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骥: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及其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限度

作者: 发布时间:2021-01-25 来源:复旦中外人文交流+收藏本文



容提要

在中美战略竞争新格局下,法国率先重申“战略自主”,其外交独立性的战略价值再度凸显。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具有深厚的外交传统和内在逻辑,是建立在实力、战略文化和强势领导人推动的基础上,并借欧洲一体化加以展现,在不同的国际格局中呈现出不同的内涵。马克龙总统提出全方位的战略自主,其外交独立性主要是相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有利于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多边主义,但这种独立性是有限度的,对国际秩序变革的态度也是矛盾的。它同时制衡着国际体系中的新兴力量,也会随着美国对多边主义和盟国协调的回摆而有所削弱。

作者:张骥,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法国研究中心副主任

本文发表在《欧洲研究》2020年第6期



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的形成深刻影响和改变着国际战略格局,同时,美欧战略关系亦在进行深刻调整与重组,中美欧之间的战略互动明显增强。随着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欧洲特别是欧洲大国的战略取向备受关注,中国和美国都分别强化了其对欧战略。特朗普政府对欧洲盟友同样采取了“美国至上”的单边主义和蛮横态度,致使大西洋关系跌入低谷。面对中美战略竞争和美国的战略施压,法国在欧洲国家中率先重申法国和欧洲的“战略自主”,并推动其成为欧盟的政策实践。它在大西洋关系中再次凸显外交和战略上的独立性,对维护大国关系的平衡发挥了积极作用,国际社会对法国和欧洲战略自主的期望也在上升。纵观法国外交的发展史,其在外交和战略上的独立性具有深刻的历史传承和内在逻辑,并随着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而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如何认识中美战略竞争格局下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及其重申的欧洲“战略自主”,对于厘清新形势下的大国战略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  法国外交独立性的传统


在外交和战略上标榜独立并非马克龙政府外交政策的一时之举,它在法国的外交传统中具有深刻的历史根基。第五共和国以来,独立外交就是法国外交的重要特征。然而,在不同的国际政治格局下,法国外交独立性的内涵和表现形式却不尽相同,其独立性的强弱程度也随着国际权力格局的演变而发生变化。


主权、独立和伟大是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总统所创立的法国外交基本原则。这一外交传统来源于第五共和国在冷战两极格局中的战略选择。主权原则,是指法国要确保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在大国政治中保持法国的自主权。这一主权原则并非指绝对主权,当自身实力不足以实现其对外政策目标时,法国主张通过欧洲联合,让渡部分主权来实现联合起来的欧洲主权,以确保法国和欧洲在大国政治中的自主。独立原则,是指法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实现战略自主,其实质是在总体上隶属于西方阵营的前提下,在内部保持相对于超级大国美国的独立,在外部保持相对于超级大国苏联的独立。戴高乐指出:“我们所说的和所做的必须保持独立性。我重新执政以来,这就是我们的原则!”[1]伟大原则,是指法国要始终追求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和伟大,追求全球影响力,伟大本身就是目标。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核大国是法国地位和伟大的体现。这三项基本原则构成了第五共和国外交的基石,并且作为戴高乐主义的遗产,在法国形成了跨党派、跨社会的“国家共识”,并被长期遵循。[2]这些基本原则反映了法兰西民族和戴高乐总统本人桀骜不驯的高傲。这既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国大国地位衰落的回应,也是对超级大国控制和霸权的反抗,法国外交由此呈现出独立大国外交的独特个性,在世界政治中独树一帜。从二战结束至今,这三项基本原则一直在影响和指导着法国的外交。


冷战两极格局下,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和战略自主突出表现在两大战略行动上:一是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结构;二是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新中国建交。1966年法国“退出北约”(实质上是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结构)的行动对西方阵营造成重大冲击,法国也因对美国控制的挑战而在世界政治中赢得了影响力和尊重。此后,法国的安全和国防锚定在“国家自主和独立”的方针之上,其安全和防务政策成为欧洲国家中最独立和最具民族主义特征的政策。[3]直到冷战末期,法国的安全和防务政策仍然牢固地奠基于国家模式。[4]与新中国的建交则体现了法国在外交上寻求独立和撬动世界政治的雄心。法国是西方阵营中第一个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大国,中法建交亦被形容为“外交核爆”,松动了僵硬的两极格局,反映了当时两个体系中的次等强国对超级大国控制的联合反抗。它提升了法国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力,也使其获得了在中国对外关系中的特殊地位。


正是基于法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相对独立性,特别是在西方阵营内部相对美国的独立性,毛泽东将法国划分为“中间地带”国家。这种独立性使法国在东西方阵营的对立中获得一种相对超脱的地位,其外交由此得益匪浅。法国工业强大,尤其是军工业,其相对中立的态度使得众多国家可以从法国购买工业产品,特别是军火。法国得以向阿拉伯国家(产油国)和以色列同时出售武器,在向苏东集团出售武器和工业产品的同时,将技术产品出口到美国。这是法国独立外交所带来的收益。


如果说在冷战两极格局下,法国外交的独立性主要表现为反抗联盟内部超级大国的霸权和控制,一定程度上超越阵营对立,奉行相对独立于联盟主导国家和盟友的政策,那么在后冷战时期的一超多强格局下,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则体现为对美国霸权、单边主义和实力至上的反对。


