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4 月，美国政治经济舞台再次因特朗普对联邦储备系统（美联储）的独立性发起挑战而波澜骤起。在全球经济仍面临多重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特朗普公开表示对现任美联储主席杰罗姆·鲍威尔（Jerome Powell）的不满，并暗示可能寻求将其免职。这一争议虽然并非首次出现，却在新的政治周期和经济环境下，再次将美国行政权力与中央银行独立性之间的结构性张力推向了聚光灯下。

长期以来，美联储的独立性被视为美国乃至全球金融稳定的基石。这一制度设计旨在确保货币政策的制定能够基于长期的经济福祉，而非短期的政治考量，从而有效履行其维持物价稳定和促进最大化就业的双重使命。然而，总统对经济表现的关切，尤其是在选举周期临近或经济面临压力时，往往使其产生干预货币政策、寻求更宽松信贷条件的动机。特朗普政府时期，这种张力表现得尤为突出，其对鲍威尔和美联储的持续施压，将对全球市场预期和政策环境产生显著影响。

特朗普与鲍威尔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一朝一夕，2025 年 4 月的“罢免风波”是这一长期矛盾在新形势下的再次爆发。理解此次事件，必须回溯其历史伏笔，并厘清双方在政策目标和制度理念上的结构性冲突。

2025年4月中旬，特朗普对鲍威尔及其领导下的美联储发起了新一轮猛烈抨击。事件的关键节点发生在4月17日，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会见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期间，面对记者提问时，毫不掩饰其对鲍威尔的不满，宣称“我不满意他”，并明确表示自己拥有罢免鲍威尔的权力：“如果我想让他走人，他很快就会离开，相信我”。在此之前，特朗普已通过其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发文，直接呼吁鲍威尔降低美联储的短期利率，并使用了极具煽动性的措辞：“鲍威尔的解雇刻不容缓！”。

特朗普的核心诉求清晰地指向了两个相互关联的政策领域：利率和关税。首先，他对美联储未能更大幅度、更迅速地降息感到极度不满。他认为美国经济中“基本上没有通胀”，因此维持相对较高的利率是不必要的，甚至指责鲍威尔“正在玩弄政治” (“playing politics”)。特朗普将美联储的谨慎与欧洲中央银行（ECB）的降息行动进行对比，暗示鲍威尔行动迟缓且错误。这种对低利率的执着追求，反映了他一贯希望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刺激短期经济增长的倾向。

4月4日，“解放日关税”推出两天后，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敦促鲍威尔减息

来源：Truth Social

其次，特朗普的施压行为与其政府在4月初宣布的全面关税政策紧密相关。这项包括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关税以及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145%关税的政策，给经济前景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鲍威尔在4月16日于芝加哥经济俱乐部的讲话中明确指出，这些关税可能会加剧通胀并减缓经济增长，这正是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采取观望态度的重要原因。特朗普似乎刻意淡化或否认关税的通胀效应，反而强调关税带来的财政收入，并将经济放缓的责任归咎于鲍威尔的货币政策。这种在关税影响评估上的根本分歧，直接导致了总统的宽松诉求与美联储基于风险管理的审慎立场之间的尖锐对立。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政府内部态度的转变。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凯文·哈西特（Kevin Hassett）在4月初曾公开表示，“肯定不会对美联储施加任何政治胁迫”。然而，仅在特朗普公开抨击鲍威尔一天之后，哈西特在4月18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便改口称，总统及其团队“将继续研究”罢免鲍威尔是否可行。哈西特甚至附和了特朗普的政治化指控，声称美联储在特朗普上任之初就加息，并指责其未能预警拜登政府支出政策带来的通胀，反而在2024年大选前降息。这一180度的态度转变，从维护独立性到探讨罢免选项并进行政治攻击，表明特朗普的施压意图在行政部门内部得到了呼应和支持，这无疑加剧了对美联储独立性的威胁。有趣的是，哈西特本人在其2021年出版的著作中曾批评过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威胁解雇鲍威尔的做法，认为这会损害美联储的声誉和美元的信誉。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称，美联储应效仿欧洲央行降息

