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25日，多家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确认将于2024年3月上旬出访美国。根据去年11月在美国旧金山APEC会议期间举行的日美首脑会谈成果显示，美国总统拜登将以国宾待遇招待岸田文雄此次访美行程，这也是继2015年安倍晋三访美后美国首次以同等规格礼遇接待日本首相，体现了美国对其盟友日本和首相岸田文雄本人的高度重视。此外，自民党副总裁麻生太郎（Taro Aso）与日本外相上川阳子（Yoko Kamikawa）也将于2024年1月先行访美，为岸田出访打好前站。据日媒报道，岸田将与拜登围绕针对中国的日美同盟深化、对乌克兰的持续援助和强化经济安全保障合作等方面交换意见，并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其余会谈细节尚未有更多披露。

当前，日本执政的自民党深陷“宴会券”漩涡，已波及数十位议员和内阁成员，岸田政权面临严峻挑战，岌岌可危。当此之时，岸田文雄访美的消息不仅转移国民注意力，借助外交成果改善岸田在日本民众心中施政不利的形象，更重要的是，表明了岸田文雄在短期内仍将坚守首相宝座的决心，向国际社会体现一个有序换届的日本政府形象。

政治献金的非法筹集及与之而来的政治腐败一直是日本党政的老大难问题。日本战后的四大丑闻事件（1948年昭和电工事件、1954年造船丑闻事件、1976年洛克希德事件、1989年利库路特事件）均是因为党政高官非法收受资金而直接冲击时任内阁，甚至致使其倒台。近些年间，即使是非自民党出身的菅直人（Naoto Kan）内阁与野田佳彦（Yoshihiko Noda）内阁也先后爆出非法接受捐款的丑闻，可见该问题之根深蒂固，但其中仍以自民党的情况最为严重。

去年10月，长期关注政治资金问题的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脇博之（Hiroshi Kamiwaki）向东京地方检察厅特别搜查部检举称，包括安倍派在内自民党5个派阀在近5年的政治资金收支报告书中少计入了约4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01万元），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并向东京地检特搜部附上了他调查的证据明细，其中大部分涉事资金是以政治宴会兜售“宴会券”的形式筹集的。

“吹哨人”上脇博之教授，所示材料被打码处理

来源：东京新闻

以“宴会券”形式募集政党所需资金是自民党行之有年的惯例。1948年芦田均（Hitoshi Ashida）内阁因昭和电工事件下台后，日本政府遵照联合国驻日盟军司令部（GHQ）的指示，比照1925年美国出台的《联邦贪污对策法》制定了《政治资金规正法》并交由日本国会通过，此后该法案历经多次修改逐渐形成今天的样式。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细川护熙（Hosokawa Morihiro）内阁时期，为遏制自民党愈发猖獗的资金链，细川内阁针对自民党的政治宴会提出了特别修正案以对上述法律进行修订。

依据《政治资金规正法》规定，团体或个人对政治家的捐款额在5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506元）以上时需要登记；而如果在单次政治筹款宴会中购买“宴会券”金额在2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0025元）以下时，购买者的姓名和金额就无需登记。需要注意的是，团体或个人即使是面向不同政治家购买“宴会券”，一旦超过20万日元的限额仍需加以登记。由于这一规定较为宽松，因此举行政治宴会兜售“宴会券”一直是自民党各派系均所使用的政治筹款途径，而超出部分则往往不被依法登记而被各派阀收入私囊，因此这也逐步成为非法获取“回扣”的重灾区。日本前外务省官员孙崎享(Magozaki Ukeru)指出，自民党一直口口声声说要进行政治改革，但其权钱交易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此次丑闻不过是冰山一角。更有一些日本议员在X等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无疑是让日本在国际社会面前失信出丑。

安倍晋三所在的安倍派（清和政策研究会）尽管是自民党内第一大派阀，其政治筹款能力却十分有限。自安倍过世后，安倍派的会长之位一直空悬，众成员无法选出可以服众的领导者，直至去年8月才稳定形成了以常任干事会座长塩谷立（Ryu Shionoya），以及自民党参议院干事长世耕弘成（Hiroshige Seko）、自民党国会对策委员长高木毅（Tsuyoshi Takagi）、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Yasutoshi Nishimura）、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Hirokazu Matsuno）、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萩生田光一（Koichi Hagiuda）等共计15人所组成的集体领导体制以维持派系运营，除塩谷立外所提及的5人也被视为安倍派内的核心5人而被称为“5人众”。

根据成员在政府和党内职位，以及当选次数等因素，安倍派制定了筹集政治资金的任务配额，作为奖励，超过配额的部分则会作为“回扣”补贴当事人。这些未按相关规定登记的超额资金不仅成为议员的灰色收入，更涉及到了逃税的问题，在日本民众对岸田内阁频繁增税而深感不满的当下显得尤为敏感。

