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体系是特朗普所说的“深层政府”的核心部分。在特朗普1.0时期，他曾经与美国情报体系进行了长达四年的政治斗争。在2.0时期，他很可能尝试对情报机构进行更大范围、更大力度的改造，这将会更加深远地影响美国政治以及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总统和情报体系之间发生矛盾和斗争，在美国历史上是很常见的，但特朗普担任总统时期与情报机构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则是空前的。他公开指责情报人员是“纳粹”，希望以“美国优先”原则改革情报系统，同时反对情报机构将多元主义和“政治正确”推向极致。

例如，2018年3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提出开展历时100天的“转型倡议”全方位改革计划。改革的主要特点是（1）注重实用主义，轻视道德价值推广；（2）精简机构、削减编制，破除部门利益，让情报产品更加实用；（3）坚持有所取舍，集中有限资源关注本土安全，反对自由派和建制派的对外过度扩张政策。

然而，情报系统的工作人员一直对特朗普不满。一些前任官员公开在2016年和2020年总统选举期间表态反对特朗普。他们不仅攻击特朗普的人品、业务能力、政策理念，更指控特朗普“危害国家安全”、“叛国”。情报系统的现任公务人员则通过秘密的方式表达对总统的不满和抗议，抵制特朗普的改革议程。

特朗普1.0时期与情报系统首脑之间的关系并不和睦。丹·科茨（Dan Coats）和吉娜·哈斯佩尔（Gina Haspel）分别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和中情局局长超过两年半时间，但是他们在2024年总统竞选期间拒绝表态支持特朗普。

前任国家情报总监丹·科茨

来源：CQ Roll Call file photo

科茨是特朗普的第一任国家情报总监，他与特朗普的关系在任期内逐渐恶化，最终在2019年8月辞职。科茨是典型的建制派官僚，在国家安全的各个领域，他与特朗普的立场严重不一致。例如，特朗普淡化俄罗斯干预选举，科茨坚持认为俄罗斯曾试图帮助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特朗普试图缓和与普京的关系，但科茨领导的情报机构在2019年发布的《全球威胁评估报告》中，将俄罗斯列为“对美国民主和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特朗普不希望这一报告公开，因为他一直试图改善与普京的关系。由于科茨坚持发布这一报告，特朗普对他更加不满。此外，科茨在朝鲜、伊朗核问题上与特朗普意见对立。

哈斯佩尔在特朗普1.0期间长期担任中情局局长，但她与特朗普的关系一直较为微妙，并非完全忠于特朗普的政治立场。她在情报工作上更倾向于维护CIA的独立性，坚持CIA的专业判断，而不是迎合特朗普的政策意图，这导致特朗普对她的态度较为冷淡。例如，2019年，特朗普因施压乌克兰调查拜登一事被众议院民主党人弹劾。CIA在调查过程中保持中立，没有阻止国会获取相关情报。哈斯佩尔没有配合特朗普对举报人的打压，也没有公开为特朗普辩护，导致特朗普的不满。在2020年的苏莱曼尼事件中，哈斯佩尔没有强烈主张暗杀这位伊朗高级将领，特朗普最终绕开部分情报机构的建议，直接下令空袭。在2020年大选前，特朗普希望公开机密文件，以证明奥巴马政府在2016年监视他的竞选团队。CIA反对特朗普的这一想法，使得他一度考虑撤换哈斯佩尔。

前任中情局局长吉娜·哈斯佩尔

来源：美联社

特朗普2024年再次当选总统之后，宣布提名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担任国家情报总监，约翰·拉特克利夫（John Ratcliffe）担任中央情报局（CIA）局长。两人有很多共同点，他们都曾经担任国会众议员，但理念与主流建制派有很大差别。

加巴德曾经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但在2016年大选提名中她拒绝支持希拉里，公开支持伯尼·桑德斯。她具有比较明显的左翼思想，反对干涉主义战争，大力推动医疗改革。2022年，她宣布退出民主党，并批评该党“被极端分子控制”，两年后加入共和党。