来源：Truth Social

2025年的风波并非孤立事件，而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与鲍威尔及美联储之间一系列冲突的延续和升级。

特朗普于2017年提名鲍威尔接替耶伦担任美联储主席。特朗普打破了不连任前任主席的惯例，据报道他期望鲍威尔是一位“低利率主义者”。然而，随着2018年美国经济走强，鲍威尔领导下的美联储开始逐步加息（分别在3月、6月、9月和12月加息），以防止经济过热和通胀抬头。这迅速引发了特朗普的不满。他开始打破总统不公开评论美联储政策的长期传统，通过媒体采访和社交媒体（任期内发布超过100条关于美联储的推文）频繁批评鲍威尔加息过快、幅度过大，认为这会扼杀经济增长。

双方矛盾在2018年底急剧激化。当年12月19日，美联储宣布了年内的第四次加息，并暗示2019年可能继续加息。这一决定叠加了当时不断升级的中美贸易战、美国政府部分关门以及媒体广泛报道特朗普正考虑解雇鲍威尔等多重负面因素，引发了市场的剧烈动荡。

12月24日圣诞前夜，特朗普在推特上直接攻击美联储，称其为“我们经济的唯一问题”，批评其“对市场没有感觉”，甚至用了高尔夫球的比喻讽刺其“无法推杆进洞”。与此同时，时任财长姆努钦试图通过致电大型银行CEO来安抚市场流动性担忧，但此举适得其反，反而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当日，美国股市在交易量清淡的情况下大幅下挫，道琼斯指数暴跌65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2.7%，创下有史以来最差的圣诞前夜表现，主要股指濒临熊市边缘，整个12月份也成为自1931年大萧条以来表现最差的月份。避险情绪升温导致美债收益率下跌，美元走软，亚洲市场也随之大幅下跌。市场恐慌被形容为“基于恐惧而非基本面变化的恐慌性抛售”。

2025年3月19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出席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为期两天的利率政策会议后的新闻发布会

来源：路透社

直至12月26日，在白宫经济顾问出面保证鲍威尔职位安全，以及特朗普本人声称股市具有投资价值后，市场才迎来强劲反弹。这一事件深刻揭示了市场对美联储独立性受到威胁的高度敏感性。进入2019年和2020年，特朗普的施压并未停止。随着中美贸易战的持续，他将美联储的政策斥为“疯狂”，并将鲍威尔称为“敌人”。据报道，他在2019年夏天与白宫法律顾问私下讨论了解雇鲍威尔的可能性，并曾考虑用凯文·沃什（Kevin Warsh）取而代之。2020年3月，在全球新冠疫情爆发初期、市场剧烈动荡之际，特朗普再次公开宣称自己有权“罢免他（鲍威尔）”或将其降职，批评美联储行动“太晚”，尽管他也承认美联储采取的紧急降息等措施是必要的。

面对特朗普持续的、史无前例的公开施压，鲍威尔始终采取了坚定维护美联储独立性的立场。他在多个场合强调，美联储的独立性是“法律问题”，决策将完全基于经济数据和法律赋予的双重使命，绝不会受到任何政治压力的影响。对于特朗普的罢免威胁，鲍威尔明确表示，如果被要求辞职，他不会照做，并重申了法律规定——美联储理事（包括主席）只能“因故”被免职 ，暗示政策分歧不构成法定理由。鲍威尔的这种坚守，虽然面临巨大政治压力，但在维护机构信誉和市场稳定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

特朗普与鲍威尔之间的矛盾，根源于两者所代表的角色和目标之间的结构性冲突。这既体现了美国政治体制中行政部门与独立机构之间固有的张力，也反映了短期政治利益与长期经济稳定之间的权衡困境。

