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大保护理论、政策与科学研究》

（复旦智库丛书）

李琴 马涛 沈瑞昌 著

梁玲 责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22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正式宣布，被誉为“中国淡水鱼之王”的长江白鲟已经灭绝。这种曾经在长江中自由游弋的珍稀鱼类，如今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和影像资料中。

长江流域流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流域内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受到各种形式人类活动的影响，面临着多种不同形式的挑战。

长江白鲟的消失，给我们敲响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警钟，也标志着长江生态系统的危机。

长江病了，病在哪里？该如何系统性修复？我们应该认识到，生物多样性资源是人类文明起源、发展和繁荣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之一，生物多样性保护正是长江大保护的重要切入点。

01 长江流域生态要素时空配置最有利于文明孕育和发展

纵观人类文明史，任何一种文明都在特定自然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全球主要大河流域的生物多样性，特别是生态过程的多样性，从远古到近现代，由于人类活动影响，已经被烙上了深深的人文的或文化的印迹，形成了生物与文化多样性的协同进化。

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 J. Toynbee）的研究，中华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文明之一，也是持续时间最长和唯一的从未中断过的文明。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学界有两种说法：主张单元论的认为，中华文明最早起源于黄河流域，再由黄河流域向其他流域扩散，长江流域农耕文明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继承和发展；主张多元论的认为，中华文明在多处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分别起源，再融合成现在的中华文明。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农耕文明都起源于一个独立的、封闭的自然地理单元，而中华农耕文明与它们不同，起源于多个相对独立的但又没有重要地理屏障隔离的自然地理单元，这就为中华农耕文明多元起源、相互间不断融合提供了自然地理条件。

本研究支持多元起源论。长江和黄河都是中华民族的摇篮，长江流域的农耕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认为长江流域文明起源要早于黄河流域。据考古史料记载，旧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属于“猿人”阶段的人类化石，是长江流域人类活动悠久历史的有力证明。中华文明的不断延续与繁荣发展得益于我国境内有两条东西走向的大河流域——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两者之间还有便于中华祖先迁移的地理廊道——汉水流域和东部平原。两个流域之间的文明不断交融与更替发展，支撑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华文明发展。

由于长江流域东西走向，除了源区处于高原山地气候，其他上游、中游和下游区域同处于同纬度亚热带湿润季风区，生态要素配置大体相同，又有能通航的长江干流联系起来，因而长江全流域农耕文明有着共性——稻作文明。但长江流域又有多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包括长江流域的宜昌以上的鄂西至宜宾一带和四川盆地，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汉水流域、洞庭湖流域、鄱阳湖流域和安徽沿江地区，以及长江下游的河流两岸和长江三角洲平原地区。在不同的相对独立的自然地理单元，长江流域农耕文明的文化又极具多样性，如巴蜀文化、楚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赣文化、客家文化、徽文化、吴文化、越文化和江淮文化等，各种文化既有共性又有明显的差异，最终融合成完整的长江流域农耕文明。南宋以后，长江流域更是成为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心。鸦片战争以后，工业文明传播到中国，最早工业化的城市主要也分布在沿着长江河口向上游的上海、武汉和重庆等地。进入新时代，我国的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海岸带经济带将形成“T”字形的战略构架，起到引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历史使命。

长江流域干流两岸的温度适宜的平原与盆地区域的陆表生态要素及空间配置特征，不仅非常有利于长江农耕文明的发端与繁荣，也有利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发展。因此，长江流域也是全球所有河流中自然资源和生态要素时空配置最具优势的大江流域之一。

长江流域自然与人文地理特征由流域的地形地貌、地理位置和人类活动共同决定。长江流域的地质构造极为复杂，跨三江褶皱系、松潘甘孜褶皱系、秦岭褶皱系、扬子准地台、华南褶皱系等不同地质构造单元；各区的地质发展历史差异很大，经历过重大地质事件，如第三、四纪冰川期，塑造出了多样地形地貌，包括高原、峡谷、山地、丘陵、河流和湖泊；全流域经度、海拔高差跨度大，因此光照、气温、降雨量和土壤类型等在流域内差异极大，且受到不同人类活动强烈影响。相比于世界其他主要大河流域，长江流域极具独特性和唯一性。