内阁中涉事的四位安倍派成员，从左到右依次为：宫下一郎、西村康稔、铃木淳司、松野博一

来源：路透社

上脇博之的检举一经媒体发酵，立刻引起舆论哗然。随着事态不断演进，涉事金额也水涨船高，其中以安倍派问题最为严重，据事后调查显示，安倍派在过去5年中所涉及的“回扣”可能高达5亿日元（约合人民币2506万元），涉事人员预计将涵盖数十人。

12月14日以来，已有多名国会议员向首相岸田文雄提交辞呈，其中包括身为内阁成员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农林水产大臣宫下一郎（Ichiro Miyashita）、总务大臣铃木淳司（Junji Suzuki），此外自民党政调会长萩生田光一也宣布辞职。岸田文雄随即宣布，将由斋藤健（Ken Saito）、林芳正（Yoshimasa Hayashi）、坂本哲志（Tetsushi Sakamoto）和松本刚名（Takeaki Matsumoto）四人分别接任上述阁僚，至于其他职位的人选尚在考虑之中。

当前内阁成员中麻生派（志公会）和岸田派（宏池会）各计4人，茂木派（平成研）与无党派各计3人，二阶派（志帅会）共计2人，森山派（近未来政治研究会）、谷垣派（有邻会）、石破派（水月会）和公明党各计1人。此次内阁成员变更后，安倍派将被彻底排除出内阁之外。

“黑金”丑闻前后岸田内阁派系分布变化

来源：笔者自制

面对公众和媒体的质疑，安倍派涉事人员的遮遮掩掩与岸田文雄犹豫不决、模棱两可的态度，甚至为涉事人员开脱的行为加剧了公众对岸田内阁的质疑，将对安倍派的不满外溢到了对自民党政权整体缺乏透明度和责任感的批评。作为首相和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面临着双重挑战，他不仅要回应舆论压力、清理内部腐败，同时也考虑到派系利益分配平衡以维持党内稳定和自身政权的延续，他的决策和人事调整将决定他的政治命运和政权的稳定性。

实际上，“宴会券”丑闻所曝光的并非仅仅是安倍派的问题，而是自民党各派阀均有的行为，东京地检特搜部也正在对其他派阀的资金情况展开调查。静冈县立大学的教授竹下诚二郎（Seijiro Takeshita）表示，这些非法资金一般会被用于政客维持或增强政治人脉网络，这在日本政界是很常见的事。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岸田文雄在此次“宴会券”丑闻中的表现而充分观察到的是他为延续政权生命而展开的政治操盘水平与政党控制力，这不仅是他面对汹汹民意的一次自救，更将体现他对党内力量平衡的重新洗牌能力。

2023年间，除了“宴会券”丑闻事件外，统一教会事件，岸田任用长子岸田翔太郎（Shotaro Kishida）为首相秘书官却被曝出其公车私用、私用首相官邸等事件，以及岸田内阁力推的新资本主义政策未能有效应对日元贬值和物价升腾，其余政党高官也丑闻频频，上述种种都导致岸田内阁的支持率不断突破下限。根据朝日（Asahi）新闻于23日进行的民调显示，当前岸田内阁支持率与自民党支持率均仅剩23%，二者之和仅有46%，其余主流媒体的民调数据也大体相近，无不诉说着岸田政权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根据已经亡故的前自民党参议长青木干雄（Mikio Aoki）提出的“青木法则”，一旦内阁支持率与政党支持率之和低于50%，则现任内阁将在短期面临倒台的风险，甚至将危及自民党的下一次大选结果。

“青木法则”下历代政权支持率之和不足50%的案例

来源：朝日新闻

尽管目前并没有直接证据表明岸田文雄也卷入了不法行为，在“宴会券”丑闻成为舆论焦点后，岸田文雄还是在第一时间辞去宏池会会长职务以同宏池会保持距离。他表示，这是为了离开派阀的影响而为政治信任继续奋斗。同时，岸田还通过人员更迭的方式实现岸田政权与安倍派的切割。当然，从结果来看，这对他的支持率并没有什么作用。

但可以确定的是，安倍派被清出内阁标志着安倍晋三时期安倍派的盛极一时的结束，也意味着式微的安倍派将可能不再是自民党内最大派阀，这无疑是对麻生派和岸田派基于现实利益而达成的脆弱联盟的一次信任考验。同时，如果安倍派因此对岸田文雄怀恨在心，则已经失去政府高位的安倍派难免不会因此对岸田展开更加猛烈的批评，从而使岸田失去一大批安倍派的支持者。

