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观察|2025美国活力峰会讲话:副总统万斯如何融合硅谷资本与保守主义?

作者:李亚琦 发布时间:2025-03-30 来源:复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计划+收藏本文

引言

2025年3月18日,美国副总统J.D.万斯在由硅谷知名创投公司安德里森·霍罗威茨(Andreessen Horowitz,简称a16z)主办的“美国活力峰会”(American Dynamism Summit)上发表了一场意义深远的讲话。这一峰会自2021年以来,已逐步成为硅谷科技资本与联邦政府权力再融合的重要场域,体现出硅谷新兴“加速主义”理念与美国国家战略需求的密切互动。与以往偏向市场自由和全球开放的硅谷传统不同,a16z提出的“美国活力”理念,主张科技企业应积极参与并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尤其聚焦于航天、防务、公共安全和制造业等关乎国家竞争力的关键领域。本次万斯的讲话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展开的。他试图在硅谷新贵与特朗普的民粹主义支持者之间找到平衡点,以“创新赋能美国、重振国家产业”的话语体系调和两派张力。本文将从“美国活力峰会”背后的硅谷理念出发,详细解析万斯此次讲话的核心内容,并探讨万斯可能如何在特朗普执政联盟内部扮演关键的平衡与协调角色。

01

峰会介绍:

“美国活力”理念与联邦权力再融合


2025年3月18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由硅谷知名创投公司安德里森·霍罗威茨(Andreessen Horowitz,又简称为a16z)主办的“美国活力峰会”(American Dynamism Summit)上发表讲话。这一峰会和其倡导的“美国活力”理念,是近年硅谷新兴的“加速主义”力量与华盛顿联邦权力加速互动的缩影。


“美国活力峰会”的发起可以追溯到疫情期间。a16z合伙人凯瑟琳·博伊尔(Katherine Boyle)在2022年1月提出了“美国活力”投资实践:博伊尔指出,美国长期以来陷入一种“停滞”(stagnation)状态,表现为制度失灵、经济与科技发展迟缓、出生率下降以及文化空虚。尽管疫情曾短暂带来变革的希望,但制度性问题暴露得更明显,如阿富汗撤军危机、公共教育和医疗体系的信任丧失。然而,与制度失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科技领域的活力与繁荣。过去25年来,美国最具活力的经济领域是科技行业,其创新成果(如疫苗、亚马逊物流、Zoom等)正逐渐取代政府功能,弥补了政府在制度上的短板。


博伊尔将“美国活力”定义为初创公司积极参与解决国家利益相关问题(如国家安全、公共安全、住房、教育),通过颠覆性技术打破既有体制和官僚主义造成的僵局。与传统科技创新不同,这种创新着眼于重大现实问题,需要更广泛地与政府合作,将企业创新与国家利益深度结合。她明确提出,科技应从辅助者角色转变为政府功能的实际承担者,帮助解决政府无法独自处理的问题。这一理念折射出新一代硅谷创业者和投资人日益浓厚的国家意识:科技应当重振美国国家活力,为国家实力和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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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活力”官网封面:投资国防的未来 

来源:Andreessen Horowitz官网


“美国活力”的官网上阐述了其历史观基础,即一种典型的“技术进步论”(Technological Progressivism)论调:它强调技术创新作为人类文明和国家发展的核心动力,认为技术的进步是时代变迁的首要驱动力。它将美国历史塑造成一系列重大科技突破的连续性叙事。与传统历史叙述中聚焦于政治领袖、意识形态冲突或社会运动不同,“美国活力”历史观明显突出了科学家、企业家、工程师的作用,强调这些创新精英在塑造美国历史进程中的核心地位。


例如,“美国活力”官网明确将莱特兄弟飞行(1903年)、晶体管发明(1947年)、互联网诞生(1984年)、iPhone发布(2007年)等科技事件视为推动美国历史进步的关键节点。这种线性的科技驱动历史观,将美国历史转化为科技精英带动的不断创新与突破的过程。


“美国活力”理念并非仅停留在抽象的科技创新层面,更将技术发展与国家命运、国际竞争紧密结合,形成了一种新民族主义(Neo-nationalism)叙事:明确将技术创新与国家利益挂钩,强调通过技术进步提升美国全球竞争力与战略优势,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特别是在当前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活力”明确以对华竞争为叙事背景,认为技术创新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更是维护国家安全和战略优势的必由之路。这种历史观的背后是对全球化时代美国相对衰落的一种焦虑,以及重振美国“科技领导力”的雄心壮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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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essen Horowitz官网背景图,图中的金币图画呈现为一名头戴未来主义风格头盔、身着古典长袍的人物,手持象征计算和科技进步的算盘,另一只手高举一颗发光的水晶球,背景则是充满未来感的摩天大楼和放射状的阳光线条 

