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觉得这种观念有些偏狭。其实，中国经典绝不是儒家一家经典可以独占的，也应当包括其他经典，就像中国传统绝不是“单数的”传统，而应当是“复数的”传统一样。

我一直建议，今天我们重新回看中国的经典和传统，似乎应当超越单一的儒家学说，也应当关涉古代中国更多的知识、思想和信仰，这样，一部介绍中国经典的书，就应当涵盖和包容古代中国更广泛的重要著作。

简单地说有两点。

第一，中国经典应当包括佛教经典，也应当包括道教经典。

第二，也许还不止是儒、道、佛，传统中国有很多思想、知识和信仰，可能记载在其他著述里面，“经典”不必限于圣贤、宗教和学派的思想著作，它是否可以包括更广泛些？比如历史学中的司马迁的《史记》和司马光的《通鉴》之类，是否可以进入经典？

甚至唐诗宋词元曲里面的那些名著佳篇，也不妨让它们拥有“经典”的资格。

我在这部《中国经典十种》里面，既选有传统儒家的经典，也选了佛教、道教的经典，既有诸子的思想著作，也有史著和字典。

本书为葛兆光讲义系列之一，是《中国经典十种》的修订本。本书凡十讲，涉及《周易》、《论语》、《老子》、三《礼》、《淮南子》、《史记》、《说文解字》、《黄庭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坛经》十种中国经典作品，揭示中国思想、文化与历史的特征。新版增加了“文献选读”一目，又于“参考书目”中增加了新近出版的参阅作品。本书定位为面对大学生的通俗浅近讲义，探讨何以正确阅读传统中国经典、什么才是中国经典、如何正确理解传统经典意义等重要问题。作者以诠释“旧经典”的方式，尝试为今天提供犹有裨益的“新经典”。

其实，身在现代，而去认识古代中国的历史，也仿佛是参加旅游，如果我们把这种在时间上的回忆当成在空间上的寻找，我们也一样在进入一个陌生、惊异与新奇的，被叫作“过去”或者“传统”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名字就叫作“古代中国文化”，当然，更应当叫“古代汉族中国文化”。

我想，过去各种古代中国文化论著，就常常是这样的好心导游，他们凸显了一些传统，可能却遮蔽了一些历史。据一个旅游业内的人说，旅游最后常常会发展到“自助旅游”。

我总是希望，能够为读者绘制另一幅古代中国文化的地图，让阅读者更多地依靠自己阅读、思考和体验，了解古代中国的文化和传统。

我也许没有能够做到，但我希望有人能够做到。

本书为读者呈现出一幅生动的古代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地图，带领读者感受一个早已随着时间远去的“古代中国文化世界”，同时也为读者在记忆与现实、传统与现代、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

现在回想起来，1990 年代这一波所谓的“学术史热”，还有不少值得反思的问题。

现在又出现一个新趋势，就是把学术史，变成学术八卦史，专门去搜集各种各样的学术八卦，比如谁与谁有矛盾，谁讽刺过谁，谁瞧不起谁等等。特别是，现在各种学者的日记、书信大量出版，更加引起一些人钻头觅缝、寻章摘句，当学术史的索隐派，拿着放大镜在巨人身上找瑕疵，仿佛成语说的嗜痂成癖，这很无聊。

第二个问题，就是学术史研究者，往往缺乏对学术本身的把握，好像总是在学术之外发议论。很多人研究王国维，集中关心的是他的大清认同（诸如始终留辫子）、他的投湖自尽（究竟是殉清，是畏惧民国，还是与罗振玉儿女恩怨）、他的精神追求（常常引用陈寅恪《海宁王观堂先生纪念 碑》碑文中的“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但是，很少人真正懂得他的学术。比如甲骨文研究，他的《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以及辽金蒙元史的研究，有多少人真的懂呢？

还有很多人研究陈垣，其实也并不懂得《明季滇黔佛教考》和《清初僧诤 记》的好处在哪里。

学术史研究的意义，既不是“怀旧”（批判现实），也不是“表彰”（见贤思齐），而在于知道“一代有一代的问题和方法”。

具体一点儿来说，我们要讨论学术史的目的是什么？大概是四个方面——

第一，通过学术史，了解今天我们从事的“现代学术”，是怎样从 “传统学术”中转型而来的？也就是说，“学术转型”是一个重点。

第二，通过学术史，了解这一“学术转型”的背景和动力是什么？是域外刺激，是学术制度变化，是新资料新方法的推动，还是政治情势、国家危机和国际环境的作用？

第三，通过学术史，我们要了解当下学术研究的趋向、理论和方法，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什么是应当改变的？

第四，通过学术史，我们要看到未来学术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什么是“可持续发展”的学术问题，什么是“增长点”的学术领域？

研究学术史，最终目的是懂得如何做学术，不是仅仅把学术的历史说一遍。

如果通过学术史， 你学会如何做学问，那也是得到了“指头”。

本书为葛兆光讲义系列之一，凡八讲，是作者十年间给硕士生讲授“古代中国学术史研究”课程的讲义结集，主要涉及古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历史、应当掌握的学术方法，以及中国学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化历程。本书重点讲述思想史若干大关节上的研究史，以此呈现学术史研究的一般方法和思路，以及应读的基本文献。本书经作者十余年反复修订，内中含有作者希望改变文史类硕士研究生教学方式的思考，值得反复研读。

近年来，历史学变化很大，有人曾经预言，未来历史学研究的趋势，可能是“文化接触”，也就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接受与转移、边缘对中心的影响，以及从边缘重思世界史，强调联系、互动、影响的全球史，也许就是这个趋势的表现之一。

这话说的很对，也很有预见性。

过去，我们都习惯了所谓“就中国讲中国”，只是在中国范围内以中国史料谈论中国，但这是不够的，可能要大大改变。

所以，尽管大家将来要做的，也许只是个别国家的宗教、艺术和历史研究，但你一定要考虑，它与周边——具体到中国，就是亚洲——的文化背景和互动可能。

如果我们能把这种超越个别国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联系，作为自己的研究视野，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些过去孤立地研究某个国家宗教、艺术和历史的时候，可能发现不了的线索和被遮盖了的现象。

“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从亚洲史研究的可能性，讲到亚洲史研究的学术史，再到研究东部亚洲史的意义，以及如何研究东部亚洲史；

每一单元以一个问题开始，以讨论和建议阅读书目结尾，深入浅出循循善诱，作者在讲授自己的研究心得的同时，可以引导读者进一步去思考。

本书为“葛兆光讲义系列”之一，是作者2011年后为博士生开设“亚洲史的研究方法”课程的讲稿，经过十年以上的讲述，并反复修订增补后成书。

全书分为四单元十三讲，从亚洲史研究的可能性，东西方有关亚洲史的学术史，重点讲到近世东部亚洲海域史的研究，并且详细介绍近世环东部亚洲海域历史的相关文献。本书的重点，是通过案例讨论亚洲史研究的途径，也讨论如何既把中国史放在亚洲史的大背景中，又从中国角度观察周边，进一步通过中国、东部亚洲海域、整个亚洲，理解历史的交错、联系和融汇。每个单元都以“问题”开始，讨论亚洲史研究的必要性，以“讨论”结尾，作为进一步研究的起点，最后给出建议阅读的论著目录。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门针对研究生的历史课，而且是有关区域史研究的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