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制前我们也稍微讨论过要讲些什么。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感兴趣，以下是我原本想说的内容……

在播客里，我们最开始回顾了为什么过去20年里，城市经济研究领域会迅速扩张。

我们一致认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定量框架、工具和数据（无论是新数据还是老数据）得到了极大改善和普及，使得我们能以更有力的方法探索城市现象。同时，城市本身的现实面貌和公众认知也发生了重大变化。90年代和2000年代，全球特别是南亚和东亚地区经历了大规模城市化，全球人口中城市居民首次超过了农村居民。在发达国家，许多大城市的人口不再流失，伴随着大规模的城市复兴，经济也开始复苏。这些变化让“城市”重新成为媒体、公众和政策讨论的焦点，尤其在美国和英国尤为明显。

如果稍微大胆一点，我们甚至可以梳理出一条“城市影响力之线”：从1998年布鲁金斯学会都市中心（Brookings Metro）的成立，到2002年《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出版；2011年《大西洋城市》（The Atlantic Cities）的上线，以及同年《城市的胜利》（The Triumph of the City）的发布；再到2014年《卫报城市版》（Guardian Cities）的推出。而CFC本身也属于这股潮流的一部分——2005年在IPPR内成立，2007年独立运营。

学术界当然也注意到了这些变化，并作出了回应。但不同的城市研究群体，反应方式各不相同。所以，我认为，理解“城市经济”研究领域如何在不同学科内部扩展，是厘清我们谈论“城市经济研究”时所指为何物的重要一步。

在这个领域里，两个最大的分支是城市经济学和经济地理学。先说清楚，我本人是经济地理学家，但我大量使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和方法。我喜欢数据，主要做定量研究，也跟定性研究背景的合作者一起做混合方法项目。因此，在这个讨论里，我的研究框架接近经济学，但我并不是“纯正经济学家”。

过去20年，城市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迅速壮大。一个直观的指标就是学术会议的规模变化。2009年，我参加了第一次在旧金山举办的城市经济学协会（Urban Economics Association, UEA）会议，当时不过是区域科学大会上的一两个小会议室，参会人数大概50人。如今，UEA每年在美国和欧洲各举办一场大会，每次都有数百人参加。

会议规模变大，部分是因为理论、工具和数据的进步。在播客里我们也提到过，90年代和2000年代城市经济学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将90年代新经济地理（New Economic Geography）的模型（主要来源于贸易理论和内生增长理论）与60、70年代的城市体系和城市模型文献结合起来（相关文献见这里、这里和这里）。而且，城市经济学近年来也不断与宏观经济学、公共经济学、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创新研究等领域交叉融合，使其研究议题远超传统的交通、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这些核心话题。[1]

2004年，Henry Overman曾指出城市经济学的两大弱点：一是对“地点”的定义不够精确，二是对案例研究（以及相关证据）的使用不足。这两个问题现在怎么样了？第一个问题已有所改善——随着空间数据集的丰富，研究设计能够更准确地界定研究单元（甚至可以用来重新定义城市地区）。但第二个问题仍然存在。在我看来，城市经济学对外部学科的引用和方法借鉴比以前更多了，虽然这些外部洞见最终往往会被转化为经济学框架或模型。[2] 例如，Jane Jacobs和Anna-Lee Saxenian，虽然本身不是经济学家，却成为了城市经济学中的经典引用。但总体来看，城市经济学家与城市社会学家之间的交流仍然不够，导致新想法的交叉融合有限，多是“重新发现”已有观点。我稍后还会回到这个问题。

经济地理学同样发展壮大，但轨迹更为复杂。简单来说，经济地理学不仅研究“经济活动发生在哪里及为什么”，还涵盖了其他几乎所有学科的空间分布问题。毕竟，任何现象都有其地理分布！看会议就能直观感受到——全球经济地理大会（GEG）规模庞大，方法多元，跨学科特征明显。

