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题人」

社区领导的非营利组织进行了伟大的工作，但当他们那些影响变化的能力终结时，需要城市和国家介入吗？The Bonston Globe最近讨论非营利组织对城市发展的影响。作者Claire Dunning。

在两家当地非营利组织的领导下，位于牙买加平原海德广场长期空置的圣礼教堂将被重新开发为混合收入住房和社区表演空间。基层组织阻止了之前将教堂改造成豪华公寓的计划，并帮助确保在这个以士绅化、种族化迁移和贫富差距为特征的城市中，重建项目包括经济适用房。

这则消息有很多值得庆祝的地方，包括海德广场的计划延续了波士顿非营利性组织主导的城市发展的传统。然而，这段历史也揭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或许是令人不舒服的教训：即当我们依赖私人组织来解决公共问题时，什么会发生，而什么不会发生。

在波士顿，重建的前景和风险并不是什么新问题。在20世纪50年代的城市重建计划中，波士顿西区和南端区的纽约街街区被推土机铲平后，波士顿人开始对波士顿重建局（BRA）自上而下的重建计划产生了警惕。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BRA宣布重建下罗克斯伯里部分地区的计划时，居民们意识到联邦政府在住房不安全、破旧的地区投资的潜在好处。他们也明白这种计划所预示的风险，包括现有家庭无法返回家园的流离失所，以及在情况好转之前往往会变得更糟的衰败加速。

这种担忧是有根据的，特别是在黑人居民中，鉴于系统性的歧视，他们很可能处于工资阶梯的最底层，并居住在被列为重建的地区。他们也是最不可能与市政厅有关系的人。在波士顿，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的说法，即城市更新意味着“迁移黑人”。

作为回应，黑人居民利用他们的经验，要求在波士顿平等地获得住房、工作、教育和扶贫支出。他们组织起来反对为修建新的高中和高速公路而清除居民区的计划。他们还在1967年成立了非营利性的下罗克斯伯里社区公司，创建了一个能够接受拨款、与BRA谈判的法律实体，并最终赢得开发权，“让新房子建成……我们想要的方式。”

这是一项开创先河的协议，次年，南端区的波多黎各活动家复制了这一协议。1968年，400名居民以“我们不应被搬迁”为口号，成立了非营利的紧急租户委员会，以应对市政府拆除19号地块上房屋的计划。反对BRA的持续行动为该团体赢得了监督该项目的权利，他们将该项目改名为维多利亚别墅。该组织为家庭和老年人建造了住房，为小企业建造了店面，建立了社区中心，并建造了一个让人联想到波多黎各的广场。

到20世纪70年代，非营利组织已经在波士顿的城市重建中站稳了脚跟。到20世纪80年代，这座城市已经成为该领域的全国领导者。曾经对将责任外包给非营利组织持怀疑态度的市长政府开始看到，表现出积极响应、包容和财政审慎会带来政治收益。对非营利社区发展组织的财政支持开始来自马萨诸塞州立法机构、福特基金会和波士顿的商界。

也许没有什么比1988年将征用权授予基层的达德利街社区倡议（DSNI）更能体现非营利组织在城市重建中的首要地位了。该组织发起了一项名为“表明立场，拥有土地”的运动，市长雷·弗林（Ray Flynn）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能够执行城市征用权赋予DSNI的“权力，让他们可以为自己做一些事情”。它也确实做到了。DSNI获得了1300块土地的控制权——其中很多被遗弃了——并建立了一个社区土地信托基金，建造了经济适用房和社区空间，并将该地区发展成为一个“城中村”。弗林称这是明显的“双赢”。

在一个又一个社区，波士顿的非营利组织证明了他们可以建造住房，并通过提升被市政府排斥在外的居民的愿景、价值观和声音来实现这一目标。非营利组织接手的不仅仅是住房。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这些私人组织开始在住房到卫生、艺术到公园、教育到经济发展等领域补充——有时取代——公共服务的提供。

我们有理由为非营利组织越来越多地参与城市治理而欢呼。许多社区团体参与其中，而且现在仍有许多。然而，很少有人指出它的缺点：越来越多的资助和依赖非营利组织来满足社区需求，使得不平等现象持续存在。

一旦边缘人群的需求得到非营利组织的支持，那些群体在市政机构的传统运作之外得到最好的服务的想法就根深蒂固了。这一神话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不断变化的政治气候相吻合，当时的政治气候倾向于私人解决公共问题。它还让地方、州和联邦政府从解决种族主义和经济不平等的实际工作中解脱出来。

弗林市长在20世纪80年代末对DSNI的支持，与他的政府在波士顿市中心推行的发展项目相比，显得非常不同。在弗林的领导下，BRA见证了数十亿美元的建筑热潮，进一步提升了这座城市的士绅化程度，并推高了租金。总的来说，在塑造达德利广场的未来方面，这些位于市中心的项目比DSNI所做的贡献要大得多。尽管这个基层组织在该社区开展了工作，但达德利广场正变得越来越贫穷，种族隔离越来越严重。这是一个完美的例子，能够说明非营利组织在推动美国城市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变化方面能力有限，也提醒我们，为什么像DSNI这样的努力既重要又不充分。

非营利组织的领导者们充分认识到，在处理小型本地组织的重大结构性问题时，他们所能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然而，他们接受有总比没有好，他们知道承认他们工作的缺点可能会危及资金、合作关系和声誉。

因此，前进的道路不在于依靠个别组织，而在于在地方一级和地方以外政策变化。现在需要的是对塑造了波士顿的过去并继续塑造其现在的种族主义进行诚实的清算。

正如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和普罗维登斯的实验所表明的那样，该市拟议的赔偿委员会可能是实现这种清算的一种方式。这些努力是为了应对植根于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种族不平等，并通过城市重建、划定红线和其他歧视性做法而延续。补救手段包括直接的现金支付、社区投资和政策建议，以促进健康公平、重新设计学校课程、创建家庭维修基金，以及改革治安和量刑做法等。其中一些努力涉及非营利组织，另一些旨在重建和改革公共机构，以降低非营利组织参与的必要性。

下罗克斯伯里、南端区和达德利广场的居民为之奋斗的美好未来尚未到来。但如果我们能以历史、经验和其他城市解决同样问题的例子为指导，这并非遥不可及。