来源:Andreessen Horowitz官网


作为“美国活力”理念的倡导者,a16z在华盛顿积极搭建硅谷与政府的桥梁。自2022年起,该公司每年在华盛顿举办“美国活力峰会”,邀请创业者、政策制定者和国防承包商共议合作。


a16z的政治取向也随之发生转变:过去偏重市场自由的硅谷投资人开始公开支持更具国家干预色彩的产业政策。他们一反行业惯例,斥资数百万美元游说国会,为其投资的国防科创企业争取支持。甚至美国国防部高层也出席峰会并呼吁硅谷与政府“团结一致,应对中国崛起” 。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凯瑟琳·希克斯在2024年峰会上直言,政府与科技产业的历史“比我们愿意承认的联系更深”,呼吁双方在中国挑战面前“紧密站在一起”。可见,新硅谷力量与联邦国家机器正在重新融合:一方面,科技资本意识到政府在国家安全和战略产业中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也认识到需要借助尖端科技和创新企业来保持美国活力与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股硅谷力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自由主义技术乌托邦,而带有浓厚的民族保守主义色彩。以a16z的创始人马克·安德烈森(Marc Andreessen)等人为代表的硅谷投资界,在新冠疫情和中美竞争的刺激下,对政府职能有了新认识:他们认为只有科技行业担当更大公共使命,才能扭转美国数十年的停滞。安德烈森曾发表著名的《是时候去建设了》宣言,呼吁美国重拾“大兴土木、勇于创新”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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硅谷知名风险投资人马克·安德烈森(Marc Andreessen)

来源:Intelligencer


在这种理念引导下,新硅谷力量主动与保守派政治结盟,支持更积极的产业政策和国家干预,以加速技术进步、捍卫美国价值观。例如,a16z两位创始人在2024年公开表态支持特朗普-万斯竞选组合,认为拜登政府对加密货币、人工智能的监管过于严厉,“正在扼杀美国的创新”,而他们“别无选择只能介入政治,因为科技和美国的未来正处于关键关头”。这表明硅谷风险投资界的一部分已转向支持国家推动的产业政策,以确保美国在全球科技竞赛中保持优势。


综上,“美国活力”峰会背后的硅谷理念,强调以创业创新赋能国家实力,实际上代表着硅谷资本与联邦权力的再融合。一方面,硅谷需要政府的政策扶持、采购和监管松绑来“加速”技术落地;另一方面,联邦政府也日益倚重硅谷的资本和创新来重振“美国活力”。两股力量在共同的对外竞争压力下走近,形成了当下美国政治经济版图中的新轴线。在这种背景下,副总统万斯在峰会上的讲话,正是对这一硅谷-华府合作新范式的官方诠释。

02

万斯讲话内容解析:

在科技新贵与民粹主义者间寻求平衡

作为既有草根背景又深谙硅谷的政治新星,J.D.万斯在此次峰会上的演讲充分体现了他调和科技新贵和民粹主义者两大阵营的努力。他的主要政策立场与修辞策略,围绕如何让高科技创新与普通劳动者福祉相辅相成展开,试图弥合全球化、人工智能、产业政策和劳动力等议题上的尖锐张力。


1

人工智能与技术创新


万斯强调对新技术持乐观态度,主张“拥抱未来”。他在演讲开场便明确表示,美国不应害怕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而应“迎头主导”这些生产力工具。这种科技乐观主义的姿态迎合了马斯克、安德烈森等硅谷人士的心声:他们担心过度监管和悲观情绪会扼杀创新。


在万斯看来,上届政府对待创新“设置障碍”,而新政府是“与你们合作、帮助你们”的。他承诺本届行政当局将为创新扫清障碍,以“乐观与希望”拥抱AI未来。例如,他引用历史类比指出,没有人会说发明晶体管、机床或蒸汽机让人类更无用,相反“真正的创新让我们更高效,也提升了人的尊严”。通过回顾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的历史,万斯试图打消民众对AI取代就业的焦虑,强调AI将“增强(augment)”人类工作而非单纯取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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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美国副总统万斯在美国活力峰会发表讲话 