但自民党党内的利益博弈还远不止此，河野太郎（Taro Kono）、石破茂（Shigeru Ishiba）、小泉进次郎（Shinjiro Koizumi）等以及在野党在内的对执政权有觊觎之心的各路人马也并非没有可能效法当年的小泽一郎（Ichiro Ozawa），以改革之名推动政治利益分配的重新洗牌。石破茂在最近的一次电视节目中不无嘲讽地说道：“等明年政府预算案通过后，（岸田）就该考虑辞职了……不管心中作何感想，起码对外总得表现出勇于担责的态度吧。”

尽管支持率低迷，所幸日本2024年并无大的选举。当前岸田文雄有两个可能的救命稻草：一是在当前的民意下，自民党的大佬绝不会逼迫岸田解散议会提前大选，也鲜有明智的政客会在此时接手这个“烫手山芋”，党内的共识应是首先度过此次危机而非撤换岸田文雄；二是岸田文雄的自民党总裁任期截止至2024年9月，他还有充裕的时间改善自身形象，尤其是自民党内一时似乎没有比岸田更合适的总裁人选，一些在公众舆论上被认为是岸田文雄潜在挑战者的候选人在自民党党内缺乏支持。

因此，岸田极力想在外交上产生突破以挽救自身形象，日美关系就是其中之一。

奇怪的是，与反应强烈的日本媒体相比，这场足以引起日本政坛轩然大波的“宴会券”丑闻事件并没有在西方的媒体上获得足够的重视。但鉴于已经有大量的政客受到此事牵连而被迫辞职，这一事件可以预见地会引发日本政坛的剧烈震荡而进行人员重组，甚至也并非没有能够危及到作为美国最重要盟友的日本的政治体系的可能性。美国的日本政治观察者、安倍晋三的传记作者托比亚斯·哈里斯（Tobias Harris）认为，这或许是一次“千年不遇的政治危机”并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的，如果岸田内阁和自民党不主动交权，那么他们在短期内仍没有失去执政地位的危险。尽管如此，岸田不断下降的声望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长期隐患，一些人甚至担心拜登会不会因此取消与岸田文雄的会晤。高千穗大学的教授五野井郁夫（Ikuo Gonoi）表示：“拜登当前最重要的事项是准备24年秋季的总统大选，邀请岸田首相访美目的在于向日本争取对美国有利的条件，并将其作为成果加以宣传。但现在拜登真的会和失去政治影响力、不知何时会被取代的日本首相进行深入交谈吗？我对此并不乐观。”

显然，一向自负在外交上颇有成就的岸田也可能因内政失分而被拜登所冷遇。自民党内也有一种声音希望岸田能把3月份的访美与在美国国会的演讲作为“谢幕演出”。不过，从美国媒体和华盛顿对日本正在面临的震荡的反应来看，拜登政府似乎并不担心岸田会因此下台。根据日本外务省的官员透露称，美方并不认为岸田文雄的访美活动会成为他的“毕业旅行”。

比起岸田文雄能否顺利成行，另一些观察家则为关注日本政坛的稳定性，他们担心日本政坛极有可能在岸田之后失去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的有利局面，再次陷入后小泉纯一郎时代“走马灯”般更迭首相的动荡局面。

这种局面无疑是灾难性的。经历过混乱的日本政界清晰地认识到，即便不能像安倍第二次执政时期一样推举出一个长期在任的强势领导人，一个有序换届的日本才有可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继承并发扬之前数代日本领导者在地区和国际上构建的良好形象，与国际社会维持更紧密的合作关系。而无论是对于日本的邻国，还是日本唯一的盟友美国而言，一个具有政策惯性和稳定内政外交风格的日本才更容易相处和捉摸。

当前，国际格局呈现明显的“东升西降”特征，美国不得不更多倚仗其盟友推行其印太战略。除了五眼联盟（FVEY）之外，“美日印澳”四边机制（QUAD）和东亚盟友体系是美国在中国周围的重要布局，这其中，又以日本的地缘位置与战略作用最为要紧。一个稳定且亲美的日本才有利于日美同盟的延续与日本在东亚地区代替美国发挥维护的作用。一旦日本首相陷入“走马灯”的困局，特别是如果稳定的自民党开始失去席位，一些非主流的民粹主义政党和激进政客可能会开始掌握权力，这本身就是一种危险，难保新上台的首相并不配合美国的战略节奏，而使美国疲于应付内部和谐，错失了与中国竞争的良机与精力。这样的局面，无论是对身处华盛顿还是东京的右翼政客而言都是不乐意见到的。

