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坚： 这次关税调整背后的核心问题，其实是特朗普对其贸易政策的自信心遭受到严重的挫折和挑战。他原本坚信，通过加征关税可以在谈判中占据优势，迫使各国就范，从而解决所有贸易问题。但出人意料的是，这种策略引发的连锁反应远比他预期的严重，特别是在美国国内金融市场造成了强烈震荡，出现了极为罕见的“股市、债市和汇市三杀”局面。这种三重市场同时大幅下跌的情况即便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也不曾出现。当时虽然股市和债市剧烈下跌，但美元作为全球避险资产依然维持强势地位，全球资金依旧回流美国，强化了美元的价值和美国金融体系的核心地位。然而这次的不同之处在于，连美元也走弱了，反映出市场对美国信用体系的根本性动摇。

面对这种局面，特朗普的行为暴露出他缺乏政治家的长远视角，更多是以商人逐利的思维在进行操作。他原本可能是想通过施压方式引发谈判，但当市场作出过度反应，特别是金融市场的剧烈下跌，显然超出了他的预期，所以他这次又对外释放一种“愿意合作”的信号。同时他又为了面子，将对中国的关税进一步提升至145%。然而，从104%这个节点起，国际社会普遍已判断出，中美的经贸关系暂时性中断了。因此进一步上调的关税只是一种政治姿态，是为了掩饰政策失败的“遮羞布”，其实际效用已经微乎其微。中美之间的相互制裁机制实际上在中国加征反制性关税至84%时就已形成平衡，双方的博弈格局已经明确。特朗普此后继续加码，现在对中关税已经升值145%，并不断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施压信息，更多反映出他试图用所谓“领头羊效应”促使中国率先妥协，从而带动其他国家也回归谈判轨道。他担心的是，如果中国拒绝合作，其它已经与美国达成初步共识的国家也可能重新考虑合作意愿，这种焦虑感通过其频繁敲竹杠式的发言和政策变化表现得淋漓尽致。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况并非首次出现。在俄乌冲突期间，美国信用就曾因个人决策而受到质疑。此次事件再次证明，单边主义政策不仅难以奏效，还可能反噬自身。从更宏观的层面看，这次事件的真正重点并不在于对中国征收125%或145%的关税本身，而在于特朗普对其政策成效的信心遭受了实质性打击。中国以其人之道还其人之身的精准反制也让特朗普最终不得不“退让”。金融市场的剧烈反应和美元信用体系的动摇揭示出，美国的高关税手段不仅未能如预期般迫使对手让步，反而引发了自身金融稳定性危机。截止成稿之日，特朗普不仅对所有国家宣布了90天延迟，而且取消了中国出口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的苹果手机、电脑等电器产品进口的高关税。特朗普不得不意识到：想让二十多年构建的“全球化”合作共赢模式立刻走向单边主义、美国利益至上的强压举措，最终得不偿失，伤害到的只是自己的利益！

孙立坚：目前市场的剧烈波动确实反映了投资者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持续担忧，但需要澄清的是，这种股市的持续暴跌，并不代表美国实体经济已经进入了所谓“硬着陆”或全面衰退的状态。它更像是一场政策诱发的人为灾害，而非由基本面恶化导致的系统性风险。

尽管特朗普此前态度强硬，坚称不会撤回对等关税政策，但随着市场反应超出预期，4月9日的政策调整，尤其是对其他国家税率降至10%的部分给了市场一个模糊的信号，让外界猜测可能还有谈判和转圜的余地。这种出尔反尔的政策变化引发的不确定性，为全球资本市场（特别是华尔街）提供了利用波段可以反复操作来获利的“题材”。