来源:福布斯


然而,万斯并非一味迎合硅谷的乌托邦论调。他顾及了民粹派对技术的质疑。演讲中,万斯讲述了一个他与某科技富豪互动的故事:那位CEO声称即便工人因AI失业也“不必担心失去人生意义”,可以通过“数字沉浸式游戏”来填补生活。万斯以诙谐口吻批评道:“这些人简直疯了”,并透露他的妻子当场发短信催他赶紧离开那个充满怪念头的饭局。


通过这个插曲,万斯拉开了与极端科技派的距离,表明自己不会漠视劳动者的生计与尊严。他宣称自己的立场是:科技进步必须服务于人的福祉。这一修辞策略让基层民众感到安心——万斯并未被硅谷精英“洗脑”,他依然关心普通人的工作意义。这种表态在科技乐观主义和民粹主义之间取得了一种平衡:既鼓励大胆创新,又承诺不会让技术精英牺牲掉普通人的利益。


2

全球化与产业政策:微笑曲线的破产?

 


万斯的演讲对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进行了尖锐反思,进而提出产业重建与贸易保护并举的政策主张,以同时满足技术派和民粹派的诉求。他直指美国领导层在全球化中犯下的两个“自负”(conceits):其一,认为设计与制造可以分离——“富国负责设计,穷国负责制造”,失业的工人可以“去学编程”。万斯宣称这个逻辑破产了,因为 “承担制造的国家会在设计上变得非常在行” 。他举例苹果手机“加州设计、深圳制造”的模式,说明美国将制造外包后,反而令他国产业链上下游能力受到挤压:换言之,中国等制造大国通过网络效应快速攀升价值链,美国“高端留本土、低端在海外”的幻想不再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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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手机背面撰写的“加州苹果设计,中国组装”曾被视为过去全球化和中美经贸关系的缩影 

来源:Fast Company


这一论断契合了民粹派对产业空心化的愤怒,也符合科技界对供应链安全的担忧。万斯等于在告诫硅谷:过去的全球外包战略正在侵蚀美国的创新优势。这为双方在产业政策上达成共识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自负”则针对所谓“廉价劳动力崇拜”。万斯形容廉价劳动力为令西方企业上瘾的“毒品”,无论是将工厂迁往低工资国家,还是通过移民引入低薪工人,长期看都抑制了创新动力。他引用各国经验指出,大量引入廉价劳工的国家生产率往往停滞。道理很简单:如果企业可以方便地用廉价人力,便缺乏动力去投入自动化和技术革新。这一观点结合了民粹派的反移民、反离岸外包立场和科技派推动自动化、提高生产率的目标。


万斯甚至以最低工资辩论做类比:尽管他不在此表态是否支持提高最低工资,但他承认“更高工资会迫使企业自动化,这是一件好事”。这番话投射出一个关键信念——“技术进步是提高劳动价值的唯一途径” 。通过这种论述,万斯成功将反全球化(保护本土就业)与科技创新(通过自动化提高效率)统一在同一叙事下,塑造出“创新造福工人、工人与创新者并肩战斗”的图景。


在政策主张上,万斯阐述了特朗普政府“重振美国工业”的具体路径,也体现出讨好两派的平衡艺术。他宣布一套“组合拳”:“在美国制造新产品?很好,我们就减税、砍监管、降能源成本,让你们尽情建设”。这迎合了科技企业希望宽松环境的诉求。同时,他强调政府将激励资本投向本土工厂、工人和创新,而不再鼓励逐廉价劳动力而去。


具体措施上,包括重新调整国际贸易和关税体系,严格限制非法移民,以及降低制造业投入成本等。例如,他直言关税是保护本国产业和工人价值的必要工具,并宣称“关税加上正确的技术,可让未来的工作岗位回流美国”。他举汽车业为例:在对汽车进口筑起关税墙的同时,引入先进机器人和廉价能源,使美国工人在更高生产率下参与制造,从而实现有竞争力的本土生产 。结果是“仅上任几周,我们就新增了9,000个汽车业岗位”,多家跨国车企宣布在美新建生产线,创造数千就业。这一番数据既向民粹派证明贸易保护“卓有成效”,又向科技界展示传统制造业在新技术助力下的复兴可能。