岸田文雄与北约秘书长延斯·斯托尔滕贝格举行会谈。此前日本已正式宣布加入北约合作网络防御卓越中心

来源：日本首相官邸

另一方面，岸田下台造成的权力真空势必需要由其继任者来填补，然而很难确保其继任者能有能力承担相应的责任，特别是岸田内阁所力推的，事关美国的外交与国防的关键政策。正如BBC所预计的，经历此次丑闻后，岸田内阁的在减税、外交和强化国防等方面的政府方针都可能发生改变。尽管岸田文雄在经济治理上的能力被广受诟病，甚至被民众嘲讽为“增税眼镜”，但不能因此轻视其在政治和军事上推进政策的能力。

在外交目标上，岸田所采用的基本方针是“实现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的主体外交”，使日本在气候治理、核军控、新冠疫情等国际社会普遍关心的议题上发挥作用。因此，岸田始终强调外交的实用性，在对美、对华、对韩关系上开展全方位沟通，特别是在中日关系和日韩关系上表现出重视对话及缓和关系的姿态，这与安倍时期所表现出的对华、对韩强硬外交有较大不同。

颇令人玩味的是，岸田出身的宏池会在自民党内经常被视作自由主义色彩浓重的政策性集团，而岸田却解释自己的外交方针是“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以此来回避党内保守派议员的批判。

在扩大自卫权和强化日美同盟的问题上，岸田文雄却比安倍晋三走得更远。当前，岸田文雄内阁已经达成了修改安保三文件（《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整备计划》）的共识，并计划分担一部分此前由美军所承担的打击能力。

早在23年年初日美首脑会谈期间发布的《日美领导人联合声明》中岸田文雄和拜登就达成了一致，即日美两国将致力于实现象征着飞跃式强化的“日美关系现代化”。岸田文雄所要表达的“现代化”的意思在于，日本在今后的日美同盟中将不再满足于专守防卫，而将发展一定的攻击能力以应对周边事态的复杂化，以更加对等的姿态处理日美关系和日美同盟，以突显日本在美国的印太盟友中的独特地位与作用。而拜登政府也在《国际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中强调了美国盟友的作用与贡献，对日本安保政策的改弦更张表示了欢迎。

同时，岸田文雄也在去年1月面向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演讲中评价称：“我坚信（确保日本反击·进攻能力是）继前首相吉田茂缔结《日美安保条约》、岸信介的‘安保改定’、安倍晋三的新安保法之后，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决定。”

岸田文雄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演讲

来源：日本外务省

在增加军费开支上，岸田内阁将2024年度的防卫费预算案定为7.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900亿元），他还雄心勃勃地希望能在2027年将防卫费预算增加到日本GDP的2%以配合美国要求盟友承担更多军费的要求。

简而言之，安倍晋三所想实现而未能实现的扩大自卫权与国防预算翻倍的愿望，在岸田文雄手中正在逐渐实体化，并将之作为其施政的关键任务。拜登政府已经多次表现出了其对岸田文雄的支持和肯定，期待日本能在维护美国的东亚秩序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无论是安倍派的衰落还是岸田文雄的下台造成的日本外交战略朝令夕改，一旦事关日美同盟的有效性，都将使日美两国的政客感到棘手。至于白宫愿意在多大程度上对岸田政权予以外交成果上的“方便”，在24年1月日本国会审议国防预算案及麻生等人访美时或许便可显露一些端倪。

本次“宴会券”丑闻暴露出的不仅仅是安倍派或自民党的问题，更是整个战后日本政治体制扭曲的缩影与延续。正如一些西方评论家所指出的，自民党在长期执政的同时却频频爆出类似的丑闻，是亚洲民主国家人民感到幻灭和失望的原因之一。

而日本所谓自由民主的选举政治的困境在于，即使人们对自民党的长期执政已经十分不满却很难找到一个可以替代自民党的执政党，而自民党只需要成为最不坏的选择就可以稳坐执政党地位。这样的政治现实造就了日本民众的政治冷漠。

当下，在野党向国会提交的几次不信任案均因自民党占据国会多数议席而被否决，但也足以引起执政党内部的危机感。继岸田文雄宣布对当事方进行彻查并暗示将会做出后续政治安排后，公明党干事长石井启一（Keiichi Ishii）也表示以此为契机，必须要进一步修订《政治资金规正法》和改革政治，否则自公联合政权将难以维系。

这场风波或许有可能成为推动日本政治改革的催化剂，使日本的有识之士意识到政治资金的透明化、政治责任的明确化，以及派系政治文化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至于这场风波是否能够在令和时代引发日本政治权力的新变革，以及会给中美日关系带来怎样的“蝴蝶效应”，值得我们持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