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光耀教授首先对两位学者以及在场师生的到来表示了欢迎，并对讲谈学者进行了介绍。

平田博士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为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下称“一五时期”）的中苏经济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即发展重工业以及国有企业——方面的合作。平田博士选择的研究对象是位于东北的鞍山钢铁公司（下称“鞍钢”）。“鞍钢”在中国的“一五时期”扮演着重要角色。1954年4月15日，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就曾举办了“鞍钢技术革新展览会”开幕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富春、重工业部部长王鹤寿、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农业部部长李书城等重要领导均出席了该开幕式。

在引入研究对象“鞍钢”后，平田博士对学界现有相关讨论进行了梳理，并指出自己将从企业史角度展开研究。在材料方面，俄语能力优异的平田博士使用了包括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所收录的多类俄语文件。另外，鞍钢集团档案馆、鞍山市档案馆以及辽宁省档案馆由于种种原因均未向公众开放，因此平田博士所主要使用的中文材料为包括《鞍山60年回忆录》《鞍钢志》在内的各类“鞍钢”公开发表的出版物。通过对中、俄两方的材料对读，平田博士试图勾勒出一五时期中苏在“鞍钢”建设方面的合作。

在展开具体论述前，平田博士首先对于“鞍钢”建设以及“一五计划”的背景进行了介绍：

首先，“一五计划”的启动先于计划文书的出台，而包括无缝钢铁厂、大型轧钢厂以及7号高炉等在内的部分“鞍钢”项目的动工时间更早。1951年10月，苏联就提交了120卷的《恢复和改造鞍钢总体规划初步设计书》。次年上旬，“鞍钢”便编制了《鞍钢基本建设第一个五年计划》。直到1953年，全国范围的“一五计划”才开始实行，而“一五计划”文件的正式通过是在1955年7月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其次，中苏两方看待“一五计划”的态度有所差异。1952年8月，周恩来带着中俄双语的“一五计划”草案访问了莫斯科，而中方的初衷是为了学习苏联20世纪二十至三十年代的工业发展模式。但在五十年代，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方领导人对于工业发展持保守稳妥的态度，因此其看待“一五计划”时也更为慎重，由此与中方对工业发展的宏大构想之间形成了一定的差异。

不过，平田博士指出，尽管中苏在看待工业发展的态度上存在微妙差别，两方在东北地区的合作仍旧较为有效——在1953至1957年间，东北地区的钢铁产量遥遥领先。事实上，在“一五计划”开始前，东北就有着较全国范围而言最多的重工业，这是在“伪满时期”所打下的基础。因此，“一五计划”中的工业投资在东北的比重很大，而具体的建设任务中又有40%为重建与恢复“伪满时期”的工厂。当然，对于旧基础的依赖有着双面的效果，一方面这节约了资金，并缩短了建设时间，而另一方面对于旧工厂的不合理布局以及旧设备的继承使得工厂生产效率受到了一定阻碍。

在讨论完一五计划与鞍钢项目的整体情况后，平田博士又对在华苏联专家以及赴苏中国专家进行了考察。在20世纪五十年代，这批群体被视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先锋。1953年，“鞍钢”就已经有95名苏联专家，而该数字在1957年超过了2000，从而达到顶峰。与此同时，中国也派遣了技术人员、工人乃至管理人员赴苏联学习，重实践的轮岗式培训模式使得他们掌握了各类生产诀窍与管理方法。另不可忽视的是，学习俄语是各赴苏人员的首要任务。在苏中国人员往往会通过相互间用俄语交流的方式来提升语言能力。当然，鉴于俄语本身较难被掌握，因此也存在有人因俄语不过关而无法进一步参与学习的情况。

随后，平田博士指出，中苏的合作固然有着成效，但具体过程也反映出了各类因地理以及文化距离所产生的困难与矛盾：

首先，中方在苏联订购的设备往往不能在计划时间内交付“鞍钢”，而这常常是由于沟通不畅所导致的。为促进沟通，“鞍钢”在莫斯科成立了国外小组，但该办事处只能接听“鞍钢”打来的电话却不能打电话给“鞍钢”，因此双方的有效沟通受到了阻碍，这也影响了生产效率。企业层面交流的遇阻也使得双方有时不得不调用大使馆资源进行联络，而这也说明了为何部分与“鞍钢”相关的材料会保存于苏联外交部。