华尔街的反应机制非常敏锐，尤其是对政策走向的捕捉速度极快。一旦判断出某项政策可能引发资产价格波动，比如股市可能走弱或经济政策摇摆，资本便迅速进行空头操作，通过卖出资产或衍生品获利。这种“做空-反转-再做多”的轮回，正是基于高频交易与市场情绪捕捉的典型表现。无论是股市、债市还是外汇市场，这种基于杠杆和套利的操作方式，都使得资产价格更加剧烈地波动。尤其在当前这样一个充满政策不确定性的时期，特朗普频繁通过推特或临时发布新的政策导向，实际上为市场提供了大量可供炒作的题材。投资者往往借助这些短期的、情绪化的信息来进行迅速建仓和反向操作，形成短暂但剧烈的趋势，然后在价格触底或市场预期稍有稳定后再进行反向加仓，推动反弹，从而实现高频套利。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市场在高度金融化背景下被反复利用、套利的表现，而这一轮剧烈波动也会使得巨大的财富在短期内在不同主体之间迅速重新分配。

因此，华尔街关注的往往不是政策的最终结果，而是政策波动带来的交易机会。即便华尔街偶尔在舆论中批评政府政策“混乱”，但从实际操作上看，他们却是这一系列波动中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们具备双向操作能力，不论市场向上还是向下，都能通过策略性交易实现盈利。这种制度性套利能力，反而让他们在政策动荡中稳占上风。而只要特朗普的政策仍然缺乏明确方向，持续“制造话题”，以华尔街为主导的金融市场波动不仅会持续存在，而且这种波动的外溢效应可能也将扩散到全球市场，成为当下国际金融格局的主旋律。

图为孙立坚教授接受凤凰卫视连线专访

孙立坚：我认为这种质疑是完全合理的，也并不令人意外。毕竟，特朗普家族至今仍在积极参与商业活动，而他本人又恰好掌握着美国最核心的政策制定权力。如果缺乏足够有力的监督与制衡机制，公众自然会怀疑其中是否存在关联交易或内幕交易的行为。

事实上，如我之前所提到的，现在的美国市场正经历着一种剧烈的财富再分配过程，而特朗普及其家族的角色并非局外人。他以“让制造业回归”、“为美国工人创造体面、有尊严的工作”为政治口号，赢得了许多选民的支持。这些看似振奋人心的言辞，实则成为其推行经济民族主义与强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挡箭牌。

在这一套叙事的背后，特朗普如果是在借国家治理的工具为个人和家族谋取经济利益，那就是极其可恶的行为。他不仅借助总统身份控制政策方向，还利用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主导地位与美国金融市场的系统性影响力，去影响资产价格和市场情绪。这种做法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公共权力的一种极端私有化与市场操纵，既违背公平原则，也严重破坏全球市场对美国制度的信任。可以说，这是对全球经济秩序的一种亵渎。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特朗普在任期内所采取的这些短视操作将带来严重后果，特朗普政府也将为此付出长远的代价。历史不会纵容这种滥用公权以谋私利的行为，尤其是在现代金融高度透明、信息极度敏感的背景下。

孙立坚：这个问题非常好。特朗普的这种反复无常，从表面看似是一种强势和战略上的主动出击，但其实更深层地反映了他内心深处的焦虑与不安。这种反复不仅仅是政策的不确定性表现，更折射出他对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高度恐慌——他担心的是，其他国家不会响应他的政策主张，不愿意与美国形成合作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说，特朗普将关税暂时下调至10%，并给予90天的缓冲期，实则是为自己争取时间去调整策略和重新评估形势。因为当前事态的发展，特别是市场和国际社会的反应，已经远远超出他的预期和掌控范围。他需要通过这段时间，重新评估谈判筹码，尝试与其他国家，特别是那些对合作仍抱有期待的国家，进行谈判。同时，通过九十天的“观察期”，他也暂时释放出和解的信号，营造出谈判的可能性，而实质上，这段时间更像是一场策略性的博弈，是一种基于压力和恐吓的利益再分配操作。他希望改变现在自己处于的被动局面，借由营造不确定性来降低各国与美谈判的心理门槛，以此换取更多谈判空间。

