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3月14日，美国众议院西弗吉尼亚州共和党议员赖利·摩尔（Riley Moore）通过个人网站及其社交平台X宣布，他联合其他5名鹰派议员——包括田纳西州共和党众议员安迪·奥格尔斯 （Andy Ogles）、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斯科特·佩里（Scott Perry）和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布兰登·吉尔（Brandon Gill）等人——提交了H.R.2147法案。该法案的核心主张是全面禁止中国公民申请F（学术研究）、J（交流访问）和M（职业培训）类学生签证，对此摩尔声称美国每年“允许近30万中国公民持学生签证来美国。我们实际上是在邀请他们监视我们的军队、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并威胁国家安全”，摩尔呼吁国会对“中国利用我们的学生签证计划”采取行动。他说：“我们现在应该关闭阀门，立即禁止向中国公民发放所有学生签证。”不过早在2020年，亚裔美国人促进正义组织（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简称AAJC）就曾表示：“建议限制所有中国学生的学习领域或取消他们的学生签证没有任何道理。这种说法是基于种族就给人定性，也是非常种族主义的。”摩尔等人的提案是否能代表美国社会的共识，仍是存疑的。

摩尔在其个人社交媒体上呼吁阻止中国学生获得签证

图源：X

在3月美国废除教育部提案一波未平后，针对国际学生（特别是中国留学生）的限制性政策讨论再次升温。在特朗普2.0时代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美国社会接连出现的政治与社会波动可能对中国学生赴美留学的政策环境与公众舆论产生哪些影响？相关法案是否会得到通过？本文将对上述问题进行逐一分析。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中美贸易战全美开打后，两国在经济领域的竞争实际已经扩散至其他多个领域。另外，移民政策相对于奥巴马时代骤然收紧，在2016年至2020年期间特朗普政府实施了多项移民限制政策。从彼时起，中国学生赴美难度增加已初见端倪。尤其是H-1B签证项目受到了一系列政策收紧和流程变化的影响，导致申请难度加大、审批时间延长以及持有H-1B签证的高技能国际雇员面临更大不确定性。从2016年到2020年，H-1B签证的平均拒签率达到了18%，远高于拜登时期的3.2%。此外，要求RFE的比例从奥巴马时期的12%增加到34%的峰值。

而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特朗普政府迅速实施严格移民政令以遏制病毒传播。2020年7月，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ICE）宣布暂停发放网课学生的签证。同年特朗普发布了一项名为《禁止部分中国留学生和研究人员入境》的行政命令，即所谓“10043号行政令”。该行政令取消了10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的签证，宣称是为了防范技术转移风险。根据其规定，签证官在签证审核中可以以学生学者就读专业或研究方向特殊，出身的国内学校“敏感”（如北航、哈工大等被美方纳入“实体清单”的院校），或是受留学生基金委员会资助等为理由，拒绝发放赴美的学生和访学签证。尤其禁止“与中国军方有联系”的学生获发F签证、J签证。由于拜登政府未取消禁令，该公告至今有效。决定一出引发了全美亚裔社区和学术界的广泛反对，许多人认为此举在根本上助长了种族定性，削弱了美国科研的全球竞争力。

不过同年10月，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改革H-1B签证制度，公开表达对中国教育体系的钦佩，并表态支持高技能人才的引进。此类政策上的巨大反差并非偶然，而是特朗普在国内外压力下所做的战略性妥协和权衡，目的在于维护“美国优先”的政治立场。然而，这一矛盾性策略并未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完全落地。多项针对中国学者和学生的提案在实践中遭遇了强烈的司法和政治阻力。以参议员汤姆·科顿提出的《安全校园法案》为例，该法案虽明确规定禁止向中国留学生发放签证，但最终却未能通过参议院的审议。这表明，特朗普及其政府对于中国留学生的学术限制面临的不仅是国内利益集团的反对，还有美国自身教育体系及其相关产业的深层次矛盾。

在“关闭教育部”争议尚未平息之际，美国部分共和党议员又将教育议题政治化。尽管该法案在立法层面几乎没有成功可能，但它所激起的反弹远超过法律文本本身。这已不仅仅是一项具体政策的争论，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政治信号：在中美紧张关系背景下，教育被再次推向美国所认为的国家安全前线。

