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特朗普开启其第二任期后，美国经济战略的调整方向持续引发金融界与政策研究者的关注。其中，有关财政税收政策的潜在变动及其市场影响已成为讨论的核心议题。与共和党过去通常采取的扩大财政赤字做法不同，特朗普新任期表现出收缩财政赤字的倾向。潜在的政策转向叠加美国经济增长放缓的预期，正持续扰动全球资本市场和金融秩序。考虑到政策发展现状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本文旨在分析本届政府财政政策的核心目标与现实进展，并对相关政策的收效展开外推或展望。

特朗普在第二任期内对美国财政问题的重视程度，几乎已提升至除去经济危机时期的历史高位。其政府团队对财政可持续性的关注明显加强，表现为“控制开支、减少赤字”的政策导向。这与共和党传统执政时期扩大赤字的常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成为该党财政政策历史上的特殊现象。因此，从更不同的视角和更具体的细节入手分析其财政理念变得尤为重要。

过去，共和党总统时期的财政政策往往容易引发赤字扩大。共和党的财政政策取向初步成型于20世纪80年代的里根政府时期，当时通过减税和放松监管等供给经济学手段，令美国顺利摆脱“滞胀”危机。在此次成功案例的影响下，老布什、小布什乃至第一任期中的特朗普等共和党总统基本延续了这一思路。在财政收入端，共和党总统均主张通过大规模减税、放松监管来增进企业活力，进而刺激国民经济的增长。在理想状态下，经济增长带来的税基扩大能够弥补减税损失。然而在实际操作中，经济周期的波动以及政策的时滞效应致使扩大税基的前景变得不明朗。同时，由于国防开支、利息支出和社会福利等刚性开支在短期内无法削减，这容易导致财政收入减少而支出不降，最终推高财政赤字。因此，共和党的财政政策立场更容易被解读为内含扩大赤字的取向。

不同过去的总统或任期，特朗普本人在第二任期时将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方面，特朗普仍然以商人思维理解和破除当前美国债务的困境，将国家财政视同企业现金流管理，优先追求短期收支平衡。特朗普对巨量美债的容忍度极低。例如，他曾史无前例地认为，美国债务可能因欺诈被高估。特朗普认为，加征关税能够支付债务并消除部分财政赤字。他迫切地希望成立美国主权财富基金、售卖移民“金卡”等增加收入的行为同样可作相似理解。

另一方面，特朗普表现出的克里斯玛领导风格（Charisma）意味着更为关注美国经济的长期稳定性。他依靠个人魅力和公众号召力来获取支持、推动政策实施，善于通过鼓舞性话语构建“让美国持续伟大”的长期发展蓝图。这种特点使得特朗普的经济政策也往往以超越任期的长远目标为导向，向民众传递一种“美国经济必将长期稳定、持续复兴”的信息。鉴于巨额联邦债务可能动摇美国的经济主导地位已成国内和国际社会的共识，故特朗普为了美国的“长期繁荣”，必然选择对债务问题采取强硬措施。

作为美国财政重要负责人，现任财长斯科特·贝森特（Scott Bessent）更是对美国债务问题保持着高度关注。他公开确认自己“赤字鹰派”（Deficit Hawk）的立场，并明确设定了两个量化目标：即在维持3%经济增速的前提下，将联邦赤字率从当前6.4%压缩至3%。这意味着需要在不引发经济失速且不增加国内税的情况下，实现赤字规模接近减半，其财政整肃力度可见一斑。此外，他在播客中曾提出包括削减联邦政府开支、增进私营部门杠杆、改革贸易体系三条削减赤字的路径。从近期政策动态观察，联邦政府已同步推进联邦公务员系统精简、金融去监管和加征关税问题等举措，显示相关政策正在转化为具体施政行动。

贝森特接受All in DC播客的访谈

资料来源：Youtube

在具体的数据测算方面，据国会预算办公室（CBO）的测算，到2055年，美国总赤字占GDP的比重为7.6%。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成本增长，主要医疗保健项目在 2025 年至 2055 年间将上升2.3个百分点，利息净支出将增加1.5倍以上。总收入占GDP的比例增长了2.2个百分点，个税成为主要贡献项目。由此可见，美国的财政赤字压力可见一斑。

