与世界关系的尺度发生反转：媒介系统的持续运行本身对算法在个性推荐、资源分配和身份生成等方面的伦理提出了“无声的要求”。据此，本文提出媒介沟通系统的持续运作本身要求“融通共生”作为调和人与技术关系的伦理基础。“融通共生”原则作为技术系统内涵的伦理基础，在个性推荐、资源分配和认同建立等算法伦理热点领域形成具体表达。个性推荐算法通过实时编码，力求持续更新沟通系统的差异。在智能资源分配中，融通共生原则要求超越启蒙迷思，在“明暗交错”间实现算法透明。在建立认同方面，融通共生表现为算法支持多元身份的生成和游牧，抵御单调，创生妙趣横生的现代文明。在人的尺度外，将媒介系统的运行引入算法伦理的考量，探索、反思将技术系统特质视为功能物的路径，为算法伦理问题提供媒介学的洞见。

关键词：算法;融通共生;算法伦理;媒介运作

激活数字潜能，推进网络强国，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转型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的变革正成为中国重要的国家发展战略。转型背后，数字技术系统的运作渗入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数字技术系统运行背后的驱动程序，算法勾连着无处不在的大数据，传感器网络和日益膨胀的算力，构成“数字中国”核心的沟通系统。算法内含有限、抽象和有效的控制命令结构，能在既定条件下完成特定目标。其中，机器学习算法吞噬海量数据以产生智能；社交网络算法生成社群交往；个性推荐算法捕捉数据流动，对未来精确预判。在不同的领域算法的自动运行，包括物流社交机器人应用、银行贷款发放、媒体内容推荐、面部身份识别、就业求职、公共交通管理，甚至人体的环境感知。算法在数字系统中的运行激进地改变了人与技术的关系，在算法推荐、资源分配和身份认同等热门领域引发大量围绕伦理的讨论。

社会、文化与技术耦合的数字沟通系统是算法伦理的推论基点。人与非人行动者沟通、连接，方能在其动态关系中创造伦理争议，生产相关知识，呈现伦理张力。按新制度主义技术分析，松散的标准元素(个人、法律、经济等)交互方可构成可行且被社会接受的技术。冈克尔提出关系主义的道德地位理论，认为技术的道德地位并非取决于个体属性，更在于技术与人的关系形态。沟通系统视角与此呼应，将技术运作置于与其他技术、社会、文化子系统复杂的交互关系中考察。智能算法构成数字时代沟通系统最重要的非人行动者。在输入、输出的程式化运作间，算法依靠与数据和算力的关联，先发制人，主动制定切实影响人们命运际遇的规则。算法程序的句法包含了使实现系统特定流程成为可能的命令结构。算法、符号、物质与用户据此纠缠构成具体的沟通系统。于是，算法有了社会文化意味——其伦理原则取决于算法连接异质系统过程产生的关系,并在不同算法情境具体实现中进行不同表达。

从沟通系统角度，探究算法伦理的基础原则及其在不同面向的表达，意义深远。首先，从沟通系统视角切入媒介技术，反思了将媒介转为个体化后作为功能物进行分析的传统路径。其次，将算法运行视为紧密勾连社会、经济、文化子系统的驱动力量，将技术运行与个人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的生成关联起来，从数字技术属性入手反转媒介与环境的关系，算法技术实时持续的运作成为环境切实的塑造者而非监测者。最后，算法技术系统引起“数字中国”不同领域越来越多的问题，并实时提供基于后台数据运算的“现成”解决方案。算法不仅加速了“数字中国”金融、贸易、资讯等领域的运行，作为社会技术还规定了信息应如何呈现、产生意义、取得合法性、获得公共属性。算法的力量吸引了不同人群，它推荐合适的行动，组织时间秩序以影响事件的发生。技术本身运行有“无声的要求”,其在个性推荐、资源分配和身份认同面向需要具体的伦理判断，为算法伦理的讨论提供了新的分析架构，有利于揭示算法作为新兴技术的多重潜能。

一、融通共生作为算法伦理的基础

融通共生是算法系统运行伦理的基础。融通共生指异质独立的沟通系统间以不同形态发生反复的交融碰撞，构成生成性关系。不同性质的社会、技术和生物系统，维持各自运行。在不取消多元共存的前提下保持融通，并经技术的中介调节持续更新生成新的沟通经验。人与技术融通共生的关系构成算法在不同领域展开的伦理基础。在算法驱动“数字中国”的转型发展中，人与技术的关系发挥根本作用，成为个性推荐、身份认同与资源分配等算法领域进一步推导伦理原则的基点。