冷战结束初期,随着两极格局的迅速瓦解,法国一度以西方阵营的胜利者自居,在外交上表现出某种进攻性。然而随着美国在世界上“一超独霸”[5]地位的确立,特别是小布什政府单边主义外交路线和实力至上理念的推行,法国再次在外交和战略上显示出独立性。在后冷战一超多强格局下,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和战略自主主要表现为两大战略行动:一是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二是推动欧洲一体化,特别是欧洲外交和安全防务政策的一体化。2003年,法国联合德国反对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不仅引发大西洋联盟的分裂,还在欧盟内部形成了被美国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称之为“新老欧洲”的分裂。[6]在制衡美国单边主义的问题上,法国与中国形成了共同立场。这一时期,法国不仅在西方大国中第一个与中国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还推动欧盟对华政策的法国化,推动欧盟与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此外,法国在欧盟内部推动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尽管这一政策因美国的坚决反对和阻挠最终未能实现。


冷战结束后,欧美战略关系中的焦点是北约的前途和地位,以及北约与欧盟在欧洲安全中的关系问题。欧洲国家因此形成了大西洋主义和欧洲主义的分野。[7]法国在欧洲国家中最为坚决地主张削弱美国在欧洲的政治和军事存在,削弱北约在欧洲安全中的主导地位,深化欧洲政治、外交和安全一体化,逐步建立独立的欧洲防务。尽管受到亲大西洋主义的英国等国家的牵制,法国仍利用各种机会推动欧盟政治、外交与安全政策的一体化进程。从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欧盟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CFSP)的建立,到1994年北约布鲁塞尔峰会欧洲安全与防务特性(ESDI)的建立,再到1999年法英圣马洛峰会、2000年欧盟科隆峰会启动欧盟安全与防务政策(ESDP),法国成功将其推动欧洲政治、安全、防务独立的欧洲主义政策向欧盟投射,实现了欧盟政策的法国化。同时,在推动欧洲政治、外交、安全一体化的进程中,法国始终确保国家主权的最小让渡,坚持政府间主义,区别于德国所主张的联邦主义一体化路径。


在推进欧洲联合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法国既要实现相对独立于美国的“欧洲人的欧洲”,又要实现确保法国自主和领导权的“法国中心主义的欧洲”和确保国家主权的“祖国的欧洲”。[8]这是法国外交独立性的特征,其不但具有复杂性,而且存在内在矛盾和张力,导致其独立性受到限制。


最后,也要辨析法国独立自主外交与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异同。中国和法国是国际政治中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典型大国。两国所认知的“独立自主”既有共同点,也有区别。中国所秉持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一是强调独立自主决策,坚决反对干涉内政;二是强调不结盟。邓小平在论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时指出,对于一切国际事务和国际问题都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地决定自己的态度和政策。[9]“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10]对于不结盟,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11]


中国和法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共同点在于对国家主权的强调(尽管对主权的认知也存在区别),反对超级大国和霸权国家对国际事务的垄断和操控,将国家的命运和内外政策的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在冷战时期体现为对美苏霸权的反抗,而在后冷战时期则体现为对单边主义和霸权政治的抵制。其区别在于,法国的独立是在大西洋联盟、欧洲联盟既有框架下的独立,法国的独立也要通过联盟的方式来实现和保障;而中国的独立是建立在绝对的不结盟基础上的独立。

  


二  法国外交独立性的基础与限度


(一)法国外交独立性的基础


法国之所以能够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离不开相应的实力基础、战略文化以及强势领导人的推动。


第一,经济实力和工业能力是法国能够保持独立自主的重要物质基础。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削弱了法国国力,但战后通过加强国家宏观调控,并借助欧洲复兴计划,使其经济得到迅速恢复。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法国经历了“辉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GDP年均增长5.6%,在西方世界中的经济实力仅次于美国、联邦德国和日本。尽管70年代中期后,法国经济增速下滑,但直到90年代中期,法国仍维持世界第五的地位。[12]法国具有雄厚的科技和工业能力,在核电、航空、航天和铁路方面居世界领先地位,其航空和航天工业仅次于美国和俄罗斯,居世界第三。[13]法国率先开发高铁技术,是全世界第二个拥有完整高铁系统的国家。法国是较早开发核电技术的国家,20世纪70年代制定了庞大的核能发展计划,民用核电站数量及核电占比居于全球前列。法英于1969年联合研制出世界上首架超音速客机“协和号”。这一时期,法国的工业实力在欧洲国家中首屈一指。


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降,法国的经济实力严重下滑,国际竞争力下降。特别是在欧债危机的打击下,法国经济陷入衰退,财政赤字严重,失业率高居不下。尽管时有起伏,但法国国力总体上进入了下降通道,特别是与新兴国家经济实力的迅速增长形成了鲜明对比。国力的下降使得法国对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的追求失去了坚实的实力基础,法国不得不越来越依靠欧洲一体化作为“权力放大器”来实现外交政策的目标。此外,法国也越发感受到新兴国家影响力和地位的上升,加之近年来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做法,使其意识到主权受到权力政治的威胁,因而再度强化对本国主权和欧洲主权的坚持。这是法国外交独立性在新的国际格局和自身实力下滑背景下的新诉求和新表现。


