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中国要进一步激发民营经济的活力，关键在于营造一个稳定、公平、可持续的营商环境，使民营企业能够在专精特新的赛道上找到自己的定位，并持续提升竞争力。这牵涉到三个与营商环境高度相关的因素。

首先，在制度建设方面，我们要着力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通过完善负面清单制度和公平竞争审查机制，确保各类市场主体平等参与竞争。同时，还需要建立有效的创新激励机制，让民营企业在竞争中不仅敢于创新，而且能够在创新后获得稳定的市场回报，从而切实解决民营企业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这包括优化税收政策、加强政府与企业的创新合作，以及提供针对性的金融支持，确保企业创新能够带来实实在在的收益。此外，在当前全球经济环境充满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民营企业的抗风险能力较弱，因此政府需要建立合理的风险分担机制，通过财政、金融和政策工具，帮助民营企业化解市场波动带来的冲击，增强它们在复杂环境下的生存能力，也帮助民营企业应对创新周期长、投入大的挑战。

其次，协同效应的发挥对于产业发展至关重要。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不仅需要企业自身的技术突破，更需要全产业链的联动以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例如，在新能源汽车领域，中国的民营企业已经在电池技术、智能驾驶等核心环节取得突破，但其进一步发展仍需要完善的充电桩网络、电网优化以及标准化的智能网联汽车基础设施。同样，在人工智能领域，我们不仅要推动单个企业的技术研发，还要发挥“东数西算”等国家战略的带动作用，优化算力资源配置，并在应用端开放更多真实场景，并通过“监管沙盒”机制让企业在安全可控的环境下进行技术试验，降低技术落地的门槛。

最后，风险分担机制的建立可以增强民营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在全球产业链重塑的大背景下，企业必须融入更高效、更稳定的供应链体系。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促进价值链协同，帮助企业形成上下游合作关系，使技术创新能够快速转化为市场化产品，并获得稳定收益。这种“价值链式”的发展模式既能发挥民营企业机制灵活的优势，又能弥补其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的短板，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有效路径。此外，还需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通过区域政策协调，帮助企业在不同区域之间高效配置资源，降低经营成本，同时建立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机统一的机制，让企业在市场导向和政策支持之间找到平衡，增强他们的市场竞争力。通过这些改革举措的加快落地，中国能够更好地释放民营企业的创新潜力，特别是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为全球产业链升级贡献中国方案。

孙立坚：确实，亚洲经济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回顾过去的全球化时代，亚洲在全球制造业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并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国际金融与贸易中心，构建了高效的供需匹配平台。这些优势不仅推动了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增强了亚洲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然而，随着逆全球化趋势的加剧，亚洲制造业所依赖的全球供应链正面临断裂风险，加之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如何在这一新形势下维持亚洲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共同面临的课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亚洲经济体要想抱团取暖，必须通过更高水平的区域合作，强化内部市场整合，并借助数字化手段提升整体竞争力，特别是通过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机制的深化实施来应对挑战。具体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八个方面入手发力。

第一，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推动原产地规则数字化是降低合规成本的关键举措。过去，各国企业在享受自由贸易协定（FTA）关税优惠时，需要提交繁琐的原产地证明，增加了时间和资金成本。解决这些问题如果光靠过去的人力资本投入和资本管制，那么我们将会耗费巨大的成本代价。而通过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亚洲可以建立统一的原产地认定平台，实现自动化审核，从而减少人为干预带来的不确定性，避免因规则不统一而导致的资本套利或市场盲区问题。

第二，在投资领域，我们需要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特别是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需求，对“虚拟商业存在”等新型商业模式给予明确规范。在传统贸易模式下，企业必须在东道国设立实体机构才能开展业务，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虚拟商业存在”成为可能。亚洲国家可以借鉴RCEP框架下的开放承诺，在更多领域试点负面清单管理模式，允许跨境企业以数字方式提供服务，促进跨国投资便利化。

第三，我们要建立区域性的物质储备池机制，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应对可能的断链风险。近年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暴露无遗，亚洲经济体应建立紧急物资储备机制，包括能源、粮食、关键原材料等，以应对可能的突发危机。这不仅能增强各国经济的抗冲击能力，也能为区域内供应链稳定提供保障。

第四，我们还要推动标准的转化与融合，提升产业链协同效应。目前，不同国家的技术标准和认证体系仍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了区域供应链的高效运作。未来，亚洲国家可以通过RCEP平台，加快关键行业标准的统一，如新能源汽车、数字支付、智能制造等领域，以降低企业进入不同市场的成本，提高市场融合度。