CBO估测中的总赤字、基本赤字和净利息支出

资料来源：国会预算办公室（CBO）

CBO估测中强制性支出在GDP的占比

资料来源：国会预算办公室（CBO）

鉴于上述场景推演和官员认知，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采取了不同以往的财政立场。面对超过30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规模，其本人及财政团队核心成员已将财政可持续性置于政策优先级首位，目前也已制定或推进多项经济政策试图化解债务问题。

1992年总统大选时，克林顿团队提出了那句如今依然被人津津乐道的选举纲领：“笨蛋，问题是经济（It's the economy, stupid!）”。这一策略在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对经济问题的关切形成历史呼应。化解联邦债务问题已上升为当前经济政策的核心关切，甚至可提炼出“问题是财政”这样的宏观理解。面对持续攀升的债务规模，其经济政策框架已将赤字削减目标纳入数据指标。由此，从“化解债务、减少赤字”的视角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经济政策展开诠释或能为理解当前经济治理逻辑提供新的分析维度。总体而言，在不考虑衰退的情况下，当前的“化债”经济政策成效颇为有限。

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支出按照属性可以分为强制性支出（Mandatory Spending）、自由裁量性支出（Discretionary Spending）和净利息支出（Net Interest）三类。其中，强制性支出涵盖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收入保障等社会福利项目；自由裁量性支出涵盖国防支出与包括教育、交通、基础设施、国际事务、联邦行政办公费用在内的非国防支出；净利息支出顾名思义则是用于支付联邦政府债务的利息费用。当前特朗普的经济政策正同时对上述三类支出影响，以此压缩联邦政府支出水平。当前，特朗普曾试图压缩包括国防支出、联邦行政费用、利息费用在内的财政支出项目，但进展预计将较为有限。

在国防开支方面，根据特朗普2月发布的行政指令，美国防部被要求制定系统性削减方案，计划在未来五年内实现年均8%的国防预算削减。然而地缘安全格局的现实制约不容忽视。一方面，俄乌冲突、巴以冲突在战场上未见缓解，而特朗普同伊朗和胡塞武装之间的矛盾似有愈演愈烈的态势。这意味着，即使特朗普能够顺利地要求欧洲盟友承担更多军费开支，美国在其他方面开支的增加有可能会抵消上述开支的减少。另一方面，面对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和军事技术代际更迭加速，削减高新技术装备研发和军工产业投入将直接削弱美军技术代差优势，与重振美国军事领导力的战略诉求形成结构性矛盾。因此，削减国防开支的空间较为有限，或不及其8%的政策预期。假设年均削减额度为5%（低于8%的预期），那么以2024财年8260亿美元的国防开支进行外推，2025年削减空间或为413亿美元，2026年为392亿美元，仍然同巨额的赤字水平相形见绌。

在联邦行政费用方面，马斯克及其政府效率部对联邦劳动力与相关机构的裁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缩减联邦开支。根据CNN在2025年4月1日的数据，约有121361名联邦雇员被解雇，涵盖美国国际开发署、教育部、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药物管理局和退伍军人事务部等部门。然而，政府效率部的活动受到以下方面的制约。其一，政府效率部的存在和运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马斯克和特朗普个人关系的影响。倘若马斯克离开政府或两人之中的任何一位受到生命威胁，那么政府效率部的存在及其运行效率或将受到一定挑战。其二，政府效率部自身存在的法律风险或成为特朗普进一步改革的外部阻碍。包括美国国际开发署等在内部门的雇员仍然持续上诉或申请禁制令，故政府效率部的运作仍然受到司法挑战。其三，当前政府效率部裁撤行为仍然处于“树低好摘桃”的阶段，其后续行为仍然可能出现边际成本递增的状态进而难以推进。根据Kalshi的实施预测，政府效率部能够削减开支的期望约为仅为180亿美元上下，约占2024财政年1.83万亿美元赤字的不足1%。

在利息支出方面，财政贝森特对1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执着似乎已达到了近乎痴迷的程度。在国会演讲、公开采访还播客访谈中，他都不断重申着特朗普新政府力图压低10年期美债收益率的计划。从可行性看，贝森特领导下的财政部可通过限制10年期国债发行规模、倡导放宽银行监管以刺激债券需求等措施推动计划落地；但实际上，这一举措仍将受到债务上限谈判、联储公开市场操作以及美国经济发展进程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收益率能否稳定下行正受到挑战。

