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4年1月5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正式对外发布《动荡与变革：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23》。本次推送的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远教授撰写的专题文章

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的重要历史节点，与去年相比，

今年的中日关系总体上相对平稳，主要有以下影响因素所致。

首先，负面要素存量即三年疫情中积累的负面因素，伴随着新冠疫情阴霾逐渐消散、各种交流次第恢复展开而得以有所稀释与缓解。特别是2022年两国领导人达成的“曼谷共识”，借助今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重要历史节点，在两国高层、经贸、人文等领域逐步落实。

其次，突发事件、重大事件冲击力的递减效应。主要为2022年2月突然爆发的俄乌冲突对东亚地缘政治的冲击，特别是美日等借机把俄乌冲突与台海问题相提并论的炒作。此外，围绕2022年8月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窜访台湾引发的，特别是与此相关的所谓中国导弹落入日本经济专属区、日方提出所谓强烈抗议事件的影响。最后，2022年12月日本政府正式推出“安保三文书”，将中国定位为“迄今为止最大的战略挑战国家”，由此决定今后5年军费翻倍、研制和引进战略性进攻武器等的举措等。

一、中日关系整体上处于“战略性消极状态”

虽然2023年中日关系总体相对平稳，但两国关系依然处于“战略性消极状态”也是不争的事实，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结构性矛盾的存量与增量相叠加，战略性疑虑不断深化。中日之间的领土及东海海洋权益争端、历史问题、台湾问题等---这些旧有结构性矛盾尚未解决，与此同时伴随着中日两国综合国力差距的迅速拉大，日本在国家安全的认知上，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加大和深化。这主要集中体现在作为中国近邻的“岛国”日本在“涉海”问题上的高度敏感性，如前述与2022年佩洛西窜台相关的所谓中国导弹落入日本经济专属区事件、“安保三文书”的出台等，都与此密切相关。它们的冲击力随着时间的流逝虽然减弱，但其内含的核心诉求却不断沉淀下来，显现出冷战后特别是中日GDP逆转之后，这十余年来逐渐生成的中日间“海洋安全困境”---这一新的结构性矛盾并不断凸显且与旧有结构性矛盾相关联、相叠加的特征。中日“海洋安全困境”，既与岛国的自然禀赋对海洋交通要道的特殊诉求相关，也内嵌有日本对中国崛起的认知逻辑。

其二，日本版“印太战略”多重结构的打造与深化。2023年，日本继续推展和加大针对中国的日本版印太战略的举措和力度，并有新的突破。如日本积极配合美国，特别是与韩国尹锡悦政府积极互动，通过首脑穿梭外交，营造“日韩和解”氛围。在此基础上，8月18日美日韩三国领导人聚首戴维营，这一在多边会议以外首次单独举行的三方峰会，意在美日、美韩“双同盟”的基础上，实现美日韩三国同盟关系的“一体化”，打造针对中国的东亚“小北约”。因此人们看到，在峰会形成的文件中三国宣称：“关于我们最近看到的中国在南海支持非法海洋主张的危险和挑衅行为，我们强烈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印太’水域现状的企图。”；同时，在台海问题上三国强调：“我们重申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这是国际社会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因素，我们在台湾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没有改变，我们呼吁和平解决两岸问题”云云，显然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这是美日韩三国首次以峰会文件方式针对中国正式共同发声，无疑会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产生重大负面影响。

不仅在以上传统安全领域，而在所谓的经济安保方面，日本也积极协力美国，推展“印太经济框架（IPEF）”，打造制约中国的“小院高墙”。如2023年，日本政府出台并实施限制对外出口23种半导体制造设备，并对相关环节和技术问题进行管制。其针对中国的指向性是显而易见的，目的在于配合美国遏制中国制造先进芯片的能力。这种把贸易和科技问题政治化的思维方式和举措，对中日关系造成的伤害，具有政治和经济相叠加的双重性质。