正如这次所表现的那样，特朗普将关税政策作为一种恐吓工具，用来设定交涉的起点，并通过制造谈判门槛的方式，压低对方议价能力。他设想的“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路径，某种程度上就是建立在对他国利益的侵占与强制让渡之上，也就是说，让其他国家为美国的内部结构性矛盾买单，从而缓解美国国内经济中的不平衡问题，尤其是在就业、制造业复苏、财政赤字等方面。因此，接下来的90天不会是稳定的等待期，反而可能是各种变数频发的窗口期。特朗普随时可能依据谈判进展、市场反馈和政治需要，重新启动关税威胁。如果有国家拒绝接受他的条件，他很可能立即恢复加征措施，甚至加大制裁力度，实施差异化税率，从而进一步激化金融市场的波动。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可能获得某些战术性成果，但从长远来看，不仅会削弱美国的国际信誉，还将加剧全球政策不确定性，最终损害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参与者的利益。但可以预见的是，只要这种策略还能产生短期效果，特朗普政府很可能会继续使用这种政策反复作为其核心谈判工具。

孙立坚： 这一轮美国国债市场的剧烈波动，尤其是收益率持续上升的现象，确实引发了市场和政策层的广泛关注。从表面看，美国政府似乎正试图通过调整关税政策来应对其面临的多重经济压力。特朗普政府也一直试图将自己塑造为“问题解决者”的角色，他抓住当前经济中凸显出的结构性矛盾，成功地让很多民众对拜登政府失去了信心，并因此将选票投向他。但问题在于，特朗普并没有真正采取系统性的手段去解决这些问题。

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当前美国经济所面临的风险，会发现其中最核心的结构性困境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财政赤字，其次是贸易赤字，而财政赤字又与美债及其利率走势息息相关。特朗普试图通过两个手段来缓解财政压力：一是通过让美债收益率下降，来降低政府偿债成本，实现“节流”；二是通过加征关税增加财政收入，即“开源”。关于这一点我会在第七个问题当中着重展开讨论。

然而，出人意料的是，特朗普的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美债收益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持续飙升。这种利率快速上行的局面，不仅大幅抬高了政府的融资成本，还释放出市场对美国信用体系深刻担忧的信号。这在以往的金融危机中是从未出现过的情况。以2008年金融危机为例，尽管当时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但国债仍然被视为安全资产，其价格上涨、收益率下降，同时美元指数维持强势，显示出美元作为全球避险货币的稳定作用。但这次却截然相反：不仅国债收益率上行，美元指数也出现明显下跌。这背后的根本问题，其实是美国最核心的经济支柱——美元信用体系正在受到挑战。正如前美国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等人指出的那样，美国当前面临的已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而是更深层次的结构性信用危机。如果美元的全球信用地位动摇，那么支撑美国长期经济繁荣与全球领导地位的根基也将随之松动。

正因为如此，美国政府内部已经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特朗普虽然惯于表现出极强的自信，但他如今已不敢再宣称这些代价是“恢复美国经济健康所必须承担的成本”。他明显在试图踩下“刹车”，而非一味推进加征关税等激进政策。从当前的市场表现来看，美债收益率的不断攀升、美元指数的持续回落，这两项本该相互对冲的指标如今却在同时恶化，这本身就已经构成了一个历史罕见的危机信号。这种趋势一旦持续，不仅会影响美国政府的财政运作能力，也极有可能对中期选举格局产生深远影响。政策的不确定性、经济信心的动摇以及市场风险的外溢，都将构成对现有政府执政基础的挑战。

孙立坚：其实这种矛盾的表现，正好反映出特朗普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焦虑和困境。中国其实早在奥巴马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充分认识到中美之间关系所面临的深刻变化，尤其是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及针对中国的不公平制裁方式逐渐常态化的背景下，我们对可能面临的挑战早有准备。

奥巴马时期，美国试图通过高标准的TPP规则将中国排除在主导的区域贸易体系之外，目的是以规则设限，压制中国在全球市场中的竞争力。拜登政府则以“高墙筑小院”的方式，联合西方盟友试图在关键技术与产业链环节上对中国形成围堵。而到了特朗普任内，美国则采取了大规模加征关税的方式，试图通过贸易战逼迫中国让步。

面对这些连续不断的遏制举措，中国并没有被动应对，而是主动转向以内需为主的“双循环”战略，强化内生经济动力。同时，我们也在推进市场多元化，不再将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单一市场，更加注重全球合作、开放包容。尤其是在当前全球资本趋向于分散配置、企业不愿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大背景下，中国的国际合作机会反而在扩大。虽然一些西方政治力量仍试图在地缘政治上对中国形成对抗，但在全球商业层面，各国企业早已开始寻求更加平衡、分散的投资策略。这也为中国积极参与和重建全球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可持续发展商业模式提供了空间与动力。