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总统通常有强烈的动机去追求短期内能够刺激经济增长、降低失业率的政策，因为这往往能提升其公众支持率和连任几率，尤其是在选举临近的时期。低利率环境有利于借贷和投资，能够制造经济繁荣的景象。特朗普对低利率的持续追求，甚至在经济表现强劲、存在通胀风险时依然如此，正是这种政治逻辑的体现。他对美联储加息的激烈反对，以及声称自己有权对利率决策施加影响，都源于这种将货币政策视为服务于其政治和经济议程工具的视角。他对关税政策的推行，虽然旨在实现贸易目标和增加财政收入，但其潜在的通胀后果却被其轻视或转嫁给美联储。

然而，美联储的制度设计和法律授权使其承担着不同的使命。国会赋予美联储“促进最大化就业、稳定物价和温和的长期利率”的双重使命（Dual Mandate）。虽然长期来看，低通胀环境有利于可持续的就业增长，但在短期内，这两个目标可能出现冲突。例如，当面临成本推动型通胀（如关税导致）或经济过热时，为了维持物价稳定（通常目标是 2% 的通胀率），美联储可能需要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如加息），即使这可能暂时抑制经济活动和就业增长。这种逆周期的、以长期稳定为导向的决策，往往与追求短期政治利益最大化的行政部门诉求相悖。

正是为了解决这种潜在的冲突和“时间不一致性”（time-inconsistency）问题——即政府有动机在事后偏离其最优的长期政策承诺以获取短期利益——现代中央银行制度普遍强调独立性。美联储的独立性，体现在其决策不受短期政治干预、拥有较长任期的理事以及独立的预算等方面，旨在使其能够专注于实现国会授予的长期经济目标，做出必要的、即使不受欢迎的政策选择。大量的经济学研究和跨国经验表明，中央银行的独立性程度与其控制通胀的效果呈正相关。特朗普对鲍威尔的任命期望（“低利率主义者”）与鲍威尔实际执行的政策之间的错位，以及特朗普对美联储独立性的公开挑战和干预企图，构成了对这一制度安排的直接冲击，也成为了双方矛盾不断激化的核心原因。这种冲突在特朗普时期表现得尤为激烈，其程度和公开性超越了以往美国总统与美联储之间的摩擦。

特朗普再次提出罢免鲍威尔，直接触及了美国联邦储备体系的核心制度安排，即其领导层的任命、任期和罢免机制，以及总统在此过程中的权力边界。理解这一争议，需要考察相关的法律条文、历史判例和潜在的操作路径。

美国《联邦储备法》是规范美联储运作的根本大法。其中第10节规定了美联储理事会（Board of Governors）的构成和成员任免。理事会由七名理事组成，由总统提名并经参议院确认，任期为14年，且不得连任（旨在跨越多个政治周期，减少短期政治影响）。

现任美联储理事会成员

来源：路透社

关键在于，《联邦储备法》明确规定，理事会成员只能“因故被总统免职” (“removed for cause by the President”)。然而，法案本身并未对“原因”（cause）提供具体定义。这为解释留下了空间，也成为了争议的焦点。

法律界和学界的普遍理解，主要基于 1935 年最高法院的 Humphrey's Executor v. United States 案判例（下文详述），认为“因故”通常指严重的失职或不当行为，例如“效率低下、玩忽职守或渎职”（inefficiency, neglect of duty, or malfeasance in office, 简称 INM）。单纯的政策分歧，即总统不认同美联储的利率决策或其他政策选择，通常不被认为是符合“因故罢免”的法定标准。然而，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解释从未在针对美联储理事或主席的司法案件中得到直接检验。

也有学者从历史角度提出不同看法，认为 INM 条款并非旨在提供广泛的免于随意罢免的“保护”，而是在固定任期本身就限制随意罢免的前提下，为特定不当行为提供明确的罢免“许可”。