其三，提升日本版印太战略的“枢纽地区”--东南亚关键国家关系。2023年，包括岸田文雄首相在内的日本政要，频繁出访被日本视作印太战略“枢纽地区”的东南亚国家。尤其是以其中在南海与中国有领土争端的国家为重点拉拢对象。继日本外相上川阳子10月访问越南等东南亚四国之后， 11月岸田首相访问菲律宾和马来西亚，与菲律宾确认了双方加强安全保障领域的合作，并就启动使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军队相互顺畅往来的《互惠准入协定》（RAA）的缔约谈判达成一致。同时，日本决定根据今年4月设立的旨在向他国提供防卫装备的“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框架，向菲律宾提供价值6亿日元的海岸监视雷达。 12月，日本-东盟特别峰会在东京举行，在日本的推动下，峰会在联合声明中提出所谓“加强海洋安保合作”。为将东盟打造为推行日本版“印太构想”的重要支点，本次峰会上，日本又宣布向马来西亚提供预警和监视设备，向印尼提供日本制造的大型海上巡逻艇等。此外，今年10月越南国家主席武文赏访问日本，双方就把两国关系提升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达成一致。同时确认将在安保领域扩大合作，还就日本把越南列为“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OSA）的支援对象展开讨论，一致同意基于《防卫装备品及技术转移协定》推进日本向越南出口装备品。这些都基于岸田首相所强调的“越南是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的关键伙伴”的基本定位。

其四，在台湾问题上持续挑战中国底线。今年8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副总裁、前首相麻生太郎窜访台湾，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访台的最高级别政治人物。这一行径，代表了日本政客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日关系红线的行为，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信号，值得高度警惕！

二、中日关系定位的“再确认”与再出发

如前所述，尽管今年的中日关系相较去年相对平稳，但依然矛盾重重。特别

是2023年日本决定并实施将福岛核污染水直接排海后，遭到世界多国反对。中国对这一严重贻害人类生存环境的不负责任行为予以谴责，并决定全面禁止日本海产品进入中国市场。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正义、合理之举，日本却咬定全世界只有中国采取这种态度和反制手段，是别有所图。

然而，因为中日两国是搬不走的邻居，面对严峻局面，也必须不断探索如何走出困境，面向未来之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利用今年11月旧金山APEC峰会机会，习近平主席与岸田文雄首相之间的首脑外交。以中美关系在止跌企稳的关键时刻形成“旧金山愿景”为背景，中日两国首脑再次确认“战略互惠关系”的定位并赋予新内涵。习近平主席在与岸田首相的会晤中强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日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中日关系正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双方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把握正确方向。岸田则做出“希望着眼未来，增加两国关系积极因素，坚持和平共处”等积极回应。去年11月，习近平主席与岸田文雄首相在曼谷会晤并形成5点共识，对于稳定新冠疫情后的中日关系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次的“旧金山之约”，显示出在新的历史时期，两国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45周年的重要节点，重温初心，再次确认两国关系的“定位”；同时面向未来，赋予其新的内涵。不言而喻，这是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视角把握中日关系大局和取向之举，意义重大。以此为指针，双方同意本着建设性态度，通过磋商谈判找到解决核污染水排海问题的合适途径，并积极评价刚成立的中日出口管制对话机制，同意保持各层级对话沟通，适时举办新一轮中日经济高层对话、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磋商机制会议等。

以这些共识为背景，11月26日，时隔长达4年的中日韩三国第十次外长会议在韩国举行。王毅外长表示，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经济复苏缓慢，中日韩应以更进取姿态，推动三国合作重回正轨，保持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地区和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韩、日外相朴振、上川阳子表示三国是搬不走的邻居，加强合作，扩大共同利益是必由之路。为三国领导人会议做好各种准备，也是这次外长会的重要议题和目标。使人们对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经济合作的扩大，给予很大的期待。

2023年的中日经贸合作，虽然受到“经济安保”的影响，但依然保持了较好的势头。今年前10个月，中日贸易额为2564.18亿美元，与往年持平。在今年的上海进口博览会上，有多达300多家的日本企业积极参展，居外企首位。

三、愿景与展望

总而言之，今年的中日关系虽然整体相对平稳，但国民感情依然在低位徘徊，日本国民对华好感度降至新低，负面观感却高达90%以上。中美关系虽然有所缓和，但美国对华制衡总体战略并未改变。而在当前日本国内政治不断右倾保守化的背景下，希望日本很快改变偏执的中国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调整对华战略方向，是不切实际的。当务之急是继续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扩大各领域各层级对话交流，确认中日关系中的“底线”和“护栏”，增强务实合作，确保中日关系的大局稳定。与此同时，为建构契合新时代要求的、稳定的、建设性中日关系，双方应积极探索新的历史条件下两国的根本相处之道，以及新的平衡点和最大公约数。不言而喻，这是一项长期性和战略性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