第五，在金融合作方面，应当重点推进本币结算和区域稳定基金建设。过去，亚洲国家在跨境贸易和投融资活动中高度依赖美元，导致在美元波动时，区域经济极易受到冲击。推动区域内贸易与投资更多使用本币结算，可以降低外汇风险，提高金融独立性。同时，建立稳定基金，加强区域货币互换协议，也能在金融市场出现异常波动时提供缓冲，防止资本大规模外流。

第六，我们可以打造高水平的试验区，加速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的融合发展。在这一点上亚洲各国可以借鉴中国自贸试验区的经验，在RCEP框架下设立区域试点，允许各国企业在特定区域内先行探索新技术、新商业模式，尤其是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先行先试，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合作模式。

第七，我们还需要加强标准体系的融合互认，在重点领域建立统一的治理框架。同时也可以通过设立区域性仲裁机构，快速解决跨国商业纠纷，进一步提升法治化营商环境，为经贸合作提供制度保障。

最后，建立区域经济预警平台，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也至关重要。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亚洲国家可以共享经济、金融、贸易等领域的实时数据，构建数字化预警体系，以便在风险来临前采取针对性措施，防止个别国家的金融或贸易危机蔓延至整个区域。

这些措施的实施需要各成员国共同努力，既要保持政策的协调性，又要尊重各国发展阶段的差异性。通过制度型开放和务实合作，亚洲经济体完全有能力将自身的经济动能充分释放出来，为区域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活力。

图为孙立坚教授接受凤凰卫视节目连线采访

孙立坚：数字时代的到来，使全球贸易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回顾过去的全球化进程，最初是由资源产业的国际化流动所驱动，如铁矿石、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跨国交易，这些物质资源成为工业发展的基础。随后，全球制造业在资源投入的支撑下迅速扩张，推动了终端消费市场的繁荣，最终带动服务业的增长，形成了完整的全球价值链。然而，在数字经济主导的新阶段，我们看到全球贸易的结构正在经历深刻重组，传统的有形商品贸易逐渐让位于以数据、技术和数字服务为核心的贸易模式。

在这一背景下，数字服务贸易已成为全球价值链重组的重要驱动力。大数据的采集、隐私保护的规则化，以及数据流通的高效管理，正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新的竞争焦点。亚洲经济体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一方面，亚洲已逐步发展成为全球数字经济的创新中心，涌现出大量先进的数字化标准，并且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技术等中间服务领域占据了主导地位。另一方面，亚洲的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推动了“数字车间”的建设，使区域内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进一步融合，并在全球范围内对供应链和价值链进行再塑造。随着数据成为新型生产要素，其在全球市场中的流通方式也在改变。亚洲经济体在推动数字货币结算、建设区域性数字枢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有助于提升数字贸易的效率，减少跨境交易中的货币依赖风险。同时，数字人才的跨国流动加速了技术的扩散，使亚洲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更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

不过，亚洲市场在全球中间服务贸易中的崛起，也对过去经济活跃地区的北美和欧洲市场会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亚洲通过近岸外包模式，加强了与欧美企业的数字经济合作，推动了跨国企业间的技术开放与创新；另一方面，欧美国家也对亚洲的数字主导力感到警惕，开始构建新的隐形壁垒，如技术脱钩、数字税收，以及在数据合规和隐私保护上的更严格要求。此外，碳足迹认证争议也逐渐成为国际贸易的焦点问题，部分欧美国家可能会通过环境标准限制亚洲企业的数字服务出口，增加非关税壁垒。

面对这一系列挑战，亚洲经济体需要采取更加主动的战略，包括建立区域性数字经济联盟，以强化在国际贸易中的议价能力，同时提升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地缘政治冲突和技术脱钩风险。通过加强数据共享、优化产业链协作、构建更公平合理的数字贸易规则，亚洲经济体将有望在全球数字经济竞争中占据更重要的位置，并在未来的全球价值链重塑过程中发挥核心作用。

孙立坚：我们刚刚多次提到，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不断变化的背景下，深化区域合作已成为提升经济竞争力的重要战略。本次香港与海南的合作备忘录，正是顺应这一趋势的关键举措。这种区域性的合作与开放会降低成本，带来税收优惠，并形成良好的产业链协同效应，但在带来商业机会的同时也会对这些开放国家所在地的监管和风控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从金融领域来看，香港与海南政府签署的合作备忘录通过建立“离岸+”的创新模式，将会形成人民币跨境使用的示范通道。香港成熟的离岸金融市场与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政策相结合，既能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又能通过监管沙盒机制探索金融创新，同时保持与在岸市场的风险隔离。