融通共生何以成为算法运行的伦理基础——即人与算法技术在日常相遇时应如何做的基本规定?符合理性律令是提出伦理原则的根据。伦理的基本原则大抵发源于道义论、目的论或美德论的三种立场。作为绝对律令和道义论最主要的倡导者，康德提出凡受绝对理性指引之行为，包括清晰的使命责任、行为规则和政策策略皆应视为符合伦理要求。但对理性的伦理推论，人文主义传统多将人视为核心尺度。个人与技术共同构成的沟通系统却被默认长期存续。经认定具有稳定存续时间性的沟通系统，小到身体感官与技术装置构成的伦理主体,大可指向城市日常和以更大时空尺度杂糅硬件、软件和湿件的超大型运作系统,赛博格、智能城市或城市大脑等即其范例。与之相应，理性也默认线性时间存在持续循环。进而讨论延迟满足、自我克制和勤勉经济在道德上的正当性。模拟钟表是工业社会恰当的隐喻。在此意义上，算法伦理常被界定为用户使用算法建立符合理性和真、善、美主观标准的社会关系。

相比之下，“融通共生”作为算法运行的伦理基础，更直接指向数字沟通系统自身发生激进变迁的可能。时间性由具体的人、物、符号与传播技术(符号媒介与交通技术)交互生成，是特定社会技术系统反复运行的凝练。数字技术撼动了工业社会线性持续的时间观念。围绕“无时间的时间”“时间加速”“弥赛亚时间”的讨论说明了数字时代时间性本身的转型。离散时间观的背后是数字沟通系统运作节奏和方式的变化。数字环境下，复杂的软件结构(自动算法)穿插于用户与服务工具的基本操作间，对计算机器及其外部设施功能负责,沟通系统的复杂性呈明显提升。个人居于与技术的耦合结构中，成为有机部分嵌入系统。在复杂的沟通系统中，人能做各种事，却对硬软件系统所知、所做有限。正如鱼游水中，难以知水。作为后果，沟通系统整体崩溃再难通过概率计算框定。人类文明迅速地从贝克的“风险社会”转向“脆弱社会”:复杂系统在运行中难以预估。

系统内部不对称的加剧和系统崩溃的迫切可能性令沟通系统成为较人本主义更基础的理性原则。软件程序(算法)、湿件(人)与硬件(机器设备)构成的耦合结构在控制论意义上构成了边界开放、独立运作、自我组织、自我生成的实时信息沟通系统。系统勾连碳基和硅基，获得了类有机体的特征，与外部环境形成反差。从控制论视角看，数字沟通系统运作的基础在于维持自身的存续和发展，充盈系统意义，同步维护系统象征秩序和增强生命活力。相反，自我损耗、熵值上升、“废墟”体积不断增大甚至导致自我消灭的，对任何“活”的沟通系统来说都缺乏基本理性。数字身体、智慧城市或企业数字办公系统莫不如是。维系沟通系统生命要以信息循环往复流动为前提。信息是对不确定性的消除，系统内部及其与环境间持续的信息流动预设了距离和其不确定性。两者为沟通发生的前提，而非沟通消灭的对象。同质性抹杀距离和不确定性，它甚至意味着沟通系统本身的衰亡。香农等人将信息作为衡量沟通系统生命活力的指标。冗余指的是重复，噪声指的是意义缺失。相对冗余，沟通系统信息的产生和流动取决于不同元素的不断碰撞，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差异和不确定性。三者持续更新，成为沟通系统惯常的状态——更新即数字时代的存在意义。差异和不确定性的创造取决于沟通系统对外部环境的接纳和转化，而非同质化贪婪的吞噬和自我膨胀的非理性驱力以及系统内部元素异质同在，共同催生新文化审美体验。前者涉及沟通系统与环境的转化渗透。后者要求沟通系统内部的运作保证元素充分的多元共在，反复创造(破坏)性的“邂逅”。相对噪声，沟通系统的存续取决于有效“融通”。通过融合连通异质元素，沟通系统在反复运作中凝结可辨识的元传播秩序和动态稳定的意义结构。两者作为形式与沟通系统的生命力交叉。传播秩序和意义结构在形式上能不断产生有意义的区别，又不至于物化到压制沟通系统多元生命力的程度。分寸的把握需要人与算法构成的沟通系统成为精心设计、机缘巧合、稳定结构和实时变动、彼此调和的辩证交叉体。