再如,在移民问题上,万斯强调大幅压降非法入境人数(据称月度非法越境减少94%),并首次实现新增就业多数由本土出生公民获得 。他将此归功于“不让廉价劳工替代技术进步”的强硬执法。这些主张无疑满足了民粹派对边境和就业的关切,同时也暗含着对科技企业的激励:当劳动力不再过度充裕,市场将倒逼技术创新来填补空缺。


3

劳工与社会价值


万斯反复强调工作对人的价值和国家道德基础的重要性。他引用一句话:“人必须通过工作谋生,并对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作出贡献,且最重要的是提升他所处社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 。这句话源自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的教谕 ,体现了天主教关于劳动尊严的思想。作为从衰败工人阶层家庭走出的政治家,万斯以此表明科技进步不应脱离人文和道德考量。在人工智能可能影响就业的问题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赋予劳动尊严”的观点:真正的创新不只是提高生产率,也应使工作更有尊严感 。


综合来看,万斯的讲话扮演了“中间机制”角色,在科技乐观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的矛盾间架起桥梁。他以自己“草根出身+硅谷背景+右翼民粹形象”的独特身份讲出了同时令两派点头的话语:既有为硅谷鼓劲的“创新宣言”,也有替底层发声的“公平诉求”。难怪有评论指出,这场演讲凸显了特朗普执政联盟内部“科技乐观派”与“民粹右派”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万斯以修辞技术予以缓和。


他的核心策略是塑造共同敌人和共同使命:将过去40年的“失败的全球化政策”树立为两派共同的敌人 ,进而号召科技创新作为共同的解方,带来“双赢”的美国复兴 。正如万斯所言:“我们的工人(民粹草根)和我们的创新者(科技乐观派)其实有着同一个敌人。而解决之道就是美国的创新,因为从长远看,只有技术才能提升劳动的价值” 。在这样的叙事下,科技与劳工不再对立,而被纳入同一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宏大叙事。

03

政治生态与权力结构展望:

万斯在特朗普联盟中的“隐形第四极”

万斯此番作为副总统在政策和话语上的活跃表现,映射出他在特朗普执政联盟中扮演着一种“隐形第四极”的角色。在特朗普本人及其核心支持基盘之外,新一届政府内还活跃着科技新贵、民粹和军工安全三大派系。而万斯凭借其独特经历与政治资本,正在成为协调这三派、维护政策合法性和联盟稳定的关键枢纽。


首先,观察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内部的主要力量,可以大致划分为三极:一是民粹派,即特朗普最核心的民众基本盘和其代言人(包括部分经济民族主义者、文化保守派等);二是硅谷新贵,如马斯克、彼得·蒂尔、安德烈森;三是军事-工业派系,包括国防和安全机构的鹰派官员、军工企业利益集团等。


这三方在特朗普执政团队中各有所长又彼此制衡。例如,民粹派为总统提供民意支持,但往往意识形态色彩强烈、反建制;硅谷新贵带来了资金和创新动能,却可能在社会议题上持自由至上主义倾向;军工派掌握国家安全资源,但其好战性可能与民粹的孤立主义倾向冲突。


万斯正是介入这三者之间、充当“第四极”润滑剂的人物。作为草根逆袭的共和党政治新秀,万斯在民粹基本盘中拥有可信度——他出身平民、著有《乡下人的悲歌》描绘锈带民生,并在2022年成功当选俄亥俄州参议员,赢得了大量基层选民的认同。与此同时,万斯又深得科技新贵的信任。


早在政坛崛起之前,他便在硅谷担任创投合伙人,与科技亿万富翁关系密切:他的事业导师正是著名科技投资人彼得·蒂尔,蒂尔在万斯竞选参议员时曾大手笔捐资1500万美元相助。特朗普选择万斯作副手,也有赖于硅谷新势力的鼎力支持:据报道,马斯克在特朗普宣布万斯为搭档后立即表态拥护 ;硅谷风投资本圈的重量级人物如大卫·萨克斯等纷纷为特朗普-万斯站台拉款。甚至长期与政治疏远的安德烈森和霍洛维茨也主动筹划巨额资金支持这一组合,马斯克据传每月可为竞选输送高达4500万美元。


由此,万斯成为连接特朗普运动与“硅谷金主”之间的中介。他既能代表政府向科技圈传递友好信号(正如本文分析的峰会讲话),也能替科技盟友在政府内部代言其关切(如减税、松绑监管等)。全国公共广播(NPR)等媒体称万斯是“硅谷精英眼中的宠儿”,利用在旧金山积累的创投人脉为特朗普竞选“超级加速”。同时,他本人也被视为科技界推动税制改革、宽松AI和加密监管的“变革代理人”。