此外，复盘克林顿时期的财政盈余情况，可以发现当时的政府之所以能够实现盈余是由于冷战结束后的“和平红利”以及福利支出的压降。正如前文所述，大规模削减军费开支短期内可能性有限。而大规模地压降福利支出则会面临社会民意的反弹，不利于共和党在2026年下半年的中期选举。因此，通过大规模福利改革实现赤字减少的可能性在短期来看相对较低。

当前联邦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税收，具体包括以下部分：一是个人所得税，主要是对个人的工资薪金等征税，在总收入中占比约为45%；二是为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支付的工资税，约占总收入的20%至30%；三是来自企业利润的公司所得税，约占总收入的9%左右。四是消费税，主要是对烟草、酒精和燃油等消费品征税。五是关税，即对进口商品征收的税款。后两者在财政收入占比中相对较小。

特朗普的税收政策具有明显的宽松倾向，堵塞其增加国内税收的可行性。其在竞选期间明确提出废除消费税及加班税、推动《减税与就业法案》永久化等主张，已清晰勾勒出延续大规模减税的施政方向，因此上调个人及企业所得税税率显然与其竞选承诺存在根本冲突，实施概率较低。而消费税作为与居民消费行为直接关联的税种，其税收权限涉及联邦与州政府的分配机制。由此，在联邦层面调整税率可能引发州政府的强烈反对，加之消费者可能因税率变动主动调整消费行为，最终政策效果将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实际财政收益或较为有限。

经贸领域的关税政策也存在着增加联邦收入的考量。特朗普在其第二任期内大规模加征关税，一部分原因是希望借此增加财政收入，从而为减税措施提供资金支持。贝森特曾直接承认，特朗普的关税具有“迫使贸易对象就范”或者增加联邦财政收入两大功能。据Tax Foundation的估算，在不考虑其他因素的条件下，不考虑对等关税前提下的特朗普关税政策能够在2025年带来1277亿美元的收入，占2024财年赤字的6.8%。后续数年内的收入也并未突破这一量级。而考虑对等关税的情形下，关税收入或在3000亿至3500亿美元上下，约占2024年赤字的两成，仍然对大部分赤字形成覆盖。

然而，关税政策的实施在溢出效应和后续影响层面存在显著缺陷。从溢出效应看，尽管特朗普政府声称关税成本将由他国承担，但进口商品价格上升最终由本国消费者和批发商消化。这种成本传导可能引发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放缓并存的滞胀风险，进而造成税基收缩。而在政策后效上，当美国的进口关税提高到一定水平时，进口商将转向替代性采购或减少进口规模，直接冲击依赖进口商品的税收基础，导致关税收入增长空间受限。此外，大规模关税往往会引发贸易伙伴的报复性关税，致使供应链承压，企业利润空间收窄，所得税贡献能力随之削弱。正如Tax Foundation的估算，虽然永久性加征关税能够提高联邦政府财政收入，但是政策面临的动态效应则会削弱收入增量，收缩比例约在20%，意味着覆盖赤字的进展更为有限。

特朗普关税政策及其收入效应

资料来源：Tax Foundation

讨论当前美国经济问题与政策选项时，“海湖庄园协议”（Mar-a-Lago Accord）是当前投资者和政策分析者无法忽略的关键内容。尽管“海湖庄园协议”中的大量内容仍然停留在“备选项目录”层面，但其提出的政策组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美国财经决策层的战略思维框架。长远来看，“海湖庄园协议”等文件或可视为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路线图，更理解美国重塑全球经贸规则秩序的关键战略文本。

“海湖庄园协议”是特朗普第二任期政府传闻中的一揽子经济政策构想，试图通过非传统手段来重塑全球金融和贸易秩序，旨在破除“货币高估而削弱出口竞争力”和“以极低的成本、借助金融域外效力实现国家核心安全目标”的结构性矛盾，同时缓解美国庞大的债务压力。其概念可追溯现任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史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在去年11月发布的报告《重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以下简称指南）。该《指南》虽以贸易体系改革为切口，实则构建了重塑全球金融架构与债务体系的战略蓝图。米兰在提出这一指南后被任命为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主席，也让这份文件的重要性与前瞻性显著提高。