拉特克利夫也算不上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情报官员。2019年特朗普本来想任命他担任国家情报总监，但是国会参议院否决了他的提名。2020年，特朗普再次提名，他勉强通过确认程序。他虽然缺乏专业能力，但是得到了特朗普的信任。

图尔西·加巴德（左）和约翰·拉特克利夫

来源：Getty Images

加巴德与特朗普在多个政策立场上保持一致，她是民主党内部反对“深层政府”的代表性人物。2022年她脱离民主党，并宣布加入共和党，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这种现象在民主党左翼群体中并不罕见。她反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干预，反对民主党的扩张政策，反对美国卷入不必要的冲突，反对美国搞坏与俄罗斯的关系。她批评民主党为“战争贩子”，这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相契合。在2024年大选期间，加巴德帮助特朗普准备与哈里斯的辩论，进一步巩固了她在特朗普团队中的地位。2024年大选结束之后，加巴德直接参与特朗普对其他内阁成员的遴选工作，这更加说明她深受特朗普的信任。

拉特克利夫几乎是唯一一个同时在特朗普1.0和2.0担任要职的内阁成员，特朗普1.0的其他内阁成员几乎全部被弃用。拉特克利夫一直对特朗普绝对忠诚，深受特朗普信赖。在与“通俄门”调查相关的问题上，其他情报官员都不敢支持特朗普。特朗普相信拉特克利夫能够“控制”情报机构，使它们符合特朗普的政策目标。更重要的是，拉特克利夫在2020年大选前夕利用职务之便解密了一些未经证实的关于希拉里的情报，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尽管部分两党议员对他的能力表示担忧，但2025年1月他还是轻松获得国会参议院的确认程序，顺利担任中情局局长。

作为特朗普2.0情报体系的“两巨头”，加巴德和拉特克利夫对于情报工作、国家安全的理解与主流建制派截然不同。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加巴德和拉特克利夫两人对于情报工作的理念也有很多不同。尽管他们目前并未发生公开的分歧，但特朗普团队内部对于情报工作的理解并非完全一致。

加巴德可以被认为特朗普2.0内阁中与特朗普本人安全理念最为接近的人。作为国家情报总监，她每天将会向特朗普提供简报，汇报国家机密，她可以直接让特朗普更多知道哪些事情，更少知道哪些事情。加巴德认为应该收缩对于国家安全范围的界定，以便集中力量保卫那些对美国民众重要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她拒绝将斯诺登称为“叛徒”，说明她认为斯诺登泄露的很多情报并不属于她界定的国家安全范围。在这场听证会开始时，加巴德严厉批评了美国情报界的过往记录。她指责情报部门错误地认为伊拉克前领导人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导致数万名美国士兵死亡，数百万平民死亡，导致该地区伊斯兰恐怖组织崛起，伊朗实力增强。

加巴德保留了以前的左翼政治风格，主张提高情报工作透明度，关心公民的自由权利。她曾公开批评政府的大规模监控项目，尤其是《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第702条，认为这些项目侵犯了美国公民的隐私权。尽管在担任DNI后，她的立场有所软化，但她仍然支持对情报机构的监控行为进行更多的监督和透明度提升，例如要求在访问美国公民的通信数据前获得法院授权。

拉特克利夫的情报工作理念和加巴德有明显不同，他属于典型的右翼政客。加巴德强调限制情报机构权力、保护公民的自由和隐私，主张对情报机构进行改革以提高透明度和问责制。而拉特克利夫则支持扩大情报机构的权限，强调其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执行对外政策中的关键作用。加巴德曾在国会提出废除《爱国者法案》中的部分条款，旨在保护公民隐私权；拉特克利夫支持扩大情报机构的监视权限，认为这些工具对于反恐和维护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加巴德主张减少美国在海外的军事行动，认为美国应该减少卷入不必要的冲突；拉特克利夫则支持更为强硬的对外政策，强调利用情报手段维护美国的全球利益。加巴德主张对情报机构进行改革，强调透明度和问责制，以恢复公众信任，防止情报权力被滥用；拉特克利夫则支持为情报机构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权限，以确保其有效运作。