该法案的支持者大多来自共和党内对华强硬派。他们将国家安全作为立法依据，将部分留学生群体置于安全审查框架下，既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部分选民对中美关系紧张局势的担忧，也可能反映了其在特定政治语境中寻求影响力的考量。这种将个体归为整体、以“集体身份”划界的做法，难以通过事实检验，更容易引发社会层面的排外与焦虑。

然而，这类提案对美国自身的教育和科研体系构成实质性威胁。国际教育工作者协会（NAFSA）首席执行官Fanta Aw批评称：“不应仅依据国籍制定签证政策。”亚裔美国学者论坛则指出，限制中国学生将削弱美国在科技与学术研究中的全球竞争力。这些观点不只是出于价值立场，更基于现实的制度考量。

截至2023-24学年，中国学生在美人数仍达27.7万人，占国际学生总数四分之一，是美国高校经费和人才的重要来源。尽管近年来这一比例有所下降，中国依然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重要的国际合作伙伴之一。在当前中美关系复杂演化的背景下，若将中国留学生普遍与“国家安全风险”联系起来，将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原则及其全球吸引力构成长期挑战。

2011-2023年，在美的中国留学生数量

图源：纽约时报

批评声音也来自政界内部。众议员朱迪·朱（Judy Chu）警告，该法案将伤害亚裔美国人的社会归属，并可能激化国内族群对立。耶鲁大学的程阳阳则指出，这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对学术自由的系统性削弱，是一种“借安全之名重塑教育边界”的策略。限制谁能研究、谁能进入教室，本质是对教育自主权的侵犯。而这一趋势并非孤例。佛罗里达州已立法禁止州立大学聘用来自中国等“敏感国家”的研究人员，一些高校也主动终止与中国高校的合作项目。这些做法加剧了寒蝉效应，冲击美国作为全球高教中心的声誉。

从根本上看，无论是废除教育部，还是对中国留学生施加更严格的限制措施，均可被置于当前逆全球化趋势下与国内政治议程交织互动中加以理解。尽管这些政策在表层逻辑上强调国家安全，但在具体政治实践中往往伴随着对公众焦虑的情绪性回应，使教育议题逐渐嵌入更广泛的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讨论之中。长期看，这种策略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特定政治目标，但却有削弱了美国教育体系开放性、包容性和创新活力的潜在风险。在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的当下，教育本应发挥沟通和理解的桥梁作用，而非被动卷入政治对立的场域。当“国家安全”逐渐成为政策设计中的核心框架，逐步侵蚀教育自由与学术交流，让美国一直以来倡导的所谓多元与开放价值也正受到严峻考验。

根据国会网站的最新信息，该全面禁止中国公民获得学生签证的法案（H.R.2147）已经在众议院提交并被移交给司法委员会，正式进入了立法程序的委员会审议阶段。尽管这一法案引发了广泛关注，但目前各方观点普遍认为，法案最终通过并成为法律的可能性极为渺茫。

要理解这一法案面临的困难，我们需要深入分析美国联邦立法程序的四个关键步骤。首先，法案需经过委员会审议。委员会的任务是对法案进行详细研究、辩论和听证。在这一过程中，法案可能会被修改、搁置甚至完全否决。司法委员会是否会批准该法案，将直接影响其后续进程。由于该法案涉及的议题敏感，且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存在巨大分歧，法案在委员会阶段就面临着强烈的政治阻力。民主党普遍认为，这样的提案不仅会损害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还可能加剧社会的不平等，甚至在种族上引发歧视的担忧。部分共和党内的温和派议员也对法案的极端性质持保留态度，这使得法案在委员会阶段的通过并非板上钉钉。

若法案顺利通过委员会，接下来它将进入众议院的投票阶段。众议院的投票需要得到218票的支持，而共和党虽然占据多数席位，但党内的分歧使得法案的通过充满变数。众议院的议员在这一问题上将面临两难，尤其是那些来自教育大州的代表，很多学校和地方政府高度依赖中国留学生的学费收入。对于这些议员来说，支持此法案意味着可能失去选民和教育界的支持。即便共和党在议会中占有多数席位，法案能否顺利通过仍然充满不确定性。

若法案在众议院通过，它将进入参议院审议。参议院在美国的立法过程中扮演着更为复杂的角色。法案首先会送到相关委员会进行审议。在参议院，尤其是涉及如此敏感的外交和教育议题时，法案可能面临更强的党派阻力。除了民主党的一致反对，一些共和党议员，特别是来自教育重地的代表，可能会对这一法案持保留态度。参议院的阻挠议事程序（Filibuster）也可能成为这一法案的最大障碍。除非获得至少60票的支持，法案很可能被无限期拖延。即使通过了委员会审议，法案在全院的讨论和表决过程中仍然面临着极高的通过门槛。