正因如此，中国如今具备了更强的经济韧性和战略自主性，不再需要也不会回到过去那种对美依赖的状态。而特朗普依然基于过去中美在技术与贸易上的“互相捆绑”关系误判形势，认为对中国施压就能换来让步。这种旧思维已经无法适应新格局。所以，他一方面继续施压，一方面又释放“等中国电话”的信号，其实是想通过制造姿态来维持自己的存在感，但这种反复和矛盾的表现，其实也暴露了他的底气不足。他所谓的“我们是朋友”“欢迎对话”的话术，更多是出于一种心理上的焦虑和政策上的被动，而不是出于真正的战略信心。

孙立坚：这是我今天最想深入讨论的，也是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事实上，这背后并不是单一国家的经济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全球经济结构深层变革的系统性问题，甚至可以说，它和“人口老龄化”一样，已经成为各国必须共同面对的全球性挑战。

回顾过去，全球化是在美国主导下，通过“华盛顿共识”逐步推进的，各国按照各自的比较优势参与到国际分工体系之中。资本与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形成了产业链跨境分布的格局。中国的加入，使这一全球化模式进一步深化并固化，全球产业分工趋于完善。在这一进程中，美国企业通过“走出去”战略，特别是在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零售业领域，显著提升了盈利能力。美国的东西海岸，分别承担着引领世界发展的创新动能和制造转移后的资本运作以及全球商品消费枢纽的角色，成为全球化红利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反映在美国对外巨大的服务贸易顺差的结构上）。

与此同时，中国通过融入这一体系，实现了制造业的快速扩张和产业链的整体升级，形成了世界上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使“中国制造”覆盖全球。这种“双引擎”模式，即美国提供消费市场和金融资本，中国提供制造能力和规模经济，推动了全球价值链的深度整合，带动了欧洲、日本、韩国等众多国家共同融入这场繁荣的经济循环之中。

但2008年金融危机是一道分水岭，它揭示了全球化背后隐藏的结构性风险。随后，自然灾害、疫情冲击叠加，更加剧了全球化模式的失衡。在美国，原本依赖制造业发展的中部和传统工业城市，如底特律、匹兹堡等地，在全球产业外移的浪潮中逐步衰退。与之相对的，是以纽约、旧金山为代表的沿海地区继续集中财富和资源，导致美国在全球化内部的“收入再分配机制”完全缺位，形成了“赢家通吃”的格局。传统制造岗位的大量流失，使得中产阶层（大量蓝领）即无法参与高端创新或全球服务产业链，又无法只依靠政府福利和慈善机构来维持和过去一样的体面生活，甚至连带他们的后代因失业而陷入毒品交易、凶杀犯罪等扰乱社会伦理和社会秩序的恶性循环之中。这正是“产业空心化”在现实生活中的体现，也是美国治理结构长期忽视产业基础与社会结构协同发展所引发的后遗症（我们注意到2008金融大海啸爆发以后，美国已经越来越开始重视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提升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至关重要的问题，即使这样，但它还是不能解决蓝领阶层因为轻工业的缺失而没有稳定的就业场景和他们低收入能力无法承受高通胀对他们生活带来的冲击）。

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提出的关税政策看似是为了“重建制造业”，实际上只是对社会结构失衡的极其简单且粗暴的回应。他看到了美国经济结构因全球化出现严重扭曲的问题，但其应对方式却并非系统性改革或多边协调，而是选择了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试图通过加征关税等强硬手段，将美国的经济困境转嫁给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然而，中国并非这一问题的起因。我们必须承认，全球化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占据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位置。但在“去全球化”趋势下，中国所承受的代价也是显而易见的。从技术封锁到市场限制，比如芯片卡脖子问题、美方封锁高端制造出口、对中国商品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这些行为实际上是在遏制中国的发展路径，并企图迫使中国让步于美国的全球再定位。但中国的所谓“产能过剩”并非源于无效供给，恰恰相反，中国的制造业切实满足了全球大量消费需求，提升了全球经济运行效率。所谓“过剩”，只是美方通过操控国际话语权所营造的标签，用以为其限制中国出口寻找正当理由。

