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今天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李强总理对中国营商环境的分析十分精准，清晰地总结了中国市场对外资的主要吸引力。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中国的市场开放政策、产业升级方向以及经济治理能力，形成了外资企业不可忽视的机遇。

首先，我国在服务消费、绿色智能产品等领域，正为外资企业提供结构性的增长机会。中国庞大的中产阶级群体正在崛起，消费能力持续提升，同时对高品质生活和个性化需求的关注度日益增强，这些都为外资企业在中国市场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随着碳中和战略的推进，我国的新能源、绿色制造、智能家居等行业正迎来高速增长，外资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深度参与，并借助中国市场实现技术落地和规模化发展。

其次，我国正在推动产业链的高端化升级，为外资企业深度融入提供了新的机遇。近年来，我国在芯片制造、人工智能、新材料、高端制造等领域持续加大投入，同时鼓励外资企业参与其中，实现技术协同、联合研发和市场拓展。这不仅为跨国企业在华投资提供了高附加值的机会，也增强了我国制造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竞争力。值得注意的是，在当前全球供应链调整的趋势下，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开始考虑中国市场作为核心生产基地，而非单纯的消费市场。

此外，在制度环境维度，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正在产生系统性红利，有效破除地方保护主义，优化市场规则，提升市场透明度和可预期性。对于外资企业而言，这意味着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更高效的资源配置以及更稳定的政策支持。特别是在新能源、环保技术、绿色制造等领域，我国政府正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和市场机制，为外资企业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和长期可持续的投资回报。

今天中国正在非常复杂的国际市场环境中逐渐形成我们自己的发展动能，与世界各国共享中国融入全球化、构造合作共赢生态环境的果实。我们的主要发力点首先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打造全国统一大市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将成为吸引外资的重要战略布局。例如，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打造跨境金融服务生态，长三角地区正在巩固全球领先的先进制造业体系，而成渝双城经济圈则在数字经济、普惠金融等领域展现出巨大的潜力。随着各区域经济中心的产业集群效应不断增强，外资企业将能够在更加完善的商业生态中拓展业务，享受中国经济一体化发展带来的红利。

第二，我们要继续加强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保持经济稳定增长。面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我国政府已明确提出，将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宏观政策，在必要时推出新的增量政策，以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这种政策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对于外资企业而言是重要的安全保障。在全球多数主要经济体面临增长乏力、政策空间受限的情况下，我国凭借政府宏观调控的灵活性和市场韧性，展现出强大的经济稳定能力，这无疑将增强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

第三，我们要继续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中国正在加快制度型开放的步伐，包括探索CPTPP等高标准经贸规则对接，扩大金融、医疗等服务行业的市场准入，并在自由贸易试验区试点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互认等措施。这些举措不仅降低了外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制度性壁垒，也有助于构建更开放、更具竞争力的商业环境。此外，我国政府还在积极回应外资企业关切，推动ESG（环境、社会、公司治理）信息披露等国际标准的落实，使跨国企业能够更顺利地融入中国市场，并与全球达成共识的产业发展方向保持一致。

最后，我们要继续推动全球产业合作，提升供应链稳定性。在全球供应链重塑的背景下，我国正通过政策引导，重点吸引外资企业参与关键零部件本土化（如半导体设备、工业软件）、绿色技术合作（氢能、碳捕捉技术）、以及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6G、量子计算）。中国市场的规模效应和产业协同能力，将使其在全球供应链重构过程中继续扮演核心角色。

孙立坚：这次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战略意义极其重大，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首先，中国以制度型开放来应对当前的“逆全球化”挑战。近年来，全球经济面临孤立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趋势，许多国家纷纷采取关税壁垒、产业保护等措施，对跨国企业的全球布局造成了干扰。在这样的环境下，中国不仅没有回避开放的承诺，反而主动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并优化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以更加透明、公正的营商环境吸引全球投资者。

其次，中国积极推动全球化合作机制的重构，形成更加多层次、稳定的国际合作网络。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政府间协调机制的完善，中国通过双边和多边合作协议，推动全球贸易规则的优化，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对市场的冲击；二是企业深度参与合作，跨国企业不仅将中国视为消费市场，更是全球供应链的重要一环，通过投资、技术合作等方式深度融入中国经济；三是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对接，例如在新能源汽车、智能制造、金融服务等领域，中国正积极推动国际标准互认，以更高水平的市场规则提升全球合作效率。

第三，中国正在主动培育全球化新动能，以增强供应链韧性和市场竞争力。在全球贸易格局重塑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与全球价值链深度融合，优化海外投资布局，以减少单一市场依赖，规避贸易壁垒带来的冲击。同时，中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竞争力也在快速提升，推动数字经济、跨境电商、金融服务等新兴产业的国际合作，进一步优化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结构。此外，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也为外资企业提供了更稳定的投资环境，使其能够在中国市场内自由流动资源，提升运营效率。