另一个法律上的模糊点在于主席（Chair）与理事身份的区别。《联邦储备法》规定总统从理事中任命主席和副主席，任期为 4 年，可连任。但法案并未明确规定罢免主席（作为领导职务）的程序或标准，只规定了罢免理事（作为理事会成员）的“因故”标准。这就产生了一个悬而未决的法律问题：总统是否可以在不满足罢免理事的“因故”条件下，单方面解除某人的主席职务，使其仅保留理事身份？过去的总统似乎认为他们缺乏这种权力，但法律上存在不确定性。鲍威尔曾表示，法律不允许罢免或降级美联储高级官员，但这仍属于未经司法判决确认的观点。这种法律上的模糊性为总统试图施加影响提供了潜在的操作空间。

总统对独立机构负责人的罢免权问题，一直是美国行政法和宪法领域的核心议题。最高法院的相关判例，特别是关于Humphrey's Executor案的解释和适用，对理解当前争议至关重要。

Humphrey's Executor v. United States (1935) 案是奠基性的判例。在该案中，最高法院一致裁定，罗斯福总统无权仅因政策分歧而罢免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的一名委员，因为FTC法案规定了只能“因故”罢免。法院认为，国会有权设立具有准立法（quasi-legislative）和准司法（quasi-judicial）职能的独立机构，并限制总统对这些机构负责人的随意罢免权，以确保其独立运作。这一判决确立了独立机构负责人（特别是多成员委员会的成员）享有一定程度的任期保障，免受纯粹政治动机驱动的罢免。这一原则被广泛认为是美联储独立性的重要法律基石。

然而，近年来最高法院在Seila Law LLC v. CFPB (2020)和Collins v. Yellen (2021)两案中的裁决，对总统罢免权问题带来了新的复杂性。在这两个案件中，法院裁定，对于由单一负责人领导且行使显著行政权力的独立机构（分别是消费者金融保护局 CFPB 和联邦住房金融局 FHFA），国会施加的“因故”罢免限制违宪，侵犯了宪法第二条赋予总统的行政权和对下属官员的监督责任。法院认为，总统必须能够对行使重大行政权力的单一负责人进行有效控制，包括在必要时将其免职。

但值得注意的是，Seila Law和Collins案的多数意见明确区分了单一负责人机构与Humphrey's Executor案所涉及的多成员委员会（multi-member commissions），并似乎有意保留了后者受“因故”罢免保护的合宪性。法院强调，FTC等多成员委员会的结构（通常具有两党平衡、任期交错等特点）及其履行的准立法、准司法职能，使其与单一负责人机构不同。这表明，至少在当时，最高法院倾向于维持对美联储这类多成员独立委员会的传统保护。

当前的焦点在于2025年4月仍在最高法院审理中的Trump v. Wilcox案。该案源于特朗普政府在 2025 年初罢免了联邦功绩制保护委员会（MSPB）和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NLRB）的成员，这两个机构均为多成员委员会，其成员同样受到法律规定的“因故”罢免保护。下级法院依据Humphrey's Executor判例裁定罢免无效并要求复职，而特朗普政府则上诉至最高法院，并明确要求法院推翻或至少大幅限缩Humphrey's Executor的适用范围。此案的结果将直接关系到Humphrey's Executor判例的未来效力，以及总统对所有受“因故”罢免条款保护的独立机构（包括美联储）负责人的罢免权范围。即使美联储并非该案的直接当事方，但Wilcox案的判决无疑将对鲍威尔及其他美联储理事的法律地位产生重大的示范效应和潜在影响。

此外，存在一种观点认为，即使Humphrey's Executor判例被削弱，美联储也可能因其独特的历史地位和在维护国家经济金融稳定中的核心作用而被最高法院作为特例处理。例如，阿利托大法官在2023年的一个案件脚注中就曾提及美联储的“独特性”。特朗普政府的律师在Wilcox案的辩论中也试图将美联储排除在讨论范围之外。但这终究取决于最高法院最终的裁决逻辑。