首先，金融互联是两地合作的重要领域之一。香港作为全球领先的离岸金融中心，具备完善的金融市场和高度国际化的资本流动机制以及遍布全球的商业网络，而海南自由贸易港正在探索更具开放性的金融改革。两地的合作将有助于人民币跨境使用的进一步拓展，同时依托“离岸+在岸”的联动模式，利用好离岸市场作为制度创新和风险试验的平台。例如，通过“监管沙盒”机制，先行先试数字金融、跨境支付和金融科技应用，并逐步完善风险控制措施。这不仅能提高金融市场的灵活性，还能够为企业提供更便利的融资环境。

其次，数据流动的安全与合规是推动数字经济合作的关键。海南自贸港与香港在隐私保护、新药研发和区块链技术应用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两地可以建立“数字安全流动走廊”，通过区块链技术确保数据的可信流通，推动医疗健康、金融科技和跨境电商等领域的深度合作。此外，在隐私数据保护方面，两地也可以探索构建互认机制，确保数据跨境流动符合国际合规要求，吸引更多跨国企业落户。

第三，在通关便利化和税收政策方面，海南与香港可以探索更高效的双税制协调机制，降低企业跨境运营的成本。香港作为自由港，关税极低，而海南自贸港也正在推进零关税、低税率的政策改革。两地也可以探索资格认证的共享机制，确保数据跨境流动相关业务符合国际合规要求，吸引更多跨国企业走进大湾区落户。同时，通过争议解决机制的创新，譬如两地牌照互认和司法仲裁合作，能够有效减少跨境投资的法律风险，增强市场的透明度和稳定性。

此外，两地要素市场的联动也至关重要。海南正着力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而香港作为全球金融、贸易和专业服务枢纽，可以为海南提供高端服务支持。例如，在旅游产业方面，香港的成熟管理经验可以助力海南打造更高端的度假和会议经济模式，吸引全球游客和投资者。在专业服务领域，海南可以借鉴香港的法律、金融、会计等国际标准和成熟的经验，以此高标准来提升本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最后，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两地还需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建立更加完善的防火墙体系。随着跨境金融、数据流动和贸易合作的深化，如何防范潜在的经济和监管风险成为关键。例如，针对可能出现的资本流动波动、数据安全隐患和国际政策变化，海南和香港可以建立风险补偿协同机制，确保合作的稳定性和可持续发展。

孙立坚：香港作为国际金融和科技枢纽，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能够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创新合作以及全球创新体系中发挥核心节点作用。首先，香港的国际化定位使其在总部经济和全球产业链布局中扮演关键角色。众多跨国科技企业选择香港作为亚太地区总部或创新中心，借助其自由开放的商业环境、高度国际化的法律框架和高效的资本市场，形成科技研发与市场应用的联动。与此同时，香港可以通过与深圳、广州等大湾区城市的深度合作，整合产业、资本和人才资源，两岸优势互补，共同推动新技术的商业应用。

而在制度创新方面，香港需要重点推进规则衔接和要素的自由流动。香港作为大湾区和全球市场的连接点，可以发挥桥梁作用，在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和数据流动方面构建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合作机制。特别是在跨境数据流通、人工智能治理、量子通信等高科技领域，香港可以推动国际规则与中国本土政策的有效衔接，为企业提供更加透明、稳定的创新环境。同时，通过优化签证和人才引进政策，香港可以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打造国际一流的科技创新生态。

针对前沿技术发展，香港也可以构建”人工智能+“赋能平台，推动AI技术在金融、医疗等优势行业的深度应用。人工智能的核心竞争力在于算法、算力和数据，香港在这一点上完全可以利用自身优势，依托香港的世界一流科研机构，如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等，以及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丰富产业应用场景，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金融、智慧城市等领域的应用。

而在科技创新的投融资体系方面，香港拥有成熟的资本市场，可以为高科技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支持。从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到科技企业上市，香港可以构建完整的“募投管退”机制，助力科技创新企业快速成长。例如，通过优化期权激励制度，吸引全球创业者和科学家落地香港，同时依托“链金融”模式，推动科技企业利用区块链等新兴技术进行供应链融资，降低中小企业的资金成本。

然而，科技创新也伴随着诸多风险，因此香港在推动科技发展的同时，还需强化风险管理体系。例如，在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等领域，需要加强技术伦理和安全监管，确保新技术的应用符合社会道德标准。同时，在数据安全、隐私保护和跨境技术合作方面，香港可以发挥其国际法律体系的优势，制定更完善的合规框架，确保科技创新的可持续发展。

总体而言，香港在全球科技创新合作中具备独特的优势。通过深化与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加强国际规则衔接，推动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的突破性创新，并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和风险管理机制，香港有望成为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中心，吸引更多国际顶尖人才和企业，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科技版图中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