两人之间的共同点是主要的，分歧是次要的。在未来四年，他们都将会拥护特朗普的改革理念，让情报体系更加服务于特朗普的政治议程。他们将会推动情报体系“透明化”，解密很多情报，揭露很多黑幕。但情报界主流势力肯定会反对这些做法，他们担心美国的情报收集能力和情报工作的保密性遭到破坏。未来美国的情报体系将会更进一步卷入政治漩涡，情报官员将被迫向总统提供符合其政治立场的信息，这与美国情报界传统上强调的“情报应独立于政治”的原则有所冲突。但特朗普认为他的改革将会使得情报体系变得更加专业化，避免民主党将情报机构作为政治武器打击自己。特朗普及其反对者对于“情报政治化”和“情报专业化”的理解正好是相反的。

加巴德承诺对情报机构进行“根本性改革”。她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革美国的情报机构。

1. 削减预算和精简机构

加巴德在担任情报总监后，迅速采取了预算削减措施，特别是在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内部。她根据总统的命令，削减了超过2000万美元的预算，主要针对DEI项目。

2. 打击情报泄露

加巴德宣布将严厉打击情报机构内部的泄密行为，特别是那些出于政治动机的泄密。她表示，未经授权泄露机密信息的行为将不再被容忍，并将追究泄密者的责任。

3. 解雇不当行为的员工

加巴德解雇了100多名在国家安全局（NSA）的“Intelink”聊天平台上参与不当对话的情报人员。这些员工在政府的安全聊天平台上进行了涉及性别转换手术、人工生殖器、激素治疗和多角恋等不适当的讨论。她认为这些行为严重违反了职业操守和信任，因此决定解雇这些员工并撤销他们的安全许可。

4. 推动情报机构的“去政治化”

加巴德在就职后多次强调，情报机构应该保持“准确、无偏见和及时”的情报工作，“避免政治化和武器化”。她表示，“特朗普的连任是美国人民对结束情报机构政治化的明确授权。”她承诺将减少情报机构内部的政治干预，恢复公众对情报机构的信任。

5. 保护公民权利、反对不必要的监控

《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第702条一直备受诟病。尽管加巴德在确认听证会上软化了她对政府监视的反对立场，但她仍然支持对FISA第702条进行改革，特别是要求联邦调查局（FBI）在访问美国公民的通信之前必须获得搜查令。这些措施旨在恢复公众对情报机构的信任

6. 推动开放源代码情报（OSINT）的发展

加巴德支持加强开放源代码情报的整合和发展，认为这是情报工作的“第一道防线”。她计划推动建立一个独立的机构，专门负责开放源代码情报的收集和分析，以提高情报工作的效率和灵活性。

7. 改革情报机构的采购和技术发展

加巴德认识到情报机构在技术采购方面的滞后性，特别是在应对网络威胁和人工智能竞争方面。她计划改革采购系统，加快关键技术的获取速度，同时确保安全性和效率。

8. 加强对外情报合作

加巴德上任后不久，便展开了多次国际访问，旨在加强与盟友的情报合作。她访问了日本、泰国和印度，强调建立强大的情报和安全伙伴关系的重要性，以确保各国的自由和安全。她还参加了慕尼黑安全会议，并在会上赞扬了特朗普总统的和平承诺，强调情报合作在维护全球安全中的关键作用。

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上台后，也对美国情报机构进行了多项改革。其中一些内容与加巴德是重合的，但他制定了针对CIA的改革政策。

1. 削减情报机构规模与重组

在拉特克利夫担任中情局局长后，他继续推行对情报机构的改革，包括大规模裁员，削减该部门的规模。例如，他推动了中情局裁减部分负责多样性（DEI）事务的官员，并对近年来新招募的情报官员进行了严格审查。拉特克利夫认为，美国政府过于招募少数族裔、女性、性少数群体导致了工作能力和效率的下降，他们与建制派的理解正好相反。特朗普1.0时期，蓬佩奥曾经短暂担任中情局局长，但他的类似改革遭受很大阻力，没有推行下去。