其次，中苏文化之间的差异也带来了一些隔阂。在华苏联专家以及随行家属有着单独的住处以及专门的购物商店，因而很少与当地人交流。此外，相关内参有着如下记载：部分鞍山的儿童因觉得苏联人外貌奇特而向他们的汽车扔石头。由此，平田博士指出自己赞同沈志华教授的观点，即此时中方选择限制中苏人员的接触是出于保护苏联专家安全的目的。

此外，平田博士又从宏观角度考察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中的延续与改变：

就苏方而言，“一五计划”时期的中苏合作是苏联对外经济关系发展的一个转折点。许多学者已经关注到，二战后的苏联转向了“社会帝国主义”（socialist imperialism），具体则反映为其在所占领的东欧，中国东北等地拆除机器，并实行一系列的贸易条件。而在中国的“一五计划”期间，苏联其实改变了对外经济政策，与中国东北的再度合作对苏联而言是一次新的尝试。

就中国而言，中苏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发展重工业，而在整个计划期间，中国逐渐减少了对于苏联技术的依赖，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独立制造各类机器。从20世纪五十年代“鞍钢”基本建设中进口设备的百分比可以看出，自1955年开始，进口设备的重量与价格均呈现出一定的下降趋势。也正是因为中国工业发展的逐渐独立化，1960年苏联专家的撤去对中国的影响其实并不大。与此同时，中国东北也开始支援中国其他地区的工业发展，方式包括干部输送、工人培训、子公司迁移等等，并将支援影响力辐射至包括越南、朝鲜在内的周边国家。

最后，平田博士对整个报告进行了总结。首先，东北成为“一五计划”的重点建设对象很大程度是因为独特的地方历史因素，“伪满时期”的东北已经成为了中国本土重工业最发达的地方，而国民党的统治又进一步完成了东北工业的国有化改造；其次，尽管苏联对于中国的支援极为重要，但中苏在企业合作中也存在着冲突以及误判。正如当今冷战史学界的观点，中苏关系在1960年正式恶化之前已存在走低趋势，只是没有被公开讨论。总而言之，“一五计划”时期的中苏合作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发挥了基础和引进作用。当然，中苏经济合作越成功，苏联对于中国的重要性也越发减少。

在平田博士报告完毕后，金光耀教授对报告进行了点评，并邀请与谈人初金一博士发言。毕业于斯拉夫语言文学系的初博士所关注的是俄罗斯文学与比较文学，他与平田博士均在斯坦福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两人常在一起看书写文章，且有着共同访学的经历。对此，初博士笑称自己和平田博士是“亲密战友”。

针对平田博士的报告，初博士则从更大的时空维度进行了补充。从元大都出现的俄国人形象到俄罗斯帝国的扩张，初博士点出了中俄（苏）在更长时段里的贸易与文化往来。在近现代历史视野中，初博士又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共产国际向中国所派苏联作家进行了讨论。这一时期的在华苏联专家对中国革命理论发展以及人才培养做出了积极贡献，而初博士特别点出了其中的一位——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特列季亚科夫。特列季亚科夫是苏联著名的未来主义诗人以及剧作家，编剧作品包括《怒吼吧中国》。他曾经在北大俄语系教书，著名俄语翻译家、《俄苏文学史》编者曹靖华就是他的学生。最后，初博士也点出，中俄（苏）漫长的交往史中存在着起伏波动，因此在探究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交往时也应注意到相应的政治背景与语境。

在问答环节，初博士提出了如何看待50年代中苏经济合作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外国间的合作这一探讨话题，而平田博士则就自毛泽东时期到21世纪初的跨国经济往来做了补充。在金老师的建议下，平田博士又对“伪满时期”日本在东北所设工厂、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东北工厂做了进一步的比较与阐述。

随后，在场师生围绕主题积极踊跃地提问，平田博士、初博士以及金老师也作出了相应的回答和补充说明，涉及的话题包括“鞍钢宪法”与“马钢宪法”、“精英模式”与“群众道路”、中苏态度差异的走向及影响、作为中央直属企业的“鞍钢”与鞍山市委的张力、高岗在中苏经济合作中所扮演的角色、苏联支援中国时的政治经济考量等等，一系列的衍生问答加深了同学们对于“一五时期”中苏经济合作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