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入成员国和潜在成员国之于此次峰会的报道主要集中于加入缘由的分析，以及对于金砖未来的畅想。

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印度总理莫迪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出席金砖峰会新闻发布会。图片来自路透社。

与之相对，发达国家媒体对金砖国家会晤以及扩员态势普遍呈负面评价，这反映了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和媒体叙事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相关舆论立场展示了对金砖国家崛起的深度担忧和明确敌意，这一立场似乎并非仅针对金砖国家，更像是整体对全球权力动态变化的焦虑和不安全感的投射。

美国之声（VOA）评论道，“该集团作为一个整体可能会走向对公众异议和辩论的容忍度下降的道路。”认为金砖国家可能不再是一个寻求影响全球增长和发展的新兴大国的经济俱乐部，而更像是一个政治俱乐部。挪威《晚邮报》（Aftenposten）更是评论称，

金砖国家的性质将随着这一轮扩大而改变，中国的主导地位将增强。

另一个讨论核心是将金砖国家视为七国集团G7等西方机构的制衡力量，甚至是地缘政治竞争对手。瑞典科技工业组织Teknikföretagen的首席经济学家马茨·金沃尔（Mats Kinnwall）撰文，从“金砖国家已经超过G7了吗？”这一问题出发，比较金砖国家和G7的经济增长趋势和增速、人均GDP、繁荣/腐败维度，得出了“金砖国家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发展）动力”这一结论。荷兰报纸《NRC》总结道：“该组织尚未像中国希望的那样成为七国集团的替代品。”比利时《时间报》（Tijd）甚至以《中国寻求将金砖国家扩大为G7的竞争对手》为题展开论述。

峰会召开之前的预测中，英美媒体基本上认为本次扩员的过程和结果将呈现出金砖集团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即以中国为代表的路线和以印度为代表的其他发展中国家路线，并且较为关注哪些国家会被吸收加入金砖集团，在申请加入金砖集团的国家中进行阵营划分，比如把伊朗、白俄罗斯、委内瑞拉和古巴划分为敏感阵营，媒体认为他们的加入代表了金砖集团的反西方倾向。而一些与西方传统意义上交好的国家阿根廷、沙特阿拉伯和印度尼西亚则被认为很可能是23个国家中第一批加入金砖集团的国家。

同时，发达国家的媒体过度聚焦于金砖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倾向于描绘这些国家为一个充满内部矛盾和不和的竞争体。例如，《华尔街日报》发文指出，更大的金砖国家不会构筑稳定的结构；在彭博社（Bloomberg）、路透社（Reuters）和BBC等西方主流媒体中，强调金砖国家在共同议程上的缺乏一致性，特别是关于共同货币和成员标准的议程。报道重点在于金砖国家内部的潜在冲突并暗示金砖难以长久的定论。彭博社的报道援引了金砖概念首创者奥尼尔（Jim O'Neill）的说法，强调金砖五国本身的协调机制就已经存在困难，扩员后如果金砖集团没有明确的协调机制，更像是一个松散且象征性的组织。甚至还讨论了本次峰会中普京的缺席。《纽约时报》的报道认为金砖主要功能似乎是在服务中国和印度等大国的特殊利益，而非全球治理的可行替代方案。这不仅是为了在国际上塑造一种消极的金砖前景预期，更是为了分化和消解发展中国家逐渐在全球治理中凝聚的共识和立场。

发达国家的叙事路径多为“假设—证明”结构，无论是援引专家观点、罗列案例，还是从经济、政治体制，内部矛盾的角度来“举证”，其目的只是为了证明金砖的“非正统”，这种急于否定的态势不仅体现了发达国家对于金砖扩员的不安，西方媒体开始将金砖与G7进行对比之时，就已经反映出这些发达国家之于金砖的警惕在逐渐增加，既是对“领导世界”的信心在不断下降，更凸显了其治理困境。

将两种叙事的要点进行整合放在一起来看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发展中国家往往在叙述事实说明自身的诉求，而发达国家则主要是在对金砖的未来发展进行否定和唱衰的假设以及论证，并没有关注更没有回应发展中国家的诉求，这就形成了一幅无法形成对话的图景。

在8月24日的峰会上，印度尼西亚佐科总统发表讲话强调说，“我这次出席金砖国家峰会不仅是作为印度尼西亚的领导人，而是作为占世界人口85%的全球南方国家的领导人。”佐科认为，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非常不公平，发展差距正在扩大，“因此我呼吁发展中国家团结起来，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我们都必须继续发出平等和包容性合作的声音。金砖国家可以站在争取发展正义和改革更公平的世界治理的最前沿。”

金砖扩员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已经站在了寻求集体身份的新起点，这种觉醒将带来新一轮的凝聚与抗争。在“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背景下，国际法和国际规范的格局都处于紧张的转型之中，不少国家在与既有的国际规范及其西方倡导者进行互动的过程中积攒起了诸多不信任与抗拒之情，而更倾向于认同金砖国家所支持的价值原则及其处理国际规范问题的基本方式。金砖国家事实上已经被共同认定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象征，成为引领“全球南方”的战略俱乐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