如果该法案成功通过两院，总统将需要在10个自然日（不包括周日）内签署生效。如果总统选择既不签署也不否决该法案（即“口袋否决”），并且国会在此后10日内休会，那么该法案将自动失效。特朗普对这一法案的态度值得深思，他可能会积极推动其通过，甚至不惜绕过国会的复杂程序，通过行政命令推进相关政策，而不必等待法案的立法流程完成。

综合来看，目前通过的概率极低。无论是在委员会审议阶段，还是在后续的众议院、参议院投票阶段，该法案都面临着强大的政治和社会反对力量。尤其是在美国教育界和亚裔团体的广泛抵制下，法案要想顺利通过并成为法律，几乎不可能。

然而，这项法案的提出无疑引发了各方对美国教育政策和外交政策的深刻反思。随着两国关系的紧张与国内政治的变化，类似的提案将可能成为未来几年中美教育和文化交流中的常态。在这样的背景下，美国是否能在所谓“保护国家安全”和保持教育开放性之间找到平衡，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历程中，学术限制提案无疑是一个极具争议且矛盾重重的议题。从其首任期内针对中国留学市场的强硬举措，到当前提出的禁签提案，我们可以看到，特朗普的政策一直在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之间寻找平衡，然而，这种寻找并未消弭内在的结构性矛盾，反而使其教育政策逐渐暴露出更多复杂的层面。

唐纳德·特朗普总统于 3 月 20 日在白宫签署行政命令，旨在关闭教育部。

图源：华盛顿邮报

回顾特朗普政府教育政策的根本出发点，我们不难发现，禁签提案的极端性质正是其对“国家安全”紧迫感的放大，试图以学术领域作为政治工具，制造舆论并迎合保守派的情绪。这一策略的核心，正是通过将中国学生与国家安全问题挂钩，营造出“技术窃取”的刻板印象，借此推进更为严格的对华政策。在两党围绕华政策的分歧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从立法和实施的角度来看，这种政策难以得到广泛支持。历史经验表明，美国国会极端性质涉华法案的通过率极低，这也使得此类激进提案的实际落地变得不太可能。

如果法案最终生效，美国高等教育和科技领域势必遭受冲击。中国留学生不仅为美国高校带来了大量经济收益，支持了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而且为美国科技产业输送了不可或缺的人才。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留学生的学费和生活支出为美国高校提供了约150亿美元的收入，占全美高校预算的12%。此外，很多科技领域的研究，尤其是在AI、计算机科学等高端行业，离不开中国留学生的贡献。在2024财年第四季度，来自中国的申请人共提交了1,969份EB-1A申请和3,644份NIW申请，分别获批了1,093份和1,347份。若这一禁令实施，除非能找到新的人才来源，否则美国现有的、“引以为傲”的科技竞争力可能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共和党提出这一禁签法案的背后，不仅仅是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更是试图通过这一立法举措赢得选民支持，特别是保守派选民的青睐。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政策往往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更多的是为了在选举中通过制造议题来积累政治资本。这种策略表面上看似强硬，实则多是政治表态，目的在于塑造一个“对华强硬”的形象，以迎合美国公众的不安情绪。因此，尽管此类法案具有高调的政治色彩，但它的实际影响却可能仅局限于民意的调动和舆论的引导，真正推进的可能性则相当低。

从中美教育交流的历史看，这种以国家安全为名的“脱钩”举措，无视了教育在人类文明交流中的独特作用。自1971年的“乒乓外交”以来，教育一直是中美关系的稳定器，任何试图割裂这一纽带的做法，最终都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人才流动和科技合作是推动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因素，过度依赖政治化的教育政策，无疑会在全球化竞争中削弱美国的战略优势。

特朗普政府当前的教育政策以及这一禁签法案的提出，实际上反映出一个更为根本的挑战：如何平衡国家安全与全球交流与合作的关系。教育与文化交流不应仅仅视为技术转移和间谍活动的温床，更应该视为国际理解与和平合作的重要桥梁。特朗普政府的教育政策或许是在回应国内政治的压力，但从长远来看，美国应更加重视教育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部分，理性审视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而不是将其单纯视为一个对外竞争的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