此外，融通共生的理性还体现为人与非人行动者间更平等对称的关系。人与技术的不对称包括技术支配人和人对技术工具化的控制。算法连接用户时，技术系统独立的运行和算法的程序编码形式限制异化使用者内在的生命活力。推到极致会形成可怖的异托邦场景：工厂高速运转的流水线日渐被物化，工人与工业技术系统合二为一；或“困”在实时紧迫的算法“牢笼”中苦苦挣扎的外卖骑手。对此，有人悲叹个人越来越难以做出符合自由意志的选择，算法系统“越俎代庖”。算法将每一个个体都作为算法逻辑体系的参数而不考虑个人主体性。在人占主导的关系中，技术被缩减为中立的工具对象，为人服务，目的论的推断与此契合，为最多人创造最大价值的技术即符合伦理。但技术系统运作中卷入异质性的人群、文化符号、历史传承和各类物质的复杂性、数字技术作为生存栖息的环绕环境、技术自身的独立行动力、不同算法间彼此学习和“杂交”的动态都消失在“一切为人类服务”的实用主义论断中。融通共生原则要求在多元异质的人群中，技术和文化历史符号间建立起双向关联，形成带类有机体特征，能作为伦理主体的沟通系统。共生伦理让人、符号和技术在保持独特性的前提下共在，鼓励异质性在相互刺激中出现创生可能。融通共生试图超越两种基础性的不平等：既克服个人面对大型技术系统时的异化，也可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层层迷思。

在数字中国，算法程序的反复运作组装特定人(群),技术(簇)与多种文化、政治、社会、历史和经济因素，构成在不同领域下有不同作用的数字沟通系统。算法驱动的个性推荐、自动化资源分配和个人(群体)多重数字身份的实时生成，构成当下最核心的算法伦理热点领域。融通共生作为算法伦理的基础，在具体领域推演出不同的伦理原则。

二、算法个性推荐：重新编码以更新差异

数字平台的个性化内容推荐算法源于20世纪90年代。平台的个性化内容推荐算法基于用户与数字沟通系统过往的交互数据档案，智能推送个性化定制内容。算法推荐系统影响购物消费、交通路线和社会交往的选择。不断重新编码算法程序，持续更新差异的生成，成为融通共生原则在推荐算法领域的体现。循此规则，推荐算法要在运行中对系统外部环境保持足够的开放转译能力。推荐算法系统的运作一则需确保异质的用户实践、文化符号积淀、商品流动不断碰撞激荡，生成新的经验感受和社会关系又不至于彻底震荡粉碎算法在循环往复中凝结的意义结构。

比如，推荐算法形成的“信息茧房”或“算法气泡”问题引发了大量伦理讨论。从沟通系统运作角度看，“信息茧房”的形成即用户与算法技术在日常循环往复的交互中，异质内容和另类实践不断被同化。作为后果，算法平台海量信息高速的流动非但未能促进全球文化的多元化，反而加速了全球数字时代社会和文化层面更深刻的割裂极化。一方面，算法推荐导致同质性内容叠加，让看上去“自由”的信息环境在信息消费“个人本位”的环境中失去根本的自由和选择；另一方面，圈层固化甚至群落极化造成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群体与群体间深刻的隔阂。