第四，中国正在建立全球风险缓冲体系，以应对未来可能的不确定性。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使得全球市场更加脆弱，许多国家的投资环境趋于封闭，增加了跨国企业的投资风险。而中国正通过市场多元化布局，提供更多元的投资机会，帮助企业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此外，在国际金融领域，美元霸权地位加剧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波动性，中国则通过推动货币互换网络建设，增强人民币的国际影响力，降低跨国企业因汇率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同时，中国也在构建更加健全的争端预防机制，为跨国企业提供更可预期的投资环境。

最后，中国在推动全球化进程中，也在重塑全球经济合作的价值共识。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模式，不能仅仅建立在某些国家的单边利益之上，而应当以合作共赢为核心。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正是基于这一理念，打破意识形态的壁垒，促进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例如，中国在自由贸易试验区推行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互认等措施，使跨国企业能够更加顺畅地进入中国市场，同时也有助于构建更公平、透明的全球商业环境。

总的来看， 在全球经济面临不确定性和贸易壁垒增多的情况下，中国通过坚持制度性开放、重构国际合作机制、培育全球化新动能、构建风险缓冲体系以及推动全球经济价值观的重塑，为全球化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动力。未来，随着中国市场的进一步开放和产业升级的深化，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投资者的重要目的地，同时也将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孙立坚：中国央行当前具备较大的降准降息空间，主要源于国内外宏观环境的变化以及政策工具的优化。实际上，我们一直在确保政策的冗余度，并寻找合适的时间窗口来推动政策落地。从目前来看，这一时间窗口的约束条件已经得到了明显缓解。

首先，随着中美利差的收窄，资本外流的压力明显减轻。同时，未来特朗普政府对弱势美元的偏好会有所增加，人民币贬值的压力会缓解，市场对美元资金流向的不确定性也在下降。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在相对稳定的国际金融环境下，根据自身经济需求自主调整货币政策，而不必过分担忧资本流动的短期冲击。

第二，从内部政策工具来看，中国央行仍具备充足的政策储备，存款准备金率和基准利率均有较大的调整空间。目前，中国银行体系的加权平均存款准备金率仍维持在7.4%左右，相较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这一水平仍有下调的余地。此外，基准利率也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具备一定的降息空间。因此，从货币政策调控的技术条件来看，中国央行可以根据经济运行情况适时调整政策，以释放更多的流动性，支持实体经济。

同时，经过多年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政策工具的不断创新 使得降准降息的实施更加精准和高效。目前，中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在持续推进，利率走廊机制、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改革的深化，以及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丰富，都使得央行在降低融资成本的同时，能够更精准地引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特别是在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央行的政策调整更倾向于稳健性和针对性，即通过降准降息释放的资金将优先配置到科技创新、绿色产业、制造业升级等国家战略重点领域，而非单纯用于刺激短期增长。

此外，我国经济基本面的良好发展也为货币政策的流动性保障功能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从近期的经济数据来看，中国的出口表现依然稳健，制造业投资和高技术产业投资持续增长，国内消费市场也在逐步复苏。这意味着即使货币政策趋于宽松，市场仍然具备较强的吸收能力，避免了因流动性过剩导致的资产泡沫或金融市场失衡风险。因此，降准降息不仅不会削弱经济稳定性，反而能够增强市场主体的信心，为经济增长提供更充足的金融支持。这对降准降息带来的资金的释放有了很好的吸收的能力。

最后，在政策协同方面，特别国债发行、地方政府债务置换等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配合日益紧密。专项债项目绩效管理机制的完善，使得基建投资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更加显著。这些举措需要一个合理的利率环境以及充足的市场流动性来支撑，而降准降息正好可以提供必要的货币环境，确保财政政策的顺利实施，提高整体政策组合的有效性。

综合来看，央行目前确实拥有较大的降准降息空间，无论是外部环境的改善、内部政策储备的充足，还是政策工具的优化、经济基本面的支撑，均为实施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当前的时间点确实是央行实施降准降息的一个较为合适的窗口期。

这一调整的直接影响在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负债成本将进一步分化，市场利率的波动也会更直接地反映资金供求关系及信用风险状况。对于企业而言，这种机制有助于形成更加灵活、多元的融资成本，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信用资质和市场情况匹配适合的融资工具，从而打通资金流动的瓶颈，避免过去单一利率定价模式可能导致的资金错配问题。

此外，政策利率的传导机制也将在这一改革中得到优化。新的MLF操作模式使市场利率更加紧密地跟随市场供需变动，形成以市场化定价为基础的利率体系。在此基础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的形成机制也将更加市场化，使其对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产生更有效的引导作用。同时，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的重要性将进一步提升，央行可以更加精准地通过再贷款、再贴现等手段支持特定领域的发展，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从未来政策利率体系的演变来看，短期内，我们仍处于改革过渡期，央行可能会采取一定措施来平稳市场预期，防止短期利率剧烈波动。但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的政策利率的走向将会兼顾两点：短期内，我们仍处于改革过渡期，央行可能会采取一定措施来平稳市场预期，防止短期利率剧烈波动；但从中长期来看，我国的政策利率体系将逐步形成“双轨模式”——短端利率锚定DR007（银行间存款类金融机构回购利率），长端利率则参考国债收益率。这种机制有助于为经济转型提供更精准的金融环境，使短期利率调节流动性、长期利率引导资金配置方向，从而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