更严重的是，美国并未认真评估这些政策能否真正实现制造业回流。即使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那些深陷困境的美国底层民众是否愿意、是否具备技能重新融入产业链，也是未知数。而特朗普的设想只是简单地将“重振制造业”等同于“解决社会问题”，把就业等社会矛盾寄希望于关税壁垒，这种思路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你不能仅凭一纸关税命令，就想激发出工匠精神和劳动意愿，寄希望于劳动力通过被动安置来获得幸福感，这是对产业结构和社会心理的误读。

特朗普推动的这套关税政策试图以一种完全单边、强硬甚至是掠夺性的方式重新获取全球经济话语权的体现。他并不真正尊重其他国家为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所付出的劳动，也不打算通过参与全球价值创造过程来获得收益，而是凭借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依赖其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垄断属性，将世界各国“绑架”在一个由美国主导的金融体系内。在这种体系中，无论其他国家是否选择与美国进行直接贸易，只要他们在国际结算中使用美元，就必须将美元“回流”至美国。这种模式意味着美国在不直接参与实质性价值创造（如制造、生产）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美元体系收取“铸币税”或“金融租金”，实现一种二次收益提取机制。换句话说，美国跳过了原本需要付出劳动、创新、投入的生产过程，而是通过全球金融制度的设计，让其他国家在创造财富后，仍需将部分利益以美元形式交还给美国。

这实际上与2008年金融危机前美国所倡导的华盛顿共识、强调比较优势、推动全球财富合作创造的原则背道而驰。曾经是全球自由贸易与多边合作制度构建者的美国，如今却率先打破自己建立的规则和框架。无论是WTO的体系，还是之前主张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秩序，都在特朗普时期遭到破坏。这种出尔反尔的政策行为，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对美国丧失信任，觉得在当前的国际环境中，无法再与一个动辄撕毁协议的国家建立可持续的经济关系。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真正难题，是由于国内产业结构长期空心化，加剧了收入分配的不平衡，形成了“赢者通吃”的社会格局。这背后反映出的，不仅是贸易赤字的表面现象，更是深层次的制造业衰退与税基流失。而这种局面，在硅谷与华尔街的现象中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以轻资产运营为特征的服务业和科技业，它们具备极强的避税能力，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却不形成足够的税收回流。相比之下，制造业虽然利润率相对较低，却能为国家提供扎实的税收基础。一旦制造业空心化，财政收入的稳定性就会受到根本挑战。因此，特朗普也确实看到了这些结构性的矛盾，提出要“解决双赤字问题”，但他的政策逻辑是把全球化的副作用归咎于外部国家，从不反思美国自身在全球化治理中所暴露的制度缺陷。这一点其实是今天大多数国家都意识到的问题：全球化不是免费的午餐。它确实带来了繁荣，但也带来了分配失衡、产业空心化、社会伦理滑坡等后遗症。这些问题的解决，本应通过国际协商、多边合作机制加以应对，而不是转嫁责任、制造对抗，但特朗普所采取的方式却极其粗暴与非理性，忽视了激励机制与社会共识的构建，仅仅靠征税与强压来实现政策目标，注定难以奏效。

归根结底，全球化的挑战需要全球来共同应对。每个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不同，比较优势也各异。中国在制造业上拥有系统性优势，美国则在创新和全球消费市场中占据主导，过去正是这种“制造+消费”的闭环构成了全球经济的主要结构。这种结构带来了发展，也带来了不平等。今天，中国也清楚地意识到自身在全球化中的责任与挑战，正在主动进行经济结构的再平衡。从“十三五”“十四五”再到“十五五”规划，我们已提前布局，着力推动自主创新、统一大市场建设、产业链本土化与高质量“走出去”战略，避免在国际竞争中出现美国式的产业空心化问题。

