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的变和不变

作者:沪港所 发布时间:2021-08-23 来源: 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收藏本文

「选题人」地理延续性(geographic persistence)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们十分感兴趣的话题。耶鲁大学政治学系的Emily Sellars 教授最近结合现有文献撰文讨论了自然地理特性在微观实证研究中的应用及可能存在的潜在识别问题。特别请书茗做了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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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许多方面来看,墨西哥城的位置都很糟糕。这座城市坐落在火山山脉之间的高地盆地中,位于一个被填埋的湖床之上,该城市的地理环境致使其易受到地震、火山、周期性洪水和干旱的影响。它曾被称为“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其地形将雾霾困在城市核心,导致空气污染达到非健康水平。这座城市实际上正在下沉,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某些地方下沉了8米之多,地下含水层迅速枯竭,由于水资源短缺而持续被长期透支。不止一位记者将这里描述为“最不适合建设大城市的地方”。


为什么墨西哥城会位于如此具有挑战性的环境中?标准解释是历史持久性。我们现在所说的墨西哥城是在三国同盟(阿兹特克帝国)的政治首都特诺奇蒂特兰市的基础上建立的。该城市选址建造时,沿着湖泊网络的位置更为有利,可以进行食品和其他无法通过山区轻松运输的货物的长途贸易。征服这里之后,西班牙人重新利用了三国联盟原有的政治和经济机构来巩固殖民统治。这座城市成为西班牙殖民势力在美洲的中心,几个世纪后,又成为墨西哥独立后的政治首都。现在,湖泊已经消失,该地区的地理环境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但墨西哥城仍然是墨西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


这类长期持续的论点在 HPE (Historical Political Economy, 历史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很常见。墨西哥城的例子说明了自然地理——一个地区的气候、地形、土壤类型、水资源获取和其他位置特征——在过去和现在的发展模式演变中扮演的复杂角色。某些初始条件导致人们在墨西哥谷地定居。随着时间的推移,山谷本身的自然地理及其对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影响都发生了变化。这种自然地理塑造(并将继续塑造)政治机构和结果,为我们这些在该地区从事 HPE 研究的人提供了实证挑战。


在这篇文章中,我强调了 HPE 研究人员在实证工作中解决自然地理问题时面临的几个挑战。Adam Slez在之前的一系列博文中解决了一些与分析单位、边界问题和空间依赖性相关的重要地理问题。我在这里的重点更窄:在HPE研究中,我们何时以及为何要考虑自然地理?当应用于近期或久远的过去时,自然地理的标准度量有多可靠?我们能否合理地将自然地理视为外生的?


地理既令人混淆,又不失为原因


即使对地理学没有直接兴趣的学者,也不得不在应用工作中对付这个问题,因为它是一种潜在的混淆因素。几乎所有的政治或经济结果都与地理有一定关系。比较常见的问题是,一个地点的一个或多个地理特征可以独立地影响解释变量和结果。例如,如果我们对过去或现在的国家集权如何影响经济发展感兴趣,我们需要考虑地理基础(例如决定农业生产技术的气候或河流模式)如何影响国家集权的激励和随后的经济增长模式。


在Morgan Kelly关于研究历史持久性的一篇工作论文中(Adam在他最近的文章中引用了这篇)强调了推断的潜在问题。除了Adam讨论的空间依赖性的基本问题之外,Kelly还指出,在许多关于历史持久性的经典著作中,参数估计对纳入标准地理控制量非常敏感。例如, Nunn(2008)发现如果考虑可能直接影响发展的疟疾易感性,估计奴隶出口对当前收入的负面影响将减少近三分之二。同样,Kelly发现,当加入对赤道距离的控制之后,Michalopoulos 和 Papaioannou(2013)对前殖民制度对当代发展的估计效应的值显著下降。Kelly强调这些论文不是因为它们做得不好(相反这些极具影响力论文发表在我们学科的一些顶级期刊上),而是因为它们说明了遗漏重要地理变量的常见陷阱,这些遗漏将会影响这一领域的杰出成果。


将地理视为后来政治或经济结果的“原因”来研究,有其自身的一系列问题。其中一个挑战是要说明联系地理和结果的假设路径是正确的。例如,Bleakley和Lin(2012)有关美国城市发展中的路径依赖的论文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他们给出了明确的理由,说明他们感兴趣的地理变量——可通航水道之间的港口——在决定早期的人口集中模式方面发挥了作用,但由于运输技术的变化,其对今天的经济行为的直接影响几乎可以忽略。对于那些将地理因素作为外生变量来源来预测过去或现在结果的研究设计,排除替代性的因果路径尤为重要。Acemoglu, Johnson和Robinson(2001)富有影响力的文章研究了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对这篇文章的普遍批评是,他们使用地理工具来预测制度差异、殖民定居者死亡率、捕捉了诸如平均温度等因素,但这些因素塑造了疾病环境,似乎也对制度和发展有直接影响。