第二,除了经济实力,独立的核能力和核大国地位也是法国外交独立性的重要保障。戴高乐认为,只有掌握核武器,才能对两个超级大国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因此,戴高乐坚定发展法国独立的核能力,反对美、苏、英限制核试验的《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肯尼迪政府试图将法国核力量纳入北约多边框架的企图,最终建立起独立的核力量体系,奠定了核大国的地位。独立的核力量是法国敢于挑战美国在欧洲安全中的主导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结构的硬实力基础,也是法国在外交上敢于独立于美苏的现实依托。2020年12月8日,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总统在法国核能巨头法玛通公司(Framatome)的一家工厂宣布了新一代核动力航空母舰的计划。他在讲话中指出,法国的战略前途和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取决于法国的核工业。核威慑、核潜艇和核动力航母是法国作为一个独立大国在世界上被尊重的基础,使本国得以保持战略自主。[14]


第三,法国外交的独立性也来源于本国卓尔不群、桀骜不驯的战略文化。这一一方面是因为法国具有独特的地缘战略环境、人文历史传统和辉煌的大国历史,另一方面也与二战后戴高乐总统的主动塑造密不可分。追求大国地位、坚持独立自主和善用均势手段是法国战略文化的基本内涵。这一战略文化在戴高乐之后的历届政府及其相关决策中得到高度认同和内化,对法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践产生了稳定、持续的作用。[15]同时,这一战略文化也得到法国社会、精英和大众的认同,由此形成了独立外交深厚的社会和舆论基础。法国社会舆论对于反抗霸权有着天然的支持。同时,由于对本土文化的保护立场及对文化多样性的坚持,法国社会一直对美国文化的强势推行保持抗拒甚至抵制的立场。这一战略文化成为法国在冷战后倡导和推进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基础。独特的战略文化成为法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也在一定条件下转化为本国的硬实力,使其以二等强国的物质力量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扮演了重要大国的角色。[16]


第四,独立的大国外交同样离不开强势领导人的推动。戴高乐总统开创了第五共和国独立外交的传统和战略文化,独立自主、反抗强权和大国地位成为戴高乐主义的重要内涵。其中,对美国霸权的对抗常常被作为戴高乐主义的象征而闻名于世。后冷战时期,希拉克(Jacques Chirac)总统对美国单边主义的挑战和对世界多极化的追求再次塑造了法国对抗美国霸权的形象。强势领导人强悍的个性、在国际国内政治中的威望,以及对法国国家利益和主权的坚持,是法国独立外交得以成功实践的重要条件。如今,马克龙总统因其雄心勃勃的抱负、鲜明的个性,以及敢于对特朗普政府进行毫不留情的回击的态度,被认为是法国外交回归戴高乐主义路线的体现。


(二)独立性作为欧盟影响力的来源


通过欧洲联合和欧洲一体化来实现法国的外交和安全战略目标是二战以来法国外交的基本依托,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同样通过联合起来的欧洲(欧盟)来实现和保障。法国始终在联合起来的欧洲(欧盟)中强调欧洲主义的路线,推动欧洲(欧盟)成为国际政治中一支独立的力量。戴高乐曾两度否决英国加入欧共体,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担心英国成为美国在欧洲内部的“特洛伊木马”,美英特殊关系将使美国可以通过英国来控制联合起来的欧洲。到了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时代,两次石油危机使法国进一步意识到自身力量的不足,只有借助欧洲联合才能在世界上与美苏的霸权抗衡,以保持外交的独立。


法国所主张的欧洲外交的独立性成为欧洲(欧盟)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来源。在法国的牵引下,冷战格局中的欧洲成为美苏两极的中间力量,在后冷战的多极格局中,欧盟则努力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成为欧洲(欧盟)战略价值的来源。在中美关系向战略竞争关系演化后,欧盟的战略价值随之上升。随着自身国力的下降,法国愈发需要依靠欧盟来实现自身的主权和独立性。因此,马克龙提出雄心勃勃的“重启欧洲”的计划,捍卫欧洲的主权,实现欧洲的战略自主,实际上是通过捍卫欧盟的主权来捍卫法国的主权,通过实现欧洲的战略自主来实现法国的战略自主。


(三)法国外交独立性的限度


法国外交的独立性是有限度的,其表现为:第一,法国在外交上的独立不可能脱离大西洋联盟,脱离西方国家的身份和属性;第二,法国独立外交赖以保障的实力基础正在削弱;第三,法国赖以依靠的欧盟具有先天的不足,法国对欧盟独立性的牵引有限。


尽管法国在西方联盟内部挑战美国的霸权,但实质上反对的是美国的操控和美国的单边主义。美国的外交政策及其对盟友的态度是影响法国外交独立性最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当美国表现出枉顾盟国利益、单边蛮横和实力至上的行为特征时,法国就会表现出抵制态度,其独立性开始彰显;但当美国向多边主义回归,重视协调盟友关系并依赖国际制度时,法国的独立性则相对下降。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人权等问题上,法国从来都是西方阵营中的一员,且时而冲在西方国家的最前列。因此,法国的独立是在联盟条件下的独立,其前提是法国是西方国家中的一员。