2. 增强情报机构对总统的直接响应能力

拉特克利夫强调情报机构应直接响应总统的需求，而非按照传统的独立评估进行工作。他甚至在特朗普政府的行政命令下，向白宫提供了近两年新招募情报官员的姓名和首字母，这一做法引发了关于美国情报人员安全的担忧。

3. 加强总统对情报机构的领导和控制

拉特克利夫将会打击情报体系的“独立王国”现象。特朗普第一任期，CIA部分官员在特朗普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为乌克兰提供情报支持。他们的行为间接促成了俄乌关系的紧张，并且最终导致了俄乌冲突。

4. 加快情报解密进程，改革机密管理制度

他支持加快情报解密进程，并推动减少过度分类（overclassification）的问题，使情报信息更快地传达给政府和公众。

5. 弱化情报机构的公共角色

拉特克利夫推动情报机构减少在公共领域的发声，限制高官对外界发表评论，以避免被指控“政治化”。这与他主张的“情报机构去政治化”相吻合，但批评者认为，这反而使情报机构更加依赖于白宫的政治导向。

6. 削弱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

与加巴德的改革相同。

7. 加强军事情报的作用

拉特克利夫支持将更多的情报和秘密行动任务转移到国防部，减少CIA对这些任务的主导权。这与特朗普政府的整体倾向一致，即认为军方情报机构比CIA更可靠。

特朗普政府对情报机构的改革，也引起了强大的反对声音。加巴德被认为缺乏情报工作经验，她的沉默和缺乏与情报界员工的沟通引发了不安，许多员工对她的改革计划感到困惑和担忧。此外，加巴德打击情报泄露的措施被认为过于强硬，尤其是她针对的泄密事件多与特朗普政府的批评者有关。一些民主党人和媒体认为，加巴德的行动是特朗普政府打压新闻自由和政治对手的一部分，担心这会进一步加剧情报界的政治化。

加巴德在担任国会议员期间曾强烈批评政府的监控项目，尤其是《外国情报监视法》（FISA）第702条。她认为这些监控项目侵犯了公民的隐私权。然而，在担任国家情报总监后，她的立场有所软化，表示支持在适当改革的基础上保留这些监控工具。她的立场转变引发了一些民权组织的不满。这些组织呼吁加巴德公开更多关于监控项目的信息，尤其是涉及美国公民的部分，以增加透明度。

拉特克利夫支持特朗普对 CIA 进行大规模改革，包括推动裁员、减少职能重叠，并将部分秘密行动转交给国防部执行。这一举措遭到了情报机构的抵制，认为这会削弱 CIA 的核心能力，尤其是在反恐和国家安全领域，并使情报工作更加军事化。这一举动也遭到国会的质疑。情报机构内部的不满情绪可能导致更多的泄密事件，甚至出现“吹哨人”举报滥权行为。

拉特克利夫可能会推动机构内部的人员更替，使情报机构更加符合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立场，从而减少反对意见的声音。这一方面可能会减少总统与情报机构之间的分歧，但也可能使得情报工作专业化受到影响，情报官员在面临政治压力时将会被迫进行自我审查，那些特朗普不想看到的真实信息可能无法传递给特朗普本人，从而导致白宫的决策遭到误导。特朗普的支持者认为这种改革将会增加情报系统的公信力，反对者认为这将会降低情报机构的公信力。

此外，拉特克利夫强调对中国的警惕，他的改革可能会影响美国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并可能加剧美国政府和民众对华裔社区的偏见。

作为特朗普情报体系的“两巨头”，加巴德和拉特克利夫针对美国的两个主要对手——俄罗斯和中国——正在提出一些新的情报工作理念。美国的多数情报官员可能认为俄罗斯是美国选举安全的主要威胁，而特朗普政府的官员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最大“长期威胁”。

加巴德和拉特克利夫对俄罗斯的态度均相对温和，倾向于淡化俄罗斯对美国的威胁，甚至被民主党认为与俄罗斯过于亲近。她在2017年曾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会面，而阿萨德是俄罗斯的盟友。此外，加巴德在2019年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曾受到俄罗斯官方媒体的积极报道，这引发了外界对她与俄罗斯关系的质疑。尽管她在确认听证会上表示，斯诺登的行为是违法的，但她并未直接谴责俄罗斯，也没有明确表示支持对俄罗斯采取强硬政策。拉特克利夫有时采取事实上对俄罗斯有利的行动。例如，他曾解密2016年与希拉里相关的俄罗斯虚假信息，尽管情报界认为该信息可能是夸大或捏造的。