图为孙立坚教授接受凤凰卫视连线专访

第一支柱为中国企业主动走出去。如今，中国企业摒弃依赖招商引资与外资合作、凭借成本优势进入国际市场的旧模式，主动踏入国际市场寻觅新商机。这就要求企业具备核心竞争力，不能再依赖过往与外资合作形成的优势，必须依靠主动创新驱动，通过提升新质生产力，切实增强走出去的竞争力。

第二支柱为国内产业夯实与服务业发展。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必须着重避免产业空心化。为此，要夯实国内企业实业，防止重蹈美日覆辙，关键在于大力发展国内服务贸易。美国企业走出去引发产业流失、失业增加，中国可借 PPP 模式，让大企业走出去形成规模与集成效应，开拓海外市场。而国内中小企业应走“专精特新“的发展道路，形成和海外企业之间稳固的上下游的供应链结构，实现共创商机、共担风险、共享价值的效果，以此打造供给侧中国主导的国际竞争力的生态体系。另一方面，中国制造业虽已开展海外投资，但国内服务业发展空间广阔，需要像美国一样开放，融入国际市场。以教育领域为例，打造中国教育产业强大竞争力，遵循国际规则，追求创新驱动的知识结构开放，吸引更多年轻人为中国梦留在中国，为发展贡献力量，从而防止产业空心化。此外，实现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国家财政需合理投入，可以借鉴德日经验，做好技术型产业工人的教育培训及与新岗位的衔接，优化产业结构，避免人员被边缘化。同时，国内产业从制造业向服务业拓展，创造更多商业机会，不能因外卖等服务业附加值低就予以边缘化，而应使其与其他服务业形成良好产业链，外卖处于产业链下游，上游如芯片产业，通过平台经济和外卖渠道降低生活成本，让相关人员安心高效工作，进而构建完整体系。

第三支柱则是构建产业体系与解决需求端问题。当下，中日韩、中国台湾地区及欧洲等地的产业在供给侧实力强劲，但都未能建立统一大市场，难以摆脱对美元创造收入的依赖，也无法改变美元主导下的失衡格局。欧洲早有通过欧元建立统一大市场、解决需求端问题的想法，避免像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日德等国制造业因缺乏自身市场，不得不出口到美国，遭受“广场协议”的屈辱打压（这些国家对美汇率被动大幅升值）；所以，解决需求端主导权问题迫在眉睫。目前，美国掌控着商品市场与金融服务市场，构建起全球众多业务以美元结算、美元作为财富储备的格局。黄金价格上涨，便是对美元竞争力与风险的对冲，二者此消彼长，全球经济围绕美元主导运转。相关国家（地区）渴望解决市场掌控权这一关键主导权问题，摆脱美国的市场垄断。对于中国而言，解决构建统一大市场这一关键支柱问题意义重大。统一大市场在服务业领域即要素市场，与老百姓日常接触的商品市场紧密相关。没有统一大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将举步维艰。只有打造庞大国内市场，构建需求驱动的商业场景，才能成功推动人民币输出，摆脱美元主导体系，避免央行因美元因素丧失政策独立性，打破被动局面。

图片来源：上观新闻

中国提出的三支柱战略，涵盖海外投资、国内服务业转型与结构升级以及开放国内大市场等形成要素、商品内外良性循环的三大方面，旨在让海外投资企业及服务业落脚于中国市场与人民币财富体系，而非美元体系。为实现三支柱战略，需做好金融服务 “五篇大文章”。科技金融推动创新，绿色金融助力产业可持续。中国存在普惠金融的大众市场和掌握改革红利的市场，要做好养老金融，避免资金空转。从产业链维度看，前端科技金融，中端绿色金融，后端是普惠金融和养老金融（打开消费与投资的商业场景），这样的产业链维度的金融服务生态不仅要与时俱进，发展数字金融的创新力辅佐全链的金融服务业务，而且要把五篇大文章的协同效应发挥出来。若能形成上述的“三支柱”的新动能和金融服务五篇大文章的新格局，面对复杂新形势，中国便能掌握主导权。即便美国大幅提高关税，中国也有应对之策，无需过度依赖美国市场。此外，通过双循环体系，中国展现出多边主义自由贸易捍卫者的姿态。中国应更加开放，凭借庞大国内市场，用好财政、货币、产业和社保等政策的组合拳，改善营商环境，扩大就业场景，提升居民收入，以满足民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从而在统一大市场中实现这些愿景。这是中国应对贸易战挑战，创造新发展格局的有效途径。