这种广度也带来了影响。许多经济地理学者，面对学科扩张的压力，反而趋向于“去空间化”——地理空间背景存在，但变得隐性，很少被当作研究对象来直接探讨。Andrés Rodríguez-Pose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就已深刻讨论了这种趋势，如今这种现象更加普遍了。

举个例子，我在UCL共同主持了经济地理研究小组，成员们关注城市经济等相关议题，小组非常活跃高产。但有趣的是，真正以“地理学家”自我认同的人其实很少。[3] 小组成员中有人绘制地图、做空间数据分析，有人研究城市治理，有人关注特定地方的经济社会结构，但更多人其实是城市规划师或者其他背景的研究者。他们研究的话题五花八门：全球价值链、护理行业、劳工组织、工业4.0、金融化、平台经济……空间在这些研究中是隐含的，但很少成为显性主题。

我认为，经济地理学的这种“异质性”是其一大优势：现实世界的问题复杂，必须综合多种视角和方法，才能得出有深度的洞见。但“去空间化”和缺乏统一理论框架，也导致了定义模糊、内聚力不足的问题。

面对这种局面，不同学者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有些人尝试创造自己的融合语言或统一理论；有些人则更为防御，尤其是对经济学派系的靠拢持警惕态度。[4]

这种紧张关系并不新鲜，但至今仍在持续。去年，Henry Yeung发表了一篇堪称权威的经济地理学综述，但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几乎没有涉及定量地理、空间数据科学、复杂性研究或城市经济学。而同期Trevor Barnes和Shaina Potts的回应文章也没有。类似地，在关于是否可以做“比较城市分析”的学界争论中（以定量派与批判派对立为主），也能看出这种深层的学科分歧。

那么，城市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的关系是什么呢？正式来说，算是一个“状况复杂但极度单向”的关系。地理学家（包括我自己）花了大量时间思考彼此的关系，而经济学家似乎兴趣不大。最近一次有经济学家积极介入这场对话，还是2004年Henry Overman在《JOEG》的那篇文章，以及2005年Gilles Duranton和Andrés Rodríguez-Pose在《EPA》的回应。

但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不仅是“经济学家vs地理学家”的问题。经济地理学内部自身，也存在着一场定量派（靠近经济学）与定性批判派之间的持续张力。

听起来似乎有些悲观？其实我认为，现在的局势比过去要积极得多，有三个原因：

第一，城市经济学对定性研究者的引用，往往是因为后者能提供细致入微的微观基础，支撑定量模型和回归分析。这种“从定性到定量”的研究路径，可以产生非常丰富的成果，也正是跨界经济地理学者的比较优势。例如，我最喜欢的一篇关于产业集群的经济学论文（Arzaghi和Henderson 2008年关于曼哈顿广告公司的研究），就是基于大量半结构化访谈展开的。而我和Georgina Voss、Emma Vandore也试图用类似的方法，研究伦敦“科技城”集群（虽然最终写了三篇论文）。[5]

第二，确实存在一批个人学者横跨经济学和地理学，如Maryann Feldman、Michael Storper、Dani Rodrik、Karen Chapple、Simona Iammarino和Ian Gordon。这些人对我的学术道路影响深远。

第三，更重要的是，有很多机构、团体和会议，正在积极搭建桥梁。比如：LSE的EGSE研究组、LSE-牛津国际增长中心、GEOINNO会议、利物浦地理数据科学小组、图灵研究院的SAD播客和讲座，还有可惜已经停办的SEG青年学者组织。多伦多大学的School of Cities等新兴城市研究平台也在发挥类似作用。

当然，也许不意外的是，我提到的很多组织和项目都在LSE，因为那里集中了大量空间经济学家和经济地理学家。这样的“集群”非常重要！正如创新扩散需要时间，通过合作、交流和学术流动，新的跨界规范也正在逐渐形成。

所以，如果你希望做既结合地理又结合经济学的城市经济研究，如今其实有很多路径、很多组织、很多同伴可以借力。未来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现在这条路，正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进。

最后，特别感谢Dani Arribas-Bel、Neil Lee和Liz Moor对本文提出的精彩建议。当然，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