融通共生原则要求推荐算法将系统外部环境异质符号，其他非人行动者(其他算法)或道德的异乡人(群)相对平等地吸纳到算法推荐系统。尊重多样性的吸纳转换，本身就是对算法程序的再编码。遵循融通共生基本原则对推荐算法展开伦理干预，就会在优化功能的传统路径外要求多方共治，不断调整算法沟通系统的运作。调整要求由推荐算法流程、活跃用户(群体)、算法工程师、符号话语与其他技术物构成的沟通系统，不断更新与外部环境的勾连。重要的是算法系统运作使不同元素间彼此碰撞，持续生出新的连接。具体操作上，算法推荐系统应结合技术再编码和人为干预，不断改变算法驱动用户(群体)之间，用户与推送内容、算法工程师群体，甚至与算法运行编码过程之间的关联的性质和强度。2022年3月中旬，国内头部App陆续上线了算法“关闭键”,允许用户一键关闭“个性推荐”功能。用户可自行选择是否拒绝平台基于个人浏览记录做出的个性化的内容推荐。在2022年3月2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144名受访者进行调查发现，53.8%受访者表示会选择关闭推荐功能。但关闭推荐功能并非关闭算法，关闭推荐的功能被编入算法沟通系统，成为其有机部分。从关系视角来看，关闭推荐允许用户个人参与对算法部分进行“再编码”。关闭推荐功能后，算法系统更多地将既有算法推荐逻辑外的元素“吸纳”进沟通系统，保持增进算法推荐系统的活力。用户与更为多元的内容发生连接，用户有更多选项参与算法本身的编码修正，用户与不同偏好的其他用户也产生更多的邂逅的机会。推荐算法在编码设计中，通过支持新用户或新内容的引入，实时数据加权，甚至算法工程师的人为干预，确保算法驱动的数字沟通系统持续存在充分的差异元素。足够的差异能不断融通生成新的交互。不少头部算法推荐平台常会有意将算法公式推荐范围外的内容投入算法与用户的耦合结构。从算法逻辑外部引入异质符号，导入不同偏好的用户数据，推动不同算法杂交。通过算法与人反复磨合沟通，将异质环境要素转译为算法系统新的构成，刺激算法推荐系统的“类有机体”不断升级进化。

三、资源分配：“明暗交错”间的算法透明

在各类资源的智能分配领域，融通共生原则具体表达为算法系统在明暗交错间可追责的透明运作。“明暗交错间的透明”突出了算法透明的伦理意义。同时“明暗交错”又打破“驱逐黑暗”的启蒙迷思，为异质多元的融通共生预留了可能。因为多数用户无法对难以预测或解释的算法伦理干预、监督和纠正，学者多将算法运作的透明视为伦理关键。其中涉及信息可用和可访问的条件，以及信息如何在实用主义和认识论层面支持用户做出决策的过程。算法沟通系统运行的痕迹证据是算法透明的关键。算法系统对于卷入其中的人(群)而言易于辨识且可以解释，才能帮助观察者判断算法驱动资源分配的伦理正当性，推动和参与共同治理，产生让算法沟通系统变得“可追责”的知识。

在算法驱动资源分配的沟通系统中，无法被信息“光照”的“暗影”必大量存在。算法本身是高维数据、复杂代码和可变决策逻辑聚合的产物。由数百条规则动态构成的算法决策结构以复杂叠加形式组合，很难被直观审查。算法系统整体是由大型工程师团队在与具体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复杂博弈中研发出来的。算法投入运行后，多元用户群体日常积极与算法技术、算法工程师、企业组织、其他用户和各类算法驱动的资源流动展开双向交互，参与算法系统实时再编码。沟通系统不可避免地嵌入了多样化的价值表达和媒介实践，形成高度复杂的动态结构。暗影存在对于激活算法沟通系统的生命力具有重要价值。

透明概念的内部有启蒙主义的思想遗产。启蒙主义致力于以知识驱散“黑暗”蒙昧。启蒙主义将算法信息的曝光等同于知识和伦理。在盛赞“知识之光”驱除蒙昧黑暗时，启蒙主义迷思忽视了数字环境中让一切透明的“光照”,尤其具有致盲和消灭多样性的“野蛮力量”。若启蒙主义迷思无法用数据分析“照亮”算法运行，则一律视其为不存在，算法伦理判断就会局限于个人算法经验、感受和想象。例如，在探究算法的系统中，外卖骑手、“网红”和“微商”等职业群体的困境及其对算法的想象确能揭露算法系统的某些面目。但由此展开的伦理判断往往回缩到对资本力量的批判。因为存在“暗影”而将算法沟通系统整体视为无法辨识、理解或控制的，则可能要面对生活中算法迅速膨胀的“黑盒子”,个人面对巨大软硬件机器时，一味悲叹，觉得挫败无力，甚至被剥夺“个人的独立性”,进行伦理上的反思和批判，采取积极行动进行伦理干预。最后，若将算法系统中的“暗影”作为必将被数据击穿、变得透明的对象，则会极大地减小系统多样化的“融通共生”的可能性。算法沟通系统的“暗影”部分很可能是系统外部性大量另类可能性的发源点。与已被数据击穿的透明部分相比，暗影中更可能隐藏着算法编码系统的现有逻辑无法涵盖的内容，存在根本质性不同的可能性。共生原则还要求透明与暗影之间发生频繁交错。暗影在光照透明间斑驳的存在保证了算法系统仍能不断生产出新的信息、人员和物品的流动。明暗碰撞融通中方能持续产出新的沟通体验。透明部分在与暗影对比中，具有更强的可辨识度和可理解性。明暗交错可能产生更多可供追责的算法叙事。事实上，明暗交错比彻底照亮更有效地增强了算法的“透明”和可追责的伦理特征。