长江流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流域面积大，它有世界上同纬度地区最大的通江、浅水和草型并受东南亚季风密切影响而变化剧烈的湖泊群，其干流河道曲折，支流密布，径流量巨大，流域内的河漫滩、湖滨和河口滨海沼泽发育良好，这样河流、湖泊和沼泽形成结构与生态过程复杂、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巨大的湿地生态系统，在地球同纬度地区具唯一性；流域内具有国际意义的生物多样性关键地区数量非常多，包括青藏高原高寒湿地、秦岭大巴山地区、川西高山峡谷地区、滇西高山峡谷地区、湘黔川鄂山地地区、两湖平原湿地区域、长江河口湿地区等；全流域内存在全球意义或在生物进化中最有代表性的物种、各种生物类群中的关键类群；具有特殊植被类型或特殊生态系统类型、生态系统、物种和遗传多样性3个层次上的生物多样性程度极高；全流域内主要栽培植物、家养动物和淡水鱼类种质资源丰富。根据瓦维洛夫的研究，长江流域是世界上八大农作物起源中心之一。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具有巨大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全球生物多样性每年为人类创造的服务价值远高于经济生产总值，据Costanza等（1997，　2014）研究，1995年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约为33万亿美元，当时全球国民生产总值（GNP）约为18万亿美元；2011年全球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达125万亿美元，而全球GNP约为68.85万亿美元。

目前，人类生存与经济社会发展主要还依赖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巨大服务功能。以长江流域为例，陆域森林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是长江流域生态系统的核心部分，它们在维持全流域生物多样性中起重要作用，湿地是调控长江流域水资源、水生态和水环境的主要场所。陆域和湿地保护、修复和调控是维持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的根本途径。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流域内生物多样性越来越受到各种形式人类活动的影响，面临着多种不同形式的挑战。

长江流域干支流不同江段的生态安全面临着多种形式的人为干扰，不同方式的人类活动对长江上中下游流域生物多样性已造成了巨大的威胁。长江全流域非法捕捞、排污、挖沙、航道和港口建设等，正在导致水生生态系统退化、水生生物物种多样性下降、水体富营养化、洪水调蓄能力降低和供水能力不足等问题，少数湖泊甚至面临萎缩、消亡的威胁。

长江源头区由北源楚玛尔河、南河当曲和正源沱沱河组成，面积10多万平方公里。源头区面临着高寒草甸过度放牧、植被破坏和过度垦荒、外来物种入侵等威胁，特别是气候变化导致雪山的雪线上升，加之基础设施如交通建设造成大量表土流失，造成草甸生态系统和湿地生态系统脆弱性增加，生物多样性保护面临挑战。

长江上游流域区是指金沙江至宜昌段，总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主要威胁是干流和各支流的水电站密布，所修建的大坝将彻底改变长江干流与重要支流的水沙过程，导致许多珍稀特有鱼类洄游场所和栖息地消失。《长江流域生态系统评估》的研究显示，水电梯级开发不仅影响陆地生态系统质量，还显著影响水生生物多样性，给下游河流带来水位下降甚至干涸的风险；中上游的大渡河、青衣江和岷江干流子流域土壤流失问题突出，2000—2010年土壤侵蚀增加，中度以上侵蚀面积增加。上游石漠化区域内的生态系统尤为脆弱，农耕活动导致植被退化与水土流失。