在安全和战略领域,尽管法国是欧洲国家中最主张战略独立的国家,具有独立的国防和核力量,但是无论法国还是作为一个整体的欧洲,在安全和防务上仍然对美国具有较大的依赖。在推动欧盟成为一个全球战略行为主体与维持跨大西洋联盟这两个目标之间寻找平衡始终是困扰法国外交和防务政策的一个重大挑战。这使得法国和欧洲的独立具有软弱性,显著体现在法国对待北约的矛盾态度上。法国的北约政策一直以来就是复杂和矛盾的。1966年,戴高乐总统宣布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结构,但是没有退出北大西洋联盟,“戴高乐不是要脱离北约,而是要脱离美国的指挥”。[17]当面对来自苏联的威胁时,法国又始终站在美国和北约一边并依靠它们。同样,在海湾战争、南斯拉夫战争和“9·11”事件中,法国都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18]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法美严重分裂,但萨科齐(Nicolas Sarkozy)总统上台后又迅速修复法美关系,并迈出重返北约军事一体化结构的重要一步。


由此可见,在对待北约的问题上,法国独立性的体现是“朋友、盟友,但和而不同” 。[19]法国所希望的是在同盟中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当这种独立性受到威胁时,法国自然选择离开联盟;而一旦独立性能够得到保障,法国理应成为联盟的重要一员和领导者。其区别就在于在北约外部追求独立还是在北约内部追求独立。[20]法国尚且如此,更遑论欧盟中其他成员国对待北约的态度。特别是随着欧盟的东扩,新入盟的中东欧成员国在安全上严重依赖北约和美国的保护,并不支持也不相信欧洲能发展独立的安全和防务。这大大牵制了法国在安全和战略领域提升欧洲独立性的主张。


法国国家实力和竞争力的下降已在上文中论述。它使得法国无论是在面对传统霸权还是新兴国家时,均缺乏实力基础和讨价还价的砝码。同时,它也造成法国在欧盟内部地位和领导力的下降。尽管法国不断提出各种倡议,但越来越缺乏足够的国力和资源来支撑自身的倡议,不得不寻求与德国等国家的合作,因而在欧洲一体化和欧盟对外政策方面也要做出更多的让步和妥协。


法国外交独立性赖以施展的欧盟,作为一个独立战略行为主体存在先天不足。尽管法国一直试图将欧盟建设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然而,不同成员国对于欧盟的战略定位(特别是在跨大西洋关系方面)并不一致。随着欧盟扩大,成员国在重大外交和安全问题上的分歧加大,欧盟经济、政治和外交一体化机制的内在缺陷导致内外危机不断,军事和安全能力缺乏,这一切都使得欧盟难以作为一个整体发挥独立战略主体的作用。


法国对欧盟独立性的牵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法国在欧盟中的领导力。这种领导力既体现在法国主导欧洲议程的倡议能力,也体现在法国协调其他欧洲国家特别是大国立场的能力,其中的关键是法德轴心的协调。冷战时期,由于西德战败国地位带来的外交上的克制以及法国突出的领导力,在法德轴心中,法国的牵引力较强。而随着冷战结束、两德统一大大增强了德国的实力及其在欧盟中的地位,德国在德法轴心中的地位上升。欧债危机则进一步改变了欧盟的权力结构,德国实力“一枝独秀”,更加显示出“法国主张、德国内核”的特征。[21]当然,在对外政策和防务领域,法国不乏议程设置能力,然而只有当法德立场一致或者接近时,欧盟的独立性才得以发挥,例如戴高乐和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时期,以及希拉克和施罗德(Gerhard Schroeder)时期。而近年来由于欧债危机严重削弱了法国的实力和在欧盟中的领导力,法国对欧盟独立性的牵引已明显下降。


 

三  法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独立性


当前,世界格局正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国际权力结构出现了东升西降的态势,并最终由于特朗普政府“蛮权力”外交[22]的施行,使其加速演变为中美战略竞争格局的形成。同时,欧美关系也由于特朗普政府“蛮权力”外交而跌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低点。中美战略竞争成为当前国际格局的首要方面,这是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国家所面临的新的战略态势。法国在诸大国中率先提出“战略自主”。一般认为,这是法国针对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态度而做出的回应。然而,如果结合法国外交独立性的历史脉络及其内在逻辑,可以发现马克龙所强调的独立性和战略自主具有在新的国际格局下的新特征,其独立性在主要针对美国的同时,也在一些方面或在一定程度上针对国际格局中的新兴力量中国。


法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独立性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法国较早意识到国际秩序中可能出现中美两个体系的对立;二是法国承认西方的衰落,但不愿做美、中任何一“极”的附庸,而要推动欧盟追求战略自主;三是法国认为中美战略竞争可能给自身发挥大国作用带来某种契机。