四、算法身份：妙趣横生的游牧式建构

算法驱动个人或群体的身份建构也在当下引发了大量的伦理讨论。算法身份建构的伦理争议主要集中在算法偏见和算法去个性化的效果两方面。算法程序依据用户的数据画像，形成不同个人或群体的身份范畴。算法运作常在性别、种族和阶层等两元对立的范畴内产生大量“算法偏见”,并与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源的分配关联。与此相关，有学者指出算法驱动形成的外在身份建构是去个性化的过程。算法身份的形成有一种基于群体而非个人特征展开判断和分析的倾向。当组合算法分析受到自身派生的知识和行动的影响，卷入算法系统的个体就因算法去个性化的原因，无须再被识别为个体。

从沟通系统的“融通共生”出发，可将“妙趣横生的游牧式身份建构”作为其具体表达。“妙趣横生的游牧”作为数字中国多元身份建构的伦理表达，提出了超越“算法偏见”与“去个体化”的新分析框架。从理论资源上，“妙趣横生”的算法身份生成借鉴了“游牧化生成”的概念,其背后是新斯宾诺莎主义本体论作为推论的依据。身份认同的产生并非局限于特定个人的生理或社会文化属性，更指向跨越人与非人(技术、物体、文化积淀等)不同物种间，合作共作和相互融通的中间过程。与沟通系统的“关系”视角契合，个人或群体身份的生成发生在技术与自然、男性与女性、黑人与白人等不同种族，全球与本地、当下与过去等多重两元对立的异质元素，反复碰撞，相互渗透，不断调整和重新装配的动态中。身份生成的液态过程抗拒类似性别、种族、阶层等诸般二元对立的概念范畴。二元对立的种族、性别、阶层观念本身就缩减甚至消灭了性别种族等身份在生成过程，中间阈值状态多重的其他可能性。由此出发，“算法偏见”表述中对于性别、种族和社会阶层等身份标签二元对立的静态理解，实际上本身已巩固了偏见结构对其他可能性的系统压制。与此同时，融通混杂中的游牧式身份生成虽然保有了对负面性的分析功能，但其生成过程却更多指向有趣和愉悦的价值。多重身份在动态生成过程中，趣味和愉悦的价值指向在关联多重身份时的游戏化倾向。自我表达的内在驱力推动作为类有机体的算法沟通系统，为具身缠绕于人与非人关系网络中的身份主体，提供不断发生游戏化(再)重组的动力。

五、结论：算法沟通系统的多重潜能

算法伦理并非是有待通过的道德考验，或特定的数字文化现象——而是需各方积极争取和努力参与实现的社会、技术和文化成就。符合融通共生伦理原则的算法系统是多元利益主体共同参与的结果。伦理原则的实现取决于人们如何预计技术系统本身的整体设计和意义，惯常运作和价值偏见等方面对人类集体未来可能的含义。算法伦理的评判以技术系统自身内在的伦理框架或人的价值尊严为导向，对这种意义展开估量和解释。算法是新兴的社会技术系统。广义的社会文化环境为算法系统运行过程中多重解释的涌现，预留了大量实现的可能性。

围绕算法系统的运行提出了“融通共生”的伦理原则，有助于把算法技术保留在基础形态，在意义诠释和权力关系上产生多重变动的灵活性和暧昧性。算法技术伦理原则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算法沟通系统不同要素间的符合基础理性的关系，进而界定沟通系统的装配在什么条件下会让算法“犯错”。更为重要的是智能机器(自动运行系统)的伦理精神正加速制造“设计”强加给人的伦理系统，人与世界关系的尺度发生反转。选择从媒介系统自身“无声”的要求入手探讨算法在个性推荐、资源分配和身份生成方面的伦理表达，在结构功能主义媒介分析架构外，从沟通系统运行的视角，或能为数字时代另辟媒介分析的“蹊径”创造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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