特朗普再度威胁罢免鲍威尔，不仅是法律和制度层面的挑战，更对金融市场的稳定运行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构成了实实在在的压力。市场的即时反应、货币与财政政策互动的扭曲以及美联储沟通可信度的受损，都清晰地反映了这种压力。

金融市场对政治干预中央银行独立性的行为极为敏感，历史和现实都提供了佐证。回顾 2018 年底的“圣诞惊魂”事件，市场反应剧烈且负面。在美联储加息、贸易战升级、政府关门以及特朗普考虑解雇鲍威尔的传言等多重压力下，美国股市经历了灾难性的下跌。而本次特朗普再次发出罢免威胁后，美国和全球市场立即做出了类似的负面反应，即出现一连串避险式迁移，几乎涵盖所有主要资产类别：

首先，风险资产领跌。4月18日亚洲早盘，标普500期货一度下挫1.3%，纳指期货跌近0.8%；日经225与台湾加权指数跟随回落，单日跌幅均逾1%。4月21日收盘，道指连跌第四日并录得970点跌幅，创年内最大单日点数跌幅；标普500与纳指均下挫超2%。进入盘后，CME电子盘显示，道指、标普500和纳100期货分别反弹0.3‑0.4%，投资者尝试抄底。

2025年4月21日，一名交易员在纽约证券交易所

来源：路透社

其次，美元遭遇抛售。美元指数（DXY）一路滑落至98.16，创三年新低；对手货币全面走强，欧元突破1.15，瑞郎升至0.807，日元写下七个月新高。离岸人民币也短线走高，显示“去美元”交易在亚洲时段迅速蔓延。债券市场演绎“熊陡”行情。10年期美债收益率攀至约4.40%，周涨近15个基点；30年期收益率一周飙升48个基点，为1982年以来最大单周涨幅，而2年期小幅回落，凸显市场同时计价“通胀溢价上升”与“政治性降息押注”的错位预期。

大宗商品方面，黄金刷新历史高点，一度触及每盎司3370美元，年内涨幅扩大至26%。受宏观需求担忧和美元疲软双重影响，Brent原油回落至66.8美元／桶，铜铝等工业金属呈分化走势。波动率指标同步抬头。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CBOE VIX）连升四日，在28‑30区间高位徘徊，较月初飙升约40%；加密资产亦获资金追捧，比特币冲高至87500美元上方，进一步彰显市场对“非主权避险”标的的青睐。区域外溢效应同样显现。海湾股市领跌，沙特TASI指数当日收低0.7%，地产龙头Dar Al Arkan跌幅超过5%，说明“美元资产重估”压力已传导至石油美元圈及其他高β市场。

这种市场反应模式并非偶然。大多数投资者和经济学家倾向于一个独立的美联储，因为它能够更可信地致力于物价稳定目标，其政策路径也相对更可预测。政治干预则会引入额外的噪声和不确定性，使得市场难以判断和定价未来的政策走向。因此，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攻击，本身就被市场视为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并会迅速反映在资产价格的重估之中。

总统对美联储的干预企图，尤其是在特定的财政政策（如关税）背景下，显著加剧了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增加了“财政主导”（Fiscal Dominance）的风险。

财政主导是指政府的财政状况（高额债务、持续赤字）迫使货币当局采取迁就性政策（如维持低利率、购买国债）以帮助政府融资或减轻偿债负担，从而牺牲物价稳定目标的现象。虽然传统上认为财政主导主要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但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包括美国）公共债务水平的急剧上升，也引发了对这一风险的担忧。特朗普要求美联储降息，恰逢其政府推行可能导致通胀上升的关税政策，并且可能伴随着延长减税政策（如哈西特提及的税收法案 ）带来的财政赤字压力，这无疑增强了市场对于财政需求可能压倒货币政策独立性的担忧。