对于军工和国家安全派系,万斯同样能够发挥桥梁作用。一方面,他支持强化国防科技投入、推进“技术立国”的战略,这与军工集团和国安官僚的利益不谋而合。他在峰会讲话中多次提及人工智能之于国防的重要意义,称“很多国防科技公司就在现场,你们的创新将保护我们的国土、拯救战场上士兵的生命”。他还呼吁产学研协作,让美国“在未来战争、未来就业上都赢得竞争”,并赞扬与会企业“无论是未来之战还是未来就业,我们都必须在美国本土打造”。这些言论无疑获得了军事安全界人士的欢迎——它们预示本届政府将大力投资前沿国防科技,实现“以科技塑造国力”的新保守愿景。


另一方面,万斯又能避免军工派与民粹派的尖锐冲突。特朗普基本盘中存在一定反战、厌恶“无休止干预”的情绪(例如对长期中东战争或乌克兰援助心存不满),而国安鹰派往往倾向全球强势介入。万斯在这方面的姿态较为审慎平衡:他本人曾质疑对乌克兰的无限军援,认为美国应聚焦自身利益。这使他在民粹阵营中赢得“反干涉”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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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斯在近日泄露给记者的聊天记录中曾在国家安全决策讨论中对立即轰炸胡塞武装表达审慎意见 

来源:《大西洋月刊》


同时,当矛头转向中国时,民粹派和鹰派立场趋于一致——都视中国为头号战略和经济威胁。万斯则借势推动“对华强硬的科技民族主义”路线,将鹰派的对华安全担忧转化为重建本土工业、科技领先的政策诉求。在他的叙事中,拒绝与中国深度经济融合既满足了民粹的民族主义,也正合军工的对抗需求,而科技界也乐见对华竞争催生新的联邦国家安全投资。


可以说,万斯似乎为三派找到了一条所谓的“共同道路”:聚焦中美竞争,通过国家主导的科技振兴来既“保卫美国安全”、又让人民“受益”。他本人以副总统身份,从最高平台上保障这些议程得以推进——这包括在行政部门内主导跨部门产业政策协调、在参议院以主席身份游说通过相关立法,从而将各派共识转化为稳固政策。


再如,在监管技术巨头问题上,万斯一方面获得科技新创公司的支持,另一方面他对反科技垄断表现出某种认同(他曾表示赞赏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莉娜·汗遏制“大科技寡头”的努力)。这表明他有意通过体制内改革来解决民粹派关切的科技寡头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同时保护新兴企业的空间。通过这种平衡,万斯试图避免简单迎合某一派而打击另一派的做法,而是以制度手段维持特朗普联盟内部的制衡稳定。


可以预见,在未来四年里,我们将看到万斯频繁出现在涉及科技、产业、劳工的政策发布和国会听证上:他将是特朗普政府内负责把关政策合理性、平息派系争议的人物。这种角色定位类似前些年的副总统彭斯在建制派与民粹主义者间调和,只不过万斯对科技和经济议题的掌控使其作用更为关键和隐性。


总体而言,万斯已不仅是特朗普的副手,更是执政联盟中各派系的“翻译官”和“黏合剂”。他把新硅谷的资本与点子带进了白宫会议室,也把铁锈州的愤怒与希望写进了国家政策。在“科技-民粹-军工”三角博弈中,万斯作为第四极提供了稳定轴承。


综上所述,万斯此次在“美国活力峰会”的讲话,不仅明确体现出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内美国国家战略与产业政策的方向,更折射出一个日益清晰的政治现实:美国政治经济的版图正因新兴科技力量的加入而迅速重构。硅谷资本与联邦政府前所未有的融合,昭示着一个以科技民族主义、产业保护主义和战略安全为核心的新执政联盟逐渐成型。这种模式不但影响美国国内产业链布局与技术发展,也对全球经济秩序和中美战略竞争态势产生深远影响。


在可预见的未来,万斯及其所代表的新生代力量将持续影响美国的内政外交政策取向,尤其在对华政策上可能表现出更加坚定、明确且具有攻击性的姿态。无论如何,万斯的讲话都标志着美国政治生态的又一次深刻转型,而这种转型的后果与走向,将对21世纪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变产生持久且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