美国想当然地认为通过加征关税能利好自身，实则大错特错。如今，美国经济受此影响愈发不利，就连美国华尔街的一些分析师都指出，原本认为美国经济能实现软着陆，可现在硬着陆的风险已飙升至60%。所以，美国企图借关税让美国老百姓获利的说法根本不能实现。在结构仍处于转型过程中，新的格局尚未形成之际，关税战是损人害己之举。必须承认，关税战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不容小觑，但正是基于对形势的准确判断，我们才更加坚定地推进结构优化与转型，布局新动能，构建新格局。我们要做好吃苦的准备，不能对转型过于乐观，认为能轻而易举地解决消费问题。实际上，我们首先要解决收入增长问题，而这又与国内产能能否消化息息相关。这些问题相互交织，是生态体系面临的挑战，绝非一蹴而就，我们正全力以赴应对。

图片来源：上观新闻

从长期来看，美国本可凭借既有的已经固化美元的霸权地位以及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据的两大优势，即强大的市场竞争力和金融、科技创新实力，通过国际协调，与各国合作，重构全球化，解决收入再分配问题。然而，它却采取了加征关税这种极端破坏营商环境的做法，无疑是将一手好牌打烂。反观中国未雨绸缪，积极推动新动能与新格局的转换。而对于美国，长期以来其核心竞争力看似难以打破，但如今，债市、股市、汇市的“三杀”格局，已提前引发人们对美国经济未来的极度担忧。若这种担忧致使人才外流，民众“躺平”，美国的竞争力必将日益衰败。所以，短期内，我们面临着关税战带来的损人害己的巨大挑战；但从中长期视角看，我对中国的新动能和新格局充满信心。

中国始终坚定地秉持合作共赢的多边主义框架，尊重并包容各个国家自身的制度特色。无论对方是西方国家还是其他国家，只要接受中国合作共赢与多边主义的理念，我们就不会因为某个国家政府曾对我们有所指责，而放弃与那些爱好和平、支持多边主义框架的国家合作，相反，我们会积极地将各国具有的比较优势重新整合起来。我们坚决反对效仿美国以“民主”之名行霸权之实的做法，坚决抵制排斥合作共赢生态环境的行为，始终如一地坚持多边主义。

当然，在推行多边主义框架的过程中，会面临一个问题：由中国主导的多边主义，是否能赢得各国的积极响应与跟进？其实，此前已经解释过，只要我们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保持市场开放，完善合作共赢的激励机制与制度保障，不断加大市场改革开放的深度，就必然能够赢得各国的认可。毕竟，“用脚投票”是市场规律的体现，我们绝不能被动地陷入美国凭借其冷战思维，在生产力相对低下、营商环境不稳定的情况下所设置的陷阱之中。我们要以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理念，将各国团结在多边主义的旗帜之下。

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尽管当前致力于提升新质生产力和构建统一大市场的任务极为艰巨，但我们必须齐心协力，全力以赴。因为这对于我们未来摆脱冷战格局而言，是极为重要的新动能。

我们也应看到，在长周期视角下存在经济低谷情况。当经济霸权掌握在美国手中时，美国越发频繁地人为制造经济长期低迷，先是将经济利益转嫁到世界其他国家，最终甚至可能凭借霸权，从冷战思维上升到热战掠夺行为。回顾历史，一战、二战背后都存在类似阴影。我们追求和平，然而和平环境并非仅由一方就能创造。为保障更多人的和平，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安全问题，无论是经济领域面临的安全性挑战，还是军事领域遭受的安全威胁。

对此，中国必须做好两手准备：一方面，在和平时代，依靠创新驱动，全力构建以三支柱为核心的发展新动能与新格局；另一方面，倘若世界经济陷入长期低迷，面对霸权国家为转嫁国内矛盾不择手段制造冲突、引发地缘政治动荡等“黑天鹅”事件时，也要有充分的应对之策。总的来说，也就是要做好保卫和平做好反霸权反各种形式侵略的两手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