就当前的全球经贸格局现状而言，《指南》认为当前美元和美债作为国际主要储备货币的“安全资产”属性，形成“自我削弱”的估值悖论。各国对美元储备和美元资产的追求导致美元长期被高估，但这也导致美国本土制造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于长期劣势，陷入美元地位“自我削弱”的困境中，造成全球生产和金融秩序的结构性失衡。面对这一结构性失衡，米兰提出通过进一步提高关税收入、多边汇率协调、建立主权财富基金、长期债券转换等方式化解美国面临的结构性困境。

其一，将关税税率提升至50%至60%并辅以他国货币的贬值能够直接增加美国的财政收入，且不会引发国内通胀。其二，通过在联盟国家间协调汇率政策和推动美元贬值，理论上可使美国出口更具竞争力，提升国内产业活力，进一步增加税收收入，为化解债务问题提供财政支持；其三，建立主权财富基金则有助于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黄金储备，潜在地支持债务管理；其四，长期债券转换则以关税和国防保护伞作为谈判杠杆，要求盟友将持有的美债转为不付息的“世纪债券”，以此降低债务付息压力。其五，该指南还建议单边策略则通过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对外国储备征收基于地缘政治利益的差异化费用，在增加美元在国际沉淀过程中收入的同时，降低其他国家对于“强美元”和美债的需求。可以说，“海湖庄园协议”以及《指南》，不仅折射出美国经济决策者对全球经济格局的新理解，还是化解美国债务问题的战略性规划。

《重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的化债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重组全球贸易体系的用户指南》中的地缘政治战略

资料来源：GMF Research

尽管“海湖庄园协议”及《指南》在“化债”和重构全球经济秩序上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方案选项，但政策构想转化为现实的过程中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一是“强美元”和“弱美元”的内在矛盾。米兰希望建立起“弱美元”以改变美国贸易逆差的地位，但又通过拒绝其他国家货币贬值、保障美元强势地位来降低关税对购买力和国内通胀的影响，并希望保障美国在全球金融秩序中的优势地位。二者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和操作困境。二是美国制造业整体性的复苏成谜。《指南》的一大关键假设在于，美国制造业能够在关税和“弱美元”的保护下复苏。然而在供应链高度分散的当下，生产商仍然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寻求更为低廉的供应商或加工方，制造业回流的节奏和成效仍不确定。随着自动化和智能制造技术的广泛应用，即使生产基地迁回美国，企业也可能更倾向于使用自动化设备以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从而减少对人力的需求，无法大规模地创造就业岗位。三是特朗普当前的“明牌”行为令其他国家有所预期而削弱其成效。无论是2017至2021年的第一任期还是当前的第二任期，特朗普都将加征关税和“军事保护伞”作为自己的常用谈判筹码，但这也意味着其他国家或对其威胁有所预期。例如，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就在今年松开“债务刹车”，提高国防自主性水平，并对特朗普的关税威胁提前准备反制措施。此外，特朗普的威胁也会迫使美国现有盟友进行外交战略调整，削弱其外交胁迫的效能。

这些矛盾表明，特朗普政府能否会不折不扣地执行“海湖庄园协议”与《指南》仍然存疑，但其作为理解当前美国经济政策逻辑的重要文本价值不容低估。

特朗普第二任期中的经济战略及相关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视作围绕“化解债务、减少赤字”的核心目的而展开。不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以贝森特为代表的内阁官员，都将巨额债务及赤字视作威胁国家持续发展的“痛点”。在短期视角中，特朗普政府目前推行的关税政策、联邦政府精简行动等虽然能够降低赤字，但是压降的程度仍然颇为有限，在短期内似乎看不到“紧财政”从预期转化为现实。而在长期视角中，“海湖庄园协议”及《指南》尽管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政策方案，但是方案的落地与执行仍然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当前仅可用作剖析美国前瞻战略和秩序构想的重要文本。可以说，特朗普政府的“美式化债”虽然迈出了财政整顿的第一步，但是后续进展和政策演绎仍然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