关税政策在其中扮演了特别复杂的角色。关税本质上是一种财政工具（增加政府收入）和贸易政策工具，但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直接触及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领域。关税通过提高进口商品价格，直接推高通胀水平，至少在短期内如此。同时，关税及其引发的贸易摩擦和不确定性，可能抑制企业投资和消费者支出，从而减缓经济增长。这就给美联储制造了一个典型的“滞胀”困境：通胀上升的同时经济增长放缓。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履行其双重使命变得异常困难。为了抑制关税带来的通胀压力，美联储可能需要维持甚至提高利率；但为了应对经济增长放缓，又可能需要降息。鲍威尔在讲话中明确指出了这种两难局面，即美联储的双重使命目标可能因关税而处于“紧张状态”。

更重要的是，特朗普政府的财政/贸易行为（实施关税）直接制造了促使美联储倾向于采取更紧缩政策（或至少保持谨慎）的经济环境（通胀风险上升），但政府本身却反过来要求美联储采取更宽松的政策（降息）。这种内在的政策矛盾和冲突，使得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异常困难，张力显著增大。美联储的政策响应，无论选择哪种方向，都可能面临来自白宫的批评。

此外，总统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攻击以及由此引发的政策路径不确定性，本身就会推高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研究表明，政策不确定性的上升会抑制企业的投资和招聘决策，以及家庭的消费意愿，对经济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这种由政治干预引发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加了美联储判断经济形势和制定恰当政策的难度。

研究进一步表明，在政治日益两极化的美国社会，公众对美联储的看法本身就带有党派色彩。许多民主党支持者倾向于认为美联储偏向共和党，而共和党支持者则反之。这种“党同伐异”的感知会影响公众对美联储的信任度、对其独立性的评价，进而影响他们的宏观经济预期（如通胀预期）以及接收和处理来自美联储信息的意愿和方式。特朗普的攻击，尤其是指控美联储存在政治偏见，会进一步强化这种党派滤镜，使得美联储更难与那些视其为“异己群体”（out-group）的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其政策意图可能被误解或忽视。

面对这种局面，美联储陷入了沟通困境。一方面，它需要保持透明度，向公众和市场解释其政策决策的依据（例如，解释为何在面临关税带来的通胀风险时维持利率不变）。另一方面，它又要极力避免卷入政治争论，以免进一步损害其独立和中立的形象。鲍威尔的回应策略——反复强调法律赋予的独立性、决策基于数据和双重使命、不评论政治人物——正是这种困境下的谨慎选择。虽然有研究表明，通过强调制度设计、非党派目标和政策绩效的战略沟通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认知偏差、提升信誉，但在持续、高调的政治攻击下，这种沟通的效果必然受到限制。

回顾历史，美联储赖以维系的“远离党派、专注长期”原则，一直是美元信誉与全球金融秩序的压舱石。特朗普再度挥舞罢免大棒，使这块基石罕见地出现细纹：总统权力边界被推向司法审查，央行独立性的市场溢价被迫重新定价，长端利率与避险资产的剧烈波动则以最直接的方式提醒世人——政治噪音会瞬间放大宏观不确定性。

回顾2018年“圣诞惊魂”，再到今日“关税滞胀”阴影下的罢免风波，同一剧本的一再上演并非偶然。其背后，是行政部门追求短期增长与央行守护长期稳定之间难以调和的结构张力，更是当代美国高度极化的政治现实在货币政策层面结出的苦果。无论最高法院最终如何裁定“因故”罢免的适用范围，无论白宫与美联储下一步关系如何演变，残酷的市场定价已先行昭示：一旦央行决策被视作政治工具，投资者对未来信号的解析将迅速失焦，通胀风险溢价与金融波动率随之抬升。

在此意义上，2025年4月的这场冲突不仅是特朗普与鲍威尔的个人对垒，也不仅关乎一次加息或降息的技术取舍，而是一次关于制度可信度的压力测试。结果如何，终将写入美国乃至全球市场对“美联储规则”的集体记忆，久久回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