长江中游流域区是指宜昌至鄱阳湖湖口段，流域面积约68万平方公里，占长江全流域面积约37％。流域内有两湖平原和江汉平原等，是河流和湖泊分布最密集区和水资源最丰富区，主要威胁是不合理围垦等湿地开发利用，导致湖泊数量急剧减少和自然湿地面积急剧缩小，人工湿地显著增加。《长江流域生态系统评估》的研究显示，中下游的沼泽湿地面积大为减少，湿地生态系统退化。

长江下游流域区是指鄱阳湖湖口至长江河口段，面积约12万平方公里，占长江全流域面积约7％。主要威胁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各类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均大幅度增加；流域重大开发工程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多重影响，水污染、水环境和土壤污染问题突出，废水及污染物排放向中上游转移。

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特别是全球气候变化）的双重作用决定长江流域的生态演变趋势和生态安全。

长江病了，病在哪里？如何系统性修复？这是目前长江系统性保护的关键和难点。我们应科学认识生物多样性资源是人类文明起源、发展和繁荣的最重要物质基础之一；科学认识生物多样性保护是长江大保护的重要切入点；科学认识生物多样性保护、长江大保护、长江经济带发展和中国强起来之间的重要关联，事关中华民族与文明的延续与繁荣。

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分布有4300多种水生生物，其中鱼类400多种（含亚种），包括170多种长江特有种，是全球水生生物最丰富的河流之一。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多样性是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标志。多年来，人类活动的干扰依然是威胁水生生物的主要因素，如过度捕捞、水域污染、拦河筑坝、航道整治、岸坡硬化、挖沙采石等，导致流域特别是河流生态系统生态演变逆向——严重退化或碎片化，显著影响了物种栖息地、生物多样性组成，特别是长江流域河流和湖泊生态系统健康与鱼类多样性组成和维持。

已有研究结果表明，长江河流和湖泊中的水生生物保护形势严峻，长江水域生物多样性指数持续下降，珍稀特有物种资源衰退，中华鲟、长江鲟、长江江豚等极度濒危，“四大家鱼”早期资源量比20世纪80年代减少了90％以上。Zhang等（2019）研究预计，分布于长江的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长江白鲟已于2005—2010年灭绝。

长江江豚是生活在我国长江流域中的两种淡水鲸类动物之一，也是长江江湖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标志之一。近年来，长江豚类的栖息环境遭到明显破坏，2022年农业农村部组织实施的长江江豚生态科学考察结果显示，长江江豚种群数量大幅下降趋势得到遏制，但极度濒危状况仍未改变。当前，长江流域水生生物中列入《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的濒危鱼类物种达到了92种，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附录的物种已经接近300种，水域生态修复任务非常艰巨。

流域生态系统是“山水林田湖草”的生命共同体。同一个流域是由降水量和地表径流把流域内“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各部分联系在一起，其中湿地特别是河流的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和水灾害集中反映了“山水林田湖草”系统各部分之间发生的生态过程，这一生态过程决定了流域生态系统和各子系统的结构与功能。流域生态系统的食物网中最重要和最敏感的是水生生物。因此，评估与维持长江流域生态系统健康最重要的标志是水生生物多样性。

作为流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是否健康的主要指标——水生生物特别是鱼类的多样性，应当在实施长江大保护战略中受到高度关注。因此，要从全流域尺度共抓大保护，全面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工作，根据水生生物保护和水域生态修复的实际需要，在生态功能重要和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科学建立水生生物保护区；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进一步修复水生生物重要栖息地和关键生境的生态功能；坚持上下游、左右岸、江河湖泊、干支流有机统一的空间布局，把水生生物和水域生态环境放在“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中，全面布局、科学规划、系统保护、重点修复。

长江流域是一个完整的自然地理单元，流域“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必须实施生态修复工程，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和系统保护，拯救濒危物种，强化长江流域鱼类和珍稀特有水生物种保护，实施长江十年禁渔，禁止非法捕捞，加大增殖放流力度，促进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与恢复。特别是对以中华鲟、长江鲟、长江江豚为代表的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加强栖息地保护、全面加强水生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