法国在欧洲大国中较早意识到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中美两大力量都在强化自身的实力以及对世界的影响,法国和欧洲面临新的重大地缘政治挑战。早在2018年10月,法国国际关系研究院(Ifri)就在一份有关中国“一带一路”的政策报告中提出,随着中国全球影响的增强,未来很可能出现中美两极竞争共存、中美两个全球治理体系竞争的场景。[23]在2019年法国驻外使节会议的讲话中,马克龙明确指出,美中两国正在成为影响世界格局的主要“玩家”,印度等新兴国家也在赶超欧洲,法国和欧洲如果不能奋起维护自身的主权,将来可能被迫在美中之间进行选择,成为它们其中一个的盟友或者“小伙伴”。[24]到2020年11月,马克龙在接受巴黎高师地缘政治研究小组的长篇专访中,更加直接地表明,美国和中国都在增强自主权,这对欧盟是一项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25]如果说在较早时候,法国主要意识到的是中国权力增长带来的挑战的话,那么随着特朗普政府“美国至上”、实力至上外交蛮横地加诸欧洲盟友,法国更为清醒地意识到地缘政治的挑战不仅来自中国,也同时来自传统的盟友美国。


马克龙提出的应对之策是,要在一个地缘政治上升的世界中,增强法国和欧洲的主权和战略自主,建设一个强大的政治化的欧洲,甚至认为这是避免中美寡头形成的唯一途径。法国和欧洲不能被迫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成为任何一“极”的附庸。法国在其中发挥作用的强大的战略自主的欧洲对于实现国际关系的再平衡,建设一个平衡的多极世界至关重要。[26]这一外交战略思想表明,一方面,法国非常现实地看到了国际格局的变革,承认这种变革以西方霸权的衰落和中国的崛起为主要特征。马克龙在西方大国领导人中较早公开承认“我们正在经历西方对世界的霸权的终结。18世纪以来基于西方霸权的国际秩序正在发生变化。”[27]但另一方面,法国不甘心自身和欧洲在国际格局中地位的下降,也不愿意在所谓中美两个体系中做选择。


马克龙提出的欧洲战略自主不是某个领域或某个方面的战略自主,而是全方位的战略自主,旨在将欧盟建设成国际政治中独立战略力量的战略自主。2017年9月,马克龙在索邦大学的重要演讲中系统阐述了其欧洲构想:以一个“主权的、团结的和民主的欧洲”为目标,在六大关键方面建设欧洲主权,包括防务建设、应对移民挑战、聚焦重点的对外政策、可持续发展的榜样、数字化欧洲建设以及经济和货币力量。[28]到2020年11月,马克龙进一步发展了其建设欧洲主权的理念,不仅更为明确地提出欧洲主权、战略自主的体系,而且强调了这种主权和自主的针对性。他提出的欧洲主权体系包括防务主权、科技主权(5G主权)、医疗和卫生领域的主权、欧元和预算主权(基于共同债务的转移支付联盟)、外交政策的主权等。他强调要实现不依赖美国的防务自主,不依赖美国和中国的技术自主,不从属于美国的外交政策自主。[29]这些领域既涉及当前大国竞争中最为关键的领域,也包括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而凸显的医疗和卫生领域的自主,体现了法国的战略雄心。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由于特朗普政府不断在北约军费和责任分摊上向欧洲施压,而且在伊核协议等问题上直接损害欧洲的安全利益,在法国的推动下,德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转变,法德得以共同强化和加速推进欧洲独立防务建设。欧洲防务一体化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实质性进展,涉及防务产业、能力建设、军事行动等多个领域。法德推动欧盟激活了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的永久结构性合作框架(PESCO)(目前已有25国参加),设立了欧洲防务基金(EDF),建立了成员国年度防务评估机制,“欧洲军队”和“防务联盟”建设也被提上日程。安全和防务领域的战略独立,显然是针对美国的。特朗普政府时期,大西洋两岸在安全和防务领域的分歧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中美走向战略竞争,法国和欧洲的战略价值也再度凸显。法国认为,面对多边主义遭到美国的破坏以及中国越来越积极介入国际事务带来的挑战,欧洲要在重建有效的多边主义方面发挥领导作用。[30]欧盟要致力于在美国缺位的情况下成为维护多边主义的领导者。自美国退出一系列多边机制以来,法国已连续发起多个多边主义倡议,包括马克龙精心打造的巴黎和平论坛、与德国共同发起的多边主义联盟,以及与中国共同发起的全球治理论坛等。法德共同发起的多边主义联盟,其主要合作伙伴是中等强国,意在凸显在大国博弈背景下欧洲作为一极的影响力。[31]中美欧之间的战略互动明显强化,美国试图施压欧盟“选边站队”,共同遏制中国;而中欧之间的战略互动也在加强,在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的背景下,中欧投资协定谈判有了外部的推动力。