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被报道与俄罗斯过于亲近

来源：POLITICO

加巴德强调，情报机构需要将更多资源投入到对中国的战略分析中，特别是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她认为，情报机构需要重新调整其战略重点，以应对中国的挑战。她主张对中国军事开支进行大规模的直接成本分析，并公开这些分析结果，以便公众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军事威胁。她未来可能会推动美国情报机构进行改革，以更好地应对中国的挑战。她可能会支持对中国进行更严格的监控，尤其是在技术、网络安全和军事领域。

不过，加巴德在过去的言论中表现出对中国的谨慎态度，尤其是在军事和地缘政治方面显得比较务实。她曾表示反对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反对针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并主张通过外交手段和合作方式解决争端，缓和与中国的关系。在担任国会众议员期间，她仅在一次涉华投票中投赞成票，其他均投弃权票。

与加巴德不同，拉特克利夫对中国的态度明显强硬。他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明确指出，中国是美国的“主要对手”，并警告中国在经济、军事和技术领域的“全球野心”。他主张打压中国的科技公司，并主张加强情报机构对中国的关注。拉特克利夫在担任国家情报总监时，强调美国的供应链安全，并鼓励对华经济脱钩。拉特克利夫在国会作证时曾表示，在他担任DNI期间，他大幅增加了美国情报界对中国问题的资源投入。

特朗普2.0时期情报体系的对华政策将会服从于特朗普整体对华战略，不会出现特朗普1.0时期那种特朗普与下属之间因为理念不同而导致的混乱局面。特朗普上任还不到一百天，尚未制定一个系统性的对华情报政策，这一届政府是否将会把大量资源转移用于对付中国，目前依然很难做出判断。

加巴德和拉特克利夫的改革可能会在某些方面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但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和挑战，尤其是降低美国情报机构的国际信誉。

他们对俄罗斯的温和态度可能会影响欧洲的安全格局，并引发欧洲盟友的担忧。未来欧洲国家将会加快军事自主化进程，如法国和德国可能会推动建立更独立的欧洲防务体系。

美国与五眼联盟国家之间的情报合作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如果美国的情报系统被认为不再可靠，盟友可能会减少与美国的情报共享，从而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尤其是澳大利亚的情报界认为需要更加独立地制定国家情报战略，以防止受美国内部政治动荡的影响。

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组成的全球情报共享系统“五眼联盟”

来源：CTP

加巴德反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干预，并批评过去的军事行动导致了地区的不稳定。她的政策可能会减少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转而通过情报和外交手段应对威胁。这可能会影响中东地区的权力平衡，也可能会影响美国与沙特、以色列等盟友的关系。

加巴德反对DEI，可能会提高白人在情报机构中的比重，减少有色人种的比重。这将会带来双重效果。一方面，白人可能会更加忠诚于美国国家利益，白人精英可能会更加团结，美国的情报工作可能会变得更加严密；另一方面，情报机构中少数族裔成员的下降，将会减少美国的多元化吸引力，美国在渗透其他国家时可能会遇到阻力。整体上讲，特朗普的安全理念是防御性的，而不是进攻性的。

拉特克利夫曾公开支持特朗普的穆斯林移民禁令，并采取强硬的反伊朗立场。如果CIA在拉特克利夫领导下进一步推动针对伊朗的秘密行动（如破坏伊朗核计划或支持伊朗国内反对派），可能会引发伊朗的强烈反应。这可能导致整个中东地区局势更加紧张。

拉特克利夫主张调整CIA的职能，使其向国防部转移部分秘密行动职能。这可能意味着CIA未来将更多地关注传统军事对抗及国家层面的谍报活动，而不是反恐或国际犯罪侦查。这一调整可能会引发国际情报合作模式的改变，并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加强本国的情报和军事一体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