长期研究地理学的另一个挑战是,地理因素影响政治和经济结果的方式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Jennifer Alix-Garcia和我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探讨了地理对墨西哥城市化的影响如何随着技术和政策的转变而变化。一个不错的例子是与美国边境距离的影响。在20世纪之前,邻近美国对其他地理协变量对城市化没有明显影响。如果我们发现靠近边境会影响早期的城市发展,反倒很奇怪,因为在19世纪之前,这个地方还没有国际边界存在。然而,随着20世纪的发展,墨西哥和美国的贸易在经济上越来越重要,这一因素成为人口集聚的重要决定因素。Jen 和我对地理基础的影响如何随时间变化的实质性问题很感兴趣,但地理的变化影响也具有方法论意义。比如,它强调了允许地理位置和结果之间的关系随时间灵活变化的重要性。


衡量过去位置的基础


与这些概念性问题不同的是更基本的测量问题。如果在实证工作中“控制”或以其他方式考虑地理特征很重要,那么一些 HPE 研究的问题就变成了寻找方法在长时间尺度上衡量这些特征。我们现在可以使用的大多数标准地理测量方法——例如海拔、土壤类型、地表水获取途径或气候变化——都能捕捉当前或近期的条件。这并不总是一个问题。例如,落基山脉或马德雷山脉的位置在人类定居历史上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土壤类型的变化通常也很慢,但这取决于所研究的土壤质量的组成部分。


对于其他自然特征来说,时间尺度的问题更为棘手。回到墨西哥城的例子,从政府下载关于地表水覆盖范围(湖泊、河流、溪流等)的地理数据很容易,但这并不能很好衡量16世纪时水资源的位置。殖民初期,受长期洪水的困扰,殖民当局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公共工程,付出了不小的经济和人力成本以排泄湖水。这个名为 desagüe 的项目彻底改变了墨西哥城流域的水文,对当今的供水状况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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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地理特征介于落基山脉的位置或墨西哥城周围已废弃的湖泊系统中的水道等极端例子之间。结合粮食及农业组织的全球农业生态区数据集,这些数据提供了在关于技术、灌溉渠道和土地管理策略的各种假设下不同作物的潜在产量的衡量标准。上图是北美低投入、雨养玉米的潜在生产力的栅格图,图中红色的一面表示潜在产量较高,绿色的一面表示潜在产量较低。这显然不是对玉米实际种植地点的衡量,而是根据气候、土壤质量、海拔、生态和其他因素理论上适合玉米种植的地区。这能否很好地衡量过去和现在的潜在农业生产力,取决于我们是否相信这些气候和地理因素,以及种植低投入雨养玉米的技术是否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了变化。我认为这可能是一个合理的近似值,尽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墨西哥的气候模式和土壤质量在上个世纪发生了变化。


自然地理有多外生?


与上述测量问题的讨论有关,最后一个问题是假设地理特征必然是外生的或是因独立于社会或政治变量而确定的。墨西哥城desagüe的例子表明,人类可以而且经常从根本上重塑他们的环境。这可能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数以百万计的小规模改造项目、灌溉项目、建造水坝、人工运河或水道已经通过大量方式逐渐改变了物理环境。例如,加州中央谷现在是一个农业重镇,但这是在政策制定者和工程师从根本上改变了整个地区的水文之后,它才变成了这样。人类住区本身会以微妙的方式影响自然地理。玉米种植本身可以独立影响当地的湿度、降水和温度。


最后的想法


没有完美的方法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但研究人员可以采取一些措施来缓解潜在的问题。一如既往地,仔细考虑我们的主要解释和结果变量以及潜在混淆的决定因素是有价值的。绘制和分析关键变量以检查空间格局、潜在相关性和潜在误测也通常很有帮助。除了经典的地理控制量(如海拔或气候)之外,Kelly 的论文表明,控制纬度和经度等连续地理测量值有助于捕捉我们无法直接测量的因素中的南北或东西梯度。最重要的是,应当思考我们的发现与各种关于地理因素如何独立影响结果的假设相比,究竟有多脆弱或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