欧洲大国权力格局的变化则为法国大国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新的空间。英国的“脱欧”不仅凸显了法德轴心的作用,客观上增强了法国的领导地位,而且削弱了原来欧盟内部大西洋主义的动力。特朗普对德国同样粗暴的做法促使德国在法国一直梦寐以求的独立防务建设领域迈出了最大的步子,倒向法国一边。[32]而“后默克尔时代”的开启,为马克龙领导作用的发挥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马克龙独立外交和战略自主的思想,既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戴高乐主义独立自主外交传统和战略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反映了马克龙本人的性格和特点。马克龙的崛起之路就是不愿在传统的法国左翼和右翼之间做出选择,而开辟了一条所谓“中间道路”。马克龙同样具有雄心勃勃和不屈不挠的性格。特朗普政府和特朗普本人蛮横的外交风格,则在外部刺激了法国独立性的发挥。在欧洲内部民粹主义、疑欧主义高涨的背景下,马克龙成为坚定的欧洲一体化捍卫者的象征,他从竞选开始就不断提出深化一体化和捍卫欧洲主权、确保欧洲战略自主的倡议和主张。

  


四  法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独立性的意义与限度


在特朗普政府“蛮权力”外交甚嚣尘上的背景下,法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独立性具有积极的战略意义,对于反对美国霸权、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具有重要作用,也有利于形成对中国有利的国际环境。同时,我们需要客观全面地理解法国外交的独立性,认识到这种独立是相对的并具有内在矛盾。


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独霸、唯我独尊的外交路线,不仅挑起对中国的全方位战略竞争和对抗,而且妄图构建遏制和围堵中国的联盟和包围圈,发起所谓“新冷战”,严重破坏了国际战略平衡,毒化了国际战略生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蛮横行为方式严重损害了其他国家的利益。同时,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至上”、单边主义的外交路线,背信弃义、毁约“退群”,对全球治理体系、多边贸易体系、国际制度体系和多边外交体系造成严重冲击,粗暴践踏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对于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而言,特朗普政府实力至上、民粹主义的外交路线严重动摇了自由民主制度和西方价值体系的根基,严重损害了西方国家的形象。法国对此采取反对甚至反抗的立场,敢于对美国霸权说“不”,坚持多边主义、反对集团对抗,对于维护国际战略平衡、维持多边外交体系、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基于美欧之间的同盟关系,法国在同盟中敢于站出来反对美国霸权,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大国精神和担当。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面对美国屡次要求选边站队的施压,法国总体上并没有跟随美国遏制和围堵中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采取了相对独立的立场。中法在全球治理领域、在维护多边主义的问题上形成了战略共识和合作,而这正是法美、欧美的矛盾所在。2019年3月,中法联合发表了《关于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重申对国际法、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多边主义的坚定支持。[33]一直以来,中方明确表示支持欧盟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支持法国在欧盟中发挥积极领导作用。正是有了中欧双方的共同努力,国际多边体系得以维持,特朗普政府也不能为所欲为,中法、中欧对美国的霸权主义和霸凌行径形成了制衡和制约。


同时,我们必须客观、全面地认识到,在国际格局转变和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法国外交的独立绝不仅仅只是针对美国的独立自主,同时也是针对新兴大国中国的独立自主。法国外交的历史发展表明,其对国际格局中的主要力量都会采取平衡的举措。法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独立性的限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对盟友美国的矛盾态度、对中国新兴大国地位的矛盾态度以及对国际秩序变革的矛盾态度。


法国对美国的反对主要针对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路线和粗鲁蛮横的外交风格,尤其是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退群”毁约行为直接损害了法国和欧洲的政治、安全、战略利益和外交努力,严重伤害了盟友的感情。退出《巴黎协定》致使法国最重要的多边外交成就严重受挫,退出“伊核协议”和《中导条约》直接威胁到欧洲的安全,以施压方式胁迫盟国承担北约军费致使马克龙发表北约“脑死亡”说,挑起关税战和瘫痪世界贸易组织严重损害了法国和欧洲的经济利益,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则有损法国的外交利益。法国对此予以回击,并推动欧盟回应,法美、欧美关系严重倒退。这是促使马克龙重申法国和欧洲主权以及战略自主的主要因素。


然而,由于法国和欧盟在安全和防务上的软弱性,尽管近年来欧洲防务一体化建设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但法国和欧洲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依然存在,欧盟内部不同国家对北约和美国的态度也存在很大的分歧。法美、欧美矛盾的焦点是军费分摊问题。法国对北约的矛盾立场并不新鲜,曾“两进两出”北约军事一体化指挥结构,这充分表明了法国的软弱性,其要真正实现欧洲的独立防务和战略的自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且必然面临美国的阻挠。


而在意识形态领域,法美、欧美的共同点仍远远大于分歧。以中国为代表的非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和中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体现出的国家治理优势直接挑战了西方制度和意识形态的所谓“普世性”和“优越性”。法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优越感依然强大,越是国力下滑、地位下降,就越可能在意识形态领域强化与新兴国家的竞争。在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人权、涉港涉台和涉疆涉藏等议题上,法美并没有根本性的差异,只是政策手段的软硬之别。


