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特朗普关税2.0相较以前在以下三个方面，冲击更大。

第一，税率显著提高。中国此次被征收34%的所谓“对等关税”，同时取消对来自中国的800美元及以下产品的关税豁免，冲击我国跨境电商业务。美国这次在既有对华关税基础上新增10%关税，叠加特朗普第一任期实施的关税后，中国出口美国的部分产品累计关税已经达到了54%，远超美国其他贸易伙伴国的关税率（例如美国对欧盟20%的关税率、对印度26%的关税率），也显著高于2018年贸易战期间特朗普关税1.0时代对华征收25%的最高税率。

第二，征收范围非常广。除中国外，美国对所有构成美国贸易顺差的国家都实施了程度不同的关税，欧盟（20%）、台湾地区（32%）、越南（46%）等均被纳入新关税体系；其本轮政策核心是设立10%的最低基准关税，并对部分经济体实施差异化加征；此外，如果某国对其关税不满而实施反制裁，美国还会进一步升级关税。总体上显示出其关税政策系统性升级特征。

4月2日，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就关税问题发表讲话并展示他签署的行政令 图源：外媒

第三，贸易规则和政策性质颠覆性改变。特朗普试图利用美国在二战时期颁布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赋予他如今作为和平时期总统的权力。他把今天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归结于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经济侵略，这种单边主义认定方式，突破了传统全球化建立起的国际贸易规则框架体系。美国过去是全球经济的引擎，其从制定规则到违背规则的转向，对全球经济和贸易活力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孙立坚：首先，从国家层面来看。特朗普今天奉行“美国利益至上”的单边主义，所实施的高税率是基于他所认为的“对等关税”的视角。如果比较各个国家和美国的关税税率，不难发现以下特点：越是发展中国家，其关税税率越高，而美国确实一直保持着低关税，这种低关税特点恰恰是美国向世界推行华盛顿共识，也就是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能力和财政收入薄弱，所以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收入来源于发达国家的出口市场，反而对于本国进口采取了保护主义的措施。这也是他们基于发展阶段所做出的选择，很多发达国家在发展阶段都有过这样的政策选择，而美国当初为什么采取低税率的关税政策？

美国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建立全球治理体系（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国引导世界走向开放，推进全球一体化的商业模式，而美国恰恰在低关税率的环境下为其提供庞大的市场。美国如今的贸易赤字提升了美元在全球的布局，海外大量的出口进入美国市场，为美元走向世界提供了有效的商业渠道，而美元的国际治理体系帮助美国克服了很多国内矛盾，尤其是2008年的金融大海啸，美国的问题让世界金融市场出现了价格大幅度的跌落，而美元全球霸权的强势地位恰恰体现了其在这种危机当中最核心的竞争力。

但是如今美国既要美元的霸权地位，又要和发展中国家形成同样的征税体系，实际上带来了一种新的不公平，即美元的不公平。特朗普没有想到是这种贸易的结构带来了美元的垄断地位，当美元获得垄断地位以后，要再改变他的贸易结构形成如今高税率。所以他今天是基于美国和对方贸易伙伴国家的贸易逆差程度计算出来关税税率。

其次，从产品的层面。构成美国贸易逆差很大的产业是汽车产业，该产品和产业的背后，是美国庞大的中产阶层的就业机会。“对等关税”在不同产品上的差异性，充分反映出今天特朗普是用商业企业的行为和动机来治理国家，停留在“重商主义”的关税思路，也就是认为商品卖给别人是获得利益的，通过其他国家提供多元化的商品服务选择提高生活质量反而被认为是损失利益的。过去美国倡导的全球化模式，通过给美国老百姓提供多元化的选择，提升生活质量，令其享受全球化的硕果，但过去的这种思路在今天出现了巨大的反转，变为“重商主义”的思路。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周三晚间发布声明，详细说明了对等关税的计算公式。

过去的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利益分配上的确存在着国内结构失衡的特点。美国西海岸硅谷的创新和美国东海岸的金融，构建了美国核心竞争力，也在全球化时代给美国带来收入不平等和产业空心化的格局。但美国结构失衡的问题要让为全世界提供多元化、高性价比消费品的中国来承担，这也体现了今天在关税计算当中严重的不公平。

再者，从综合评估层面看。这次的关税税率，和以往基于多边主义框架的WTO规则的税率完全不同。特朗普提出公平贸易的视角，他认为其他国家的产业补贴政策、汇率贬值政策、保护性的税率政策是不公平贸易的来源，导致美国贸易逆差扩大、就业场景恶化。所以一旦他认为对方采取有偏的政策，影响到美国的利益，那么关税是解决有偏政策的非常好的反击措施。

孙立坚：第一，关税反制。我国在过去全球化的贸易结构当中，处在相对重资产的制造业环节，贸易顺差较大，所以对等性的制裁确实对我国这样的贸易结构带来了挑战。即使如此，中国现在作为一个世界的大国，必须要站出来捍卫多边主义的公平贸易框架，维护世界合作共赢的利益和原则，所以即使我们今天在反制裁措施上存在的结构上不利的因素。可以看到国家的反应非常迅速的，几乎就是美国新关税生效后的数分钟内，我国就做出了反应，对美国的农产品加征15%关税。未来在农产品之外，我国还可能参照2018年做法，可能针对美国汽车、飞机等产业实施阶梯式加税，但会谨慎选择对国内通胀影响较小的品类。当然我们也会考量这样的关税对于中国今天的结构带来的影响和成本是什么？不能像特朗普那样不计成本采取所谓的“对等关税”的做法。

第二，多领域综合反制。除关税反制以外，我国在非关税的手段上面要发挥组合拳的作用。例如，2019年采取的稀土出口的管制策略啊，可能将继续沿用。此外，我国也会针对美国企业在华业务当中出现的问题加强反垄断审查，以及扩大不可靠实体清单适用范围，尤其是在金融和数字产业等方面。

第三，推动多边合作与自主发展。我国是出于捍卫多边主义的全球框架，通过推动多边合作和自主的发展，来制止这种单边主义、孤立主义损害世界其他国家利益的举措。同时我们也要加强在受到美国打击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基于利益共同体的新型区域一体化，甚至是新型全球化的构建，通过强化一体化市场的构建防范美元主导的体系，对于我们今天带来的冲击。

美国的关税政策对其自身造成的伤害和对我们造成的伤害，可能在短期内，确实存在着不对等的结果，但是我国通过货币、财政等一揽子支持性政策组合拳，大力度推进中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一带一路”的建设，建立基于多边主义框架的RCEP的亚洲一体化，进一步反制今天美国单边主义给各国造成的伤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通过国内市场力量和由中国主导多边主义框架的海外市场力量，来对冲和缓解我国跟美国之间不对等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