目前,美国当选总统拜登(Joseph Biden)及其团队已经显示出向多边主义和国际制度回归的迹象,也表达了修复欧美同盟关系的愿望。拜登甚至表示要在上任当天就宣布重返《巴黎协定》,向法国和欧盟伸出了橄榄枝。美国向多边主义和同盟外交的回归,将减弱法国和欧洲对美独立的外部动力。然而,法国已然深刻地认识到,地缘政治的回归和美国国内民意的支持将继续为“美国至上”提供基础,这限制了未来拜登政府外交政策的调整。法美、欧美要在经贸摩擦、数字税、碳关税、“长臂管辖”、北约军费分摊、伊核协议、土耳其问题和俄罗斯威胁等政策议题上达成妥协并非易事。近一段时间,欧盟已经表现出塑造拜登政府欧洲政策的迫切性,欧盟委员会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于2020年12月2日发布了《全球变局下的欧美新议程》,提出以欧美关系为中心重建紧密、开放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并提出双方在疫情防控、绿色与环保、技术、贸易与标准制定、安全与防务等领域开展合作的原则和具体工作步骤。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报告提出欧美应当搁置它们之间的争议,对中国采取一致立场并展开新一轮针对中国问题的欧美对话。[34]当然,试图通过中国议题来掩盖欧美矛盾是不切实际的,但在这个问题上,法国能否发挥建设性作用引导欧盟对华政策健康发展,仍值得高度关注。


法国对中国新兴大国地位的态度是矛盾的。法国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基于现实主义考虑承认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并希望从与中国的合作中获得实际的利益,但它又不甘心看到中国全球影响力的大幅提升。马克龙提出的捍卫法国和欧洲主权的主张,既有针对美国单边主义的一面,也有针对中国影响力增长的一面。法国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抱有矛盾心态,一方面将“一带一路”视为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另一方面又希望寻求合作的机会。在全球问题上,法国一方面视中国为多边主义合作伙伴,共同对抗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但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在多边国际组织和国际制度中权力的增长,指责中国将多边国际组织工具化。[35]法国希望在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公共卫生等领域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合作。同时,马克龙又强调在数字技术、标准制定、产业链、医疗等方面要形成欧洲自己的标准和体系,既要摆脱对美国的依赖,也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36]在5G问题上,尽管面对美国的施压,法国并未全面禁止电信运营商采购华为设备,但也宣布在使用许可到期后不再续签。法国主张发展欧洲自己的技术和标准,不愿看到新兴经济体在技术上的领先和标准上的影响力增强。在战略上,法国强化了印太战略,于2019年5月发布《法国与印太安全》战略报告,强调法国在印度洋的海外领地、专属经济区,以及在吉布提和阿联酋的军事基地的存在,以“印太行为体”自居。[37]法国强化了印太战略的军事和意识形态色彩,有制衡中国地区影响的指向,在南海问题上也展现出了高调介入的政策姿态。


最后,法国对国际秩序变革的态度也是矛盾的。一方面,法国是美国破坏国际制度和国际秩序的受害者,和中方在维护国际制度、提升其效率和推进其改革方面存在共识和合作空间,但随着拜登政府即将上台,它也寄望于美国对多边主义的回归。另一方面,作为原有国际秩序和国际制度的构建者和受益者,法国在反对美国单边主义的同时也不愿看到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获益过多,尤其是对中国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方面的努力有戒备之心,试图对中国不断增长的影响力进行制衡,以防止中国主导对国际秩序的改革。法国国内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中国从全球化中过多受益、法国是全球化“失去者”的社会舆论和思潮。[38]

  

五  结语


保持外交的独立性是法国对外战略的传统,它是法国对二战以来国际格局和国家战略环境演变的积极回应,既建立在国家实力和卓尔不群的战略文化基础之上,也离不开强势领导人的推动。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在不同的国际格局中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其基本逻辑在于反对霸权和控制,对国际体系中的主导性力量进行制衡,在不同的国际格局下它所制衡的对象和内涵也不尽相同。同时,法国外交的独立性是有限度的,法国不可能摆脱西方联盟,因其独立的实力基础有所削弱,其对欧盟战略自主的牵引有限。


在中美战略竞争的新格局中,法国将自身和欧盟外交的独立、主权的强化和战略的自主视为对地缘政治回归的回应,法国外交的独立性及其战略价值亦再次凸显,其对于反抗美国霸权、维护国际战略平衡和多边主义具有积极作用。但一旦美国向多边主义和盟国协调回归,这种独立性就会相对减弱。法国外交独立性的传统及其逻辑决定了法国对国际格局中的主要力量都会采取平衡政策,新格局中的新兴大国亦概莫能外。法国外交独立性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矛盾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是,在新的形势下发展中法、中欧战略关系,必须客观认识法国和欧盟对国际战略格局转变的战略反应,积极发挥其战略价值,回应其战略需求和战略疑虑,引导法国和欧盟的战略自主朝着构建平衡、稳定的国际战略格局的方向健康发展。



注释:

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的宝贵意见,文责自负。
[1][法]夏尔·戴高乐:《希望回忆录》,《希望回忆录》翻译组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页。
[2]Philip H. Gordon, A certainidea of France: French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Gaullist legacy,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2003.
[3]Philip H. Gordon, A CertainIdea of France: French Security Policy and the Gaullist Legacy.
[4] Jolyon Howorth, “Chapter 2 France”, in Jolyon Howorth and AnandMenon, eds.,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ationalDefence Policy, Routledge, 1997, pp.27-28, p.43;Shaun Gregory, French Defence Policy into the Twenty-FirstCentury, Macmillan, 2000, p.33..
[5]法国前外长韦德里纳曾提出一个概念,将美国称为“超级强国”(hyperpuissance),参见Hubert Védrine, Face à l'hyperpuissance, Paris: Fayard, 2003.中译本见:[法]于贝尔·韦德里纳:《面对超级强国》,张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6]参见陈志敏、张骥:《“新、老欧洲”与美欧关系》,载《当代世界》,2008年第2期,第14-16页。
[7]参加张骥:《中美欧三边关系的战略向度》,载陈志敏等:《中国、美国与欧洲:新三边关系中的合作与竞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4-25页。
[8]参见朱明权:《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与欧美协调》,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30-34页。
[9]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载《外交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第2页。
[10]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11]邓小平:《维护世界和平,搞好国内建设》,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57页。
[12]吴国庆:《法国》(第四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四版,第199-200页。
[13]参见中国外交部网站,https://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oz_678770/1206_679134/1206x0_679136/,2020年12月1日访问。
[14]Emmanuel Macron,«Discour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au creusotsur l'avenir du nucléaire», Le site de l'Élysée,8 décembre 2020,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0/12/08/deplacement-du-president-emmanuel-macron-sur-le-site-industriel-de-framatome, last accessedon 9 December 2020.
[15]参见冯亮:《法兰西战略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16]同上书,第1-2页。
[17] Claudia Major and Christian Mölling, “Show Us the Way Forward, Astérix”Europe needs the French Involement in ESDP, CERI-Sciences Po, Dossier du kiosque mars-avril2007, p.4.http://www.ceri-sciencespo.com/archive/mars07/art_cmcm.pdf,last accessed on 1 December 2020.
[18]参加张骥:《欧洲化的双向运动——法国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122页。
[19] Justin Vaisse, “A Gaullist by Any Other Name,” Survival: Global Politics andStrategy, Vol.50, No.3, 2008, pp.5-10;Jolyon Howorth, “Prodigal Son or Trojan Horse: What's in it for France?,” European Security, Vol.19, No.1, 2010,p.12.
[20]张骥:《欧洲化的双向运动——法国与欧盟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第155页。
[21]张骥:《欧债危机中法国的欧洲政策——在失衡的欧盟中追求领导》,载《欧洲研究》,2012年第5期,第29页。
[22]赵晨:《特朗普的“蛮权力”外交与美欧关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年第11期,第71-88页。
[23]Alice Ekmandir.,«La France face aux nouvelles routes de la soiechinoises», Etudes de l'Ifri, octobre2018, pp.6-7.
[24]Emmanuel Macron,«Discour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à laconférence des ambassadeurs et des ambassadrices de 2019», Le site de l'Élysée,27 août 2019,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19/08/27/discours-du-president-de-la-republique-a-la-conference-des-ambassadeurs-1,last accessed on 1 December 2020.
[25]«La doctrine Macron :une conversation avec le Présidentfrançais», Le Grand Continent, 16 novembre 2020, https://legrandcontinent.eu/fr/2020/11/16/macron/,last accessed on 1 December 2020.
[26]Ibid.
[27]Emmanuel Macron,«Discour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à laconférence des ambassadeurs et des ambassadrices de 2019».
[28]Emmanuel Macron, “Initiative pour l'Europe – Discours d'EmmanuelMacron pour une Europe souveraine, unie, démocratique”,Présidence de la Républiquefrançaise – Élysée.fr, 26 Septembre 2017, http://www.elysee.fr/declarations/article/initiative-pour-l-europe-discours-d-emmanuel-macron-pour-une-europe-souveraine-unie-democratique/,last accessed on 1 December 2020.
[29]«La doctrine Macron :une conversation avec le Présidentfrançais».
[30]Ibid.
[31]参见金玲:《“主权欧洲”:欧盟向“硬实力”转型?》,载《国际问题研究》,2020年第1期,第79-80页。
[32]参见赵晨:《变动中的美欧安全关系与欧洲独立防务建设前景》,载《当代世界》,2020年第11期,第47-48页。
[33]《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外交部网站,2019年3月27日,https://www.mfa.gov.cn/web/zyxw/t1648697.shtml,2020年12月1日访问。。
[34] European Commission, High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on For Foreign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Joint Communication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The European Council And The Council: A New EU-US Agenda for Global Change”,December 2nd, 2020, https://ec.europa.eu/info/files/joint-communication-new-eu-us-agenda-global-change_en,last accessed on 4 December 2020 .
[35]Emmanuel Macron,«Déclaration du Président Emmanuel Macron pour la75e session de l’Assemblée générale des Nations unies», Le site de l'Élysée, 22septembre, 2020, https://www.elysee.fr/emmanuel-macron/2020/09/22/declaration-du-president-emmanuel-macron-pour-la-75e-session-de-lassemblee-generale-des-nations-unies,last accessed on 1 December 2020.
[36]«La doctrine Macron :une conversation avec le Présidentfrançais».
[37] Emmanuel Macron,«Discours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à laconférence des ambassadeurs et des ambassadrices de 2019».
[38]参见张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法关系的再定位——国际关系创新的伙伴》,载《